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3年夏天，成都军区发生了一件小事。
副司令员李文清下基层调研，走到雅安某团的炊事班，看到一位年轻炊事员在洗菜，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
小伙子抬头一笑：“松滋的。”
李文清点点头，没说什么，转身就走了。
可当天晚上，这个小伙子破天荒地做了一锅红烧猪下水。
他知道，这位副司令是老家人，也知道他曾经因为猪下水的事，和另一个松滋人闹翻了几十年。
这事儿，在军区大院里，是个谁都知道却没人提的“陈年旧账”。
李文清，1910年生在湖北松滋。
他的故事太多，从参加红军到打过长征，从失去右眼到授衔少将。
但有一件事，始终像根刺扎在他心里。
1932年，红军物资紧张，吃顿肉都算奢侈。
那年春天，他带队打下一场仗，缴获一头猪。
他让炊事班把猪宰了，给连队弟兄们改善伙食。
炊事班长是周树槐，也是松滋人，私下里几个炊事员动了心思，把猪下水留下了，自己吃了。
这事被李文清发现，他勃然大怒，把周树槐当场吊起来打。
打得很狠，腰都打折了。
后来部里有人劝他：“你俩是老乡，这么下手，有点过了。”李文清一句话：“谁破坏纪律，就是对不起全连弟兄。”
从那以后，周树槐落下残疾，被调去后勤。
他再没跟李文清说过一句话。
几十年，两人住同一个大院，一个副司令，一个副部长，见面就擦肩而过。
那时候的军人，不轻易服软。
更别说对一个曾让自己终身残疾的人开口。
可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转折点不是靠时间，是靠选择。
1960年代，李文清因“与贺龙关系密切”被审查。
专案组找到了周树槐，说得很直白：“你要是能证明他有历史问题，这事就好办。”
谁都以为，周树槐会借机反咬一口。
可他坐在那，沉默一会儿，说：“他是党员，我证明。
我不会说假话。”
调查组的人都愣住了。
有人还试着劝：“你仔细想想，1932年那事，是不是可以再…”
周树槐站起来，拐杖一杵：“我说了，不说假话。”
后来有人问他：“那你不恨他？”
他只回了一句：“恨，但不能乱说。”
这不是谁都做得到的事儿。
那时候，专案组的审查手段不轻，谁都怕被牵连。
可他还是那样说了。
这一笔，李文清记了一辈子。
李文清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直。
年轻时是“李瞎子脾气最冲”，年纪大了也没改多少。
可他有自己的底线。
这底线，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
1931年红军行军路过松滋，他得知地主李学武——就是那个霸占了他妻子周幺妹的人——组了民团来对抗红军。
李文清带队突袭，冲回老家，想亲手抓住李学武。
可人早跑了。
他一把火烧了李家大院，回到部队后被指导员一顿批评。
李文清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革命。
指导员跟他说：“你要报的，不是个人的仇，是阶级的仇。”这话他记了一辈子。
再后来，他的右眼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弹片划伤的。
因为没条件治疗，拖成了失明。
贺龙从前线赶来，把他送到延安做手术，还开玩笑：“以后脑壳不疼了，成’李瞎子’了哈。”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说话都带着点苦中作乐的味道。
1952年，李文清回松滋探亲。
离家21年，老房子早没了，父母也下落不明。
他在村口碰到周幺妹，早已嫁了别人。
她哭着说：“我没照顾好爹娘，也怕你回来报复。”
李文清只说了一句：“不怪你，只怪世道。”
临走前，他留下了一笔钱，再没回过老家。
几十年过去，周树槐一直没原谅他。
但也没背后讲过一句坏话。
那种沉默的克制，反而比痛骂更重。
直到1980年代，李文清因病住院。
有一天，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进病房。
李文清一眼认出来了。
他愣了好久，开不了口。
周树槐也没说话。
两个人就那样互相看着，谁也没动。
直到十几分钟后，李文清坐起身，轻声说：“你来了。”
然后，两人抱头痛哭。
从那天起，过去的事，再没人提起。
参考资料：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传 第5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
罗平汉主编，《贺龙年谱（189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华中师范大学史料研究中心口述档案整理项目，《红军老战士口述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