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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户部、兵部，这三个尚书都是一品大员，听着都吓人，可说白了就是三把钥匙，一把管人，一把管钱，一把管兵，谁的钥匙孔更大，那得看皇帝今天心情怎么样，也得看国库里是叮当响还是堆满银子，边疆上是太平无事还是狼烟四起。

吏部手里攥着的是“人”，全天下文官的升迁调动，考评好坏，都得从他那儿过，他笔尖一动，就能决定成百上千号人的官帽子是戴是摘，唐朝那会儿，五品以上的官想拿到任命状，都得经过吏部考功司，到了明清，更不得了，“京察”“大计”这两件大事就在他们手里，考语里给你写个“浮躁”，你这辈子仕途就算走到头了，它就像朝廷的一个大门阀，谁想进来，谁得出去，都得先问问它，所以官场上都管吏部尚书叫“冢宰”，私底下喊一声“天官”，那声音里，全是敬畏跟巴结。

户部呢，管的是“钱”，田里的税，关口的税，盐巴的专卖，运河的粮食，全国的银子都得先流进它那十几个司，再决定往哪儿花，它一道命令下来，说今年某地免税，那地方的老百姓就能喘口气，它一个折子上去，说要加税，那底下的州县官就得连夜敲锣打鼓去催缴，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家，户部尚书张学颜搞了个一条鞭法，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徭役都折算成银子，一年就给朝廷多收了二百万两，这权力多大，可钱袋子再鼓，也得看皇帝的脸色，嘉靖皇帝想修道观，天启皇帝想造大炮，户部尚书兜里有钱也不敢说不，只能点头哈腰地掏。

兵部，听着最威风，管的是“兵”，武官的选拔，驿站的快马，士兵的名册，调兵的凭证，理论上全天下的兵马都归他调遣，可这“兵权”两个字太扎眼了，皇帝晚上睡觉都不踏实，怎么可能让一个人既能调兵又能发号施令，明朝搞京营，后来又分团营，清朝雍正爷干脆设了个军机处，就是一点一点把调兵的权力从兵部手里抠走，到了清代，兵部尚书能直接指挥的，也就是管管绿营兵的档案，算算驿站喂马的草料，至于京城的八旗兵，各地驻防的八旗兵，甚至抓小偷的巡捕营，那都得皇帝或者皇帝最信任的王爷说了算，这就很尴尬了，堂堂一品大员，连城门口一队兵都调不动。

说到底，这三把钥匙，都拴在皇帝的裤腰带上，皇帝一高兴，吏部尚书就能让自己的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皇帝一皱眉，户部尚书就算抱着金山银山，也只是个大账房，这根链子是松是紧，决定了谁的权力能一下子鼓起来，谁又在一夜之间变成空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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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安史之乱前，吏部确实最牛，开元年间，每年几千个官排着队等吏部挑选，尚书大笔一挥，说你这人不行，太浮躁，去别的地方当个小官吧，谁都不敢吱声，可仗一打起来，郭子仪、李光弼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才是爷，靠军功直接当宰相，兵部尚书反而成了个好听的头衔，兵都在藩镇手里，到了宋朝，重文轻武，吏部的地位还是高，可管钱的权力被“三司使”分走一大块，户部尚书成了个“副财神”，地位好像降了点，可手里管着实际的进出账，日子过得比前朝还实在。

明朝嘉靖、万历那几十年，户部尚书突然就成了香饽饽，北边要防着蒙古人，东南要打倭寇，一年几百万两的军费，全指望户部去凑，那时候有句话，叫“吏部掌印，不如户部掌银”，张居正当首辅，自己还兼着吏部尚书，可想推行改革，还得先让户部把账算明白了，钱够不够花，同一时间，兵部尚书就倒霉了，经常当替罪羊，蒙古人打到北京城下，兵部尚书丁汝夔被砍了头，跟日本打仗，石星直接死在了监狱里，兵权被皇帝、内阁、太监几拨人撕来扯去，尚书就剩下盖个章的份儿。

清朝刚开始，吏部又神气起来了，康熙皇帝要整顿官场，把考核大权又交回吏部，三品以上的大官，先由吏部给你写评语，是“称职”还是“浮躁”，再拿给皇帝画圈，明珠、索额图都当过吏部尚书，趁机安插自己人，拉帮结派，雍正皇帝上来，搞了个军机处，六部都成了办事机构，可吏部还管着文官的饭碗，地位没怎么掉，户部因为“火耗归公”这些改革，权力也大得很，一度被人叫“小内阁”，兵部就彻底没声音了，连调一队兵去剿个匪，都得拿着皇帝亲批的文书，尚书就是个画押的。

真正让这三位尚书权力乱成一锅粥的，是太平天国那会儿，咸丰皇帝觉得绿营兵不行了，就让地方大官自己想办法筹钱、自己招兵，这就好玩了，户部尚书管不到地方的厘金，兵部尚书调不动曾国藩的湘军，反倒是两江总督这些封疆大吏，手里既有兵又有钱，等仗打完了，朝廷想重新把权力收回来，吏部还是那个管官帽子的，户部因为收海关税、厘金，富得流油，兵部呢，继续缩水，最后到光绪二十七年，连“兵部”这个牌子都给摘了，换成了“陆军部”。

所以你要问这三部尚书谁更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看皇帝想让谁厉害，吏部尚书门生再多，也扛不住皇帝一顿板子，户部尚书金山银山，也挡不住皇帝一道抄家的圣旨，兵部尚书看着威风八面，可连自己家门口的兵都调不出去，他们手里的权力，从来不是写在官职品级里的，而是写在皇帝脸上的“浮动汇率”，今天高，明天低，后天说不定脑袋就没了，真正的赢家，只有那个坐在龙椅上，随手挪动棋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