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上海，华灯初上。福州路的书寓（高级妓院）里，一个刚刚谈成一笔大生意的宁波籍富商，挥手屏退了那个弹着琵琶、唱着吴侬软语的苏州姑娘。
他今晚不想听靡靡之音，他想听点“劲儿大”的。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低声对车夫说：“去虹口，找个会唱咸水歌的广东地方。”
在那个以苏州风情为尊的上海滩，这是一种极其小众的选择，也藏着这座城市风月场里，一条隐秘的鄙视链和势力版图。
吴侬软语定风华：风月场的“普通话”
当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一个巨大的移民熔炉。天南海北的人涌入这里，也带来了家乡的口音、口味和脾气。在这座城市的另一面，那片被称作“花国”的烟花柳巷里，同样划分着清晰的“地域版图”。
毫无疑问的王者，是苏州籍的高级妓女。她们是风雅的代名词，一口吴侬软语，一曲评弹小调，就足以让城中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魂牵梦绕。她们的语言、曲调，甚至成为了整个行业的“普通话”和“行业标准”。可以说，在老上海，想做高级妓女，学一口苏州话是入行的第一步。她们贩卖的是一种“文化体验”，消费的不仅是美色，更是一种对“江南才子佳人”风流韵事的想象。
夹缝中的乡情：宁波帮的“家乡牌”
在这苏州风情一家独大的局面下，其他地域的女子如何生存？
浙江，尤其是宁波商帮，在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但他们家乡的妓女，却始终打不进主流圈子。她们大多盘踞在小旅馆里，属于中等偏上的“住家野鸡”。为了招揽客人，她们主打“家乡牌”：做地道的宁波菜，开热闹的宁波麻将局。她们也会唱歌，但上海本地人听来，总觉得她们声音“太吵，带着鼻音”，唱的歌也“粗俗”。她们更像是为那些在商场上厮杀一天、想找个地方用乡音放松一下的浙江老乡们，提供的一个临时“同乡会”。
大脚“异类”的突围：广东女人的硬核生存
真正的破局者，是广东女人。她们是这个风月场上的“异类”和“硬骨头”。
她们的方言与吴语体系截然不同，这天然形成了一道壁垒，但也让她们成为了广东商人们的“专属”，在那个环境下，乡音就是最好的慰藉。晚清名士王韬初见广东妓女时，印象最深的是她们那双“8寸长的大脚”。在那个以三寸金莲为美的时代，这简直是惊世骇俗。但这双天足，也让她们行动自如，别有一种健康风情，尤其吸引见惯了弱柳扶风的西方人。
她们的规矩也同样独特。不像苏州妓女那样在自己寓所设宴，而是把酒席定在饭店里，乐师陪同，按时计费，超时加钱，商业规则感极强。她们不唱戏曲，而是唱带着咸咸海风味道的“渔夫的歌”。其中最特殊的一支，叫“咸水妹”，她们是船夫的女儿，见惯了洋人，只做外国水手和商人的生意，甚至懂几句英文，在当时的国人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
需求决定市场：百年“花国”的生存法则
这场没有硝烟的“花国暗战”没有绝对的赢家。苏州妓女始终占据着“高级”和“风雅”的制高点，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文化符号。而特立独行的广东妓女，则凭借其高度的独特性和清晰的客户定位，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到了三四十年代，她们的地位不降反升，甚至开始“挂牌营业”，有了固定价格，不再是随便可以接触的了。
百年之前上海风月场里的地域之争，其实是今天大都市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一个缩影。无论是苏州帮的“文化输出”，还是广东帮的“坚守本色”，都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生存法则：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里，你究竟是该削足适履地融入主流，还是该将自己的“不同”打造成最犀利的武器？这个百年前的声色江湖告诉我们，需求决定市场，而差异化，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
吴侬软语定风华，粤女天足立沪涯。
乡音难改乡客觅，风月场中亦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