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奸（小说）
汪胜兵
图片选自网络
上世纪九十年代，爷爷刚刚从粮食局干部位置上退休，闲暇时间一下子多起来。这时候，不少以前的老战友、老同事纷纷来拜访他、看望他，其中来得最多的就是吴爷爷。
吴爷爷也是一九四六年参的军，是爷爷的老战友，和爷爷一样，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济南的战役。每当吴爷爷到来，整个家里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他们谈工作、谈生活、谈国家政策、谈当前的形势，不亦乐乎。爷爷在晚年有这样一个老伙计陪伴，让他不感到寂寞和孤单，我们真为爷爷高兴。
可是有一天，我从门外听到爷爷和吴爷爷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争吵了起来。只听吴爷爷对爷爷说：“老张，你要为党的形象负责！那个时候的政治风向，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左右的，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我看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劝你不要向有关方面反映这个情况，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是当时整个时代造成的。”这时，爷爷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老吴，这些年我经常会想到黄仁发，心中不免隐隐作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是从一个人的良知，还是从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讲，当时我都应该说出事情的真相。尤其是这几年，当年的老伙计也都纷纷去世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把事情讲出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当年的真实情况，而是把遗憾带进棺材里，我觉得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没办法向子孙后代交代。”听爷爷说完这些话，吴爷爷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陪着爷爷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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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问爷爷：“谁是黄仁发？您那天和吴爷爷在争吵什么？您有什么实话没有讲出来？”见我这么说，爷爷缓缓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眼睛里流出一行浑浊的泪水。
爷爷告诉我，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平安县城，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分子。黄仁发是我们张家湾人，绰号“二狗子”。他在省城读过两天书，日语是个二把刀。日本人进城之后，这小子竟做了汉奸，给日本人当起了翻译官。这帮遭天杀的日本鬼子杀人杀红了眼，见人就杀、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没少祸害老百姓。这“二狗子”鞍前马后为日本人服务，比如向老百姓传递日本人的通告、派发良民证、征丁征粮，老百姓恨死他了，都在骂他是日本人的一条狗，有人甚至把“二狗子”的祖坟都给挖了。可“二狗子”知道后并不在乎，依旧为小鬼子鞍前马后。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二狗子”用大喇叭把村民召集在村口的稻场上，男女老少排了五六排。外围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日本军官牵着狼狗，狼狗吐着舌头一阵狂吠。老百姓衣衫褴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与其说是冻得发抖，不如说是害怕到了极点。
只见日本军官对“二狗子”耳语了一番，“二狗子”清了清嗓子，开始对老百姓训话：“乡亲们，根据可靠消息，有新四军伤员藏在你们村。你们只要把人交出来，皇军可以既往不咎，还会重重有赏；否则的话，大家伙今天都得死！你们可要想清楚了，皇军可不会给大伙太多时间。”
“二狗子”说完，有人偷偷骂了一句“狗汉奸”。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日本人见人群中迟迟没人指认新四军，显得极为恼怒，又对“二狗子”叽里呱啦说了一通。“二狗子”这时又对人群喊话：“大家伙听着，皇军很生气！从现在开始，请你们指认哪一位是新四军伤员，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如果三分钟之内没人回答，每两分钟皇军就会杀死你们当中的一位！”
这时，为了保护新四军伤员不被暴露，民兵队长二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对鬼子喊话：“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新四军伤员！和乡亲们无关，你们要抓就抓我吧！”话音刚落，一群持枪的日本兵在日本军官的授意下，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捅向了二柱，二柱仰面倒在了血泊当中。人群开始骚动，老百姓满是愤怒。此时，日本人已经架起了机枪，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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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二狗子”连忙安抚日本人：“太君，太君！既然新四军伤员已经被我们击毙，已经达到了此次目的，也极大震慑了抗日武装分子。今后我们要对新四军和游击队进行清剿，还需要这些老百姓给我们上缴粮食和军需用品，留着这些人对皇军大大的有用啊！”随后，“二狗子”又对老百姓说：“皇军已经答应饶恕你们了，还不快谢谢皇军！大家伙快散了吧！”在“二狗子”的周旋下，人群渐渐退去了。
大家伙心里都明白，今天如果没有“二狗子”，全村男女老少恐怕都得死。可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不少人恨他，背地里依旧叫他“死汉奸”。
爷爷又说，后来鬼子完蛋了，日本人投降的第二年，我就参加了解放军。退伍之后，我被组织安排到地方上工作。50年代初期，国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清算大地主大汉奸，有人举报了“二狗子”黄仁发，他就这样被揪了出来。大家伙心里跟明镜似的：黄仁发除了征兵派粮、向老百姓传送日本人的通告，并没干多少坏事；相反，如果不是他，老百姓要遭更多罪，会有更多人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可在当时的政治风向下，谁会替一个“老汉奸”说话？大家伙都选择了集体沉默。而我是张家湾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日本人占领县城后祸害老百姓的亲历者，可我也选择了沉默。就这样，“二狗子”被工作队抓到了县城，后来听说被枪毙了。
这件事成了我心中的一根刺，我真后悔当时没说出实话，没为“二狗子”说一句公道话，我的良心时刻受到谴责。无论是从做人的良知，还是从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讲，我都应该说出真相。所以我准备写一份材料，向有关方面反映黄仁发的历史问题——或许他不算一个好人，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儿孙们的帮助下，这份材料很快寄给了有关方面。
两个月以后，爷爷收到一个很大的信封，里面是党组织发来的批复函，最下方赫然写着八个字：同意为黄仁发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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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份批复函，爷爷站在阳台上仰望天空，许久没有说话。突然，他猛拍了一下大腿，对着我们大声说道：“好！好！”一连说了两个“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