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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栖真寺，又名栖真教院、上洞寺、灵洞寺，位于兰溪市六洞山景区。这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创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至今已历经104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兰溪市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佛教圣地之一。

    栖真寺的创建者是一位名叫“如契”的僧人。寺院创建之初，命名为灵洞寺，而民间俗称为上洞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灵洞寺改名为栖真教院。清《光绪兰溪县志》记载：“栖真教院，在灵洞山，俗呼上洞寺。宋太平兴国八年，僧如契建。旧名灵洞，祥符中改兹额。”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的侄子苏迟被任命为婺州知州，并在此后长居婺州（今金华市）。婺州知州之职，相当于如今的金华市委书记，其职责不仅关乎地方官场风气的清浊，更直接影响着百姓的福祉。苏迟是一位勤政为民，以身作则的好官。在婺州知州任上，他推行德政，致力于改善民生，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真正尽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深受百姓爱戴。志书记载他“有惠政，父老为立生祠。”

    众所周知，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两代八位最著名散文作家。这八位作家中，苏迟家就占了三位，这三人即苏洵、苏轼、苏辙，而苏迟正是苏辙之子、苏轼之侄、苏洵之孙。

    苏迟对兰溪六洞山情有独钟，他曾经多次来六洞山游玩，生前就在六洞山栖真寺东侧选定墓地，为自己建好生圹。苏迟去世后就安葬于此。

    苏迟之子苏策，生前在福建、台州等地当官，去世后安葬在苏迟墓旁。此后，苏迟墓园成为苏氏家族墓地之一，有多位子孙后代去世后安葬于此。苏氏另一处较大的家族墓地在金华县赤松乡境内的法性院旁。

    苏迟的曾孙苏林，担任过严州建德知县、衢州知州、福建提举等官职。苏林在文学方面也非常优秀，他大量收录陆游诗文，并付诸刻印。由于曾祖父苏迟之墓在兰溪栖真寺东侧的缘故，苏林对栖真寺也感情深厚。南宋嘉泰四年（1204），栖真寺建立观音阁，苏林撰《栖真教院观音阁记》。

    苏林去世后，也葬于苏迟墓旁。苏迟、苏策、苏林，生前名声显赫，去世后，都长眠于六洞山的青山绿水之间，其墓地历来为文人雅士所感怀，因而就有了“小三苏墓”之称。

    栖真寺的僧人们视墙壁上的四君子题名如瑰宝，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珍贵的文化印记。时光流转，直至元末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四君子题名已在墙壁上存在198年，但那些墨迹依然清晰如昨，仿佛在低语着历史的回响。

    栖真寺主持介眉上人，是一位深谙古学的高僧，每当他凝视这些苍劲有力的题名时，内心总是涌起无限敬仰。为了防止岁月的侵蚀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湮灭不彰，介眉上人不惜重金，请来能工巧匠，将四君子题名临摹后，镌刻在石碑之上。石碑安置在堂前的廊屋里，便于更多信众和文人雅士瞻仰。

    更令人称道的是，介眉上人还邀请了当时文坛泰斗宋濂为此作记，宋濂欣然应允，他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在其作品《栖真院灵洞题名后记》中，饱含深情地记录了这段佳话。人世沧桑，栖真寺中这四位君子题名的墙壁和石刻，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难觅踪迹。然而，宋濂这篇《栖真院灵洞题名后记》，犹如一盏永久不灭的明灯，照亮了这段尘封往事，使我们得以重温这段深情的历史记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人。英敏强记，通五经，工诗文。洪武初奉命主修《元史》，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等，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生平著作甚多，有《宋学士文集》等。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初期，栖真寺被废。赵志皋的《灵洞山房纪事》记载：“宋太平兴国八年，僧某卓锡兹山，建栖真寺……后以嘉靖初年废。”

    嘉靖初期栖真寺被废，应该与嘉靖皇帝崇道毁佛相关。嘉靖15岁当上皇帝，到60岁去世，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当上皇帝后沉迷道教，逐步实行毁佛政策，史书上是多有记载的。栖真寺被废后，其土地产权归私人所有，几十年后，寺院所在地荒草萋萋、满目萧然。

    万历二年（1574）九月十八日，这天秋高气爽，兰溪藏书家陆瑞家专门来六洞山考察，并写了一篇标题为《三洞纪》的游记。据游记记载，陆瑞家前往位于山顶的白云洞考察时，就是从栖真寺这边上山的。当时栖真寺边上的苏迟墓还在，偌大的墓园草木丛生，景象荒凉。游记还记载,以前栖真寺中有苏迟像，后来栖真寺所在的山地产权归唐姓人家拥有，“则裂像、坏垣、且破其室。”

    万历五年（1577），兰溪籍政治精英赵志皋由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政见不合而遭到打击，被迫离开京城，贬任广东按察司副使。路过兰溪时，赵志皋用巨资买下了六洞山栖真寺所在的山地，随即规划在原址上建造灵洞山房，并在灵洞山房后面地势稍高的山地上重建栖真寺，因而于万历八年（1580）在该山地上预先建造了观音阁。

    万历九年（1581），赵志皋再遭贬职，就辞职回到兰溪，在栖真寺故址上建起了灵洞山房。

    赵志皋担任首辅后，其声望更上一层楼。恰逢陈太后恩典，将全套《大藏经》颁赐给名山大寺。赵志皋上疏为栖真寺乞请，陈太后感其心诚，准其所请，栖真寺遂得全套《大藏经》，共计六百多箧。为妥善珍藏这部佛教至宝，栖真寺专门建造了藏经楼。自此，栖真寺名声远播，香火鼎盛，四面八方的信众纷纷前来参拜祈福。这套《大藏经》因其珍贵价值，被奉为栖真寺的镇寺之宝。

    明末崇祯九年（1636）十月，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考察六洞山期间，曾寄宿栖真寺。作为一名以野外考察见长的旅行家，徐霞客此次行程的重点在于地理与地质勘察，因而在游记中并未提及栖真寺的《大藏经》。

    傅增湘于1933年农历四月十九日游览栖真寺，作《金华兰溪游记》。傅增湘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又是学识一流的大藏书家，他要看栖真寺的《大藏经》，当然不是难事。

    傅增湘在游记中写道：“寺内屋宇初完，大殿后为藏经阁，贮明肃皇太后所赐全藏。嘱寺僧开橱检视，审为正统五年刻板、万历十九年重修，增入四十一函，共为六百三十七函。绫帙锦函，尚存旧装，惟迭经兵燹，已有残佚。”据此可证，《光绪兰溪县志》记载的“（赵志皋）上疏乞请，领得藏经六百余箧。”准确无误。据傅增湘所审，栖真寺这套《大藏经》是明代正统五年（1440）刻板、万历十九年（1591）重修的版本。

    郁达夫(1896一1945)，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1933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他游览了栖真寺，并写下了著名的游记《兰溪洞源》。他写道：“栖真寺后殿，有藏经楼，中藏有明代《大藏经》半部，纸色装潢完好如新，还有半部，则在太平天国的时候毁去了。”可见到了民国年间，栖真寺这套历经沧桑的《大藏经》依然有半部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此外，郁达夫还在栖真寺的墙壁上题诗一首：“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月明洲畔琵琶响，绝似浔阳夜泊舟。”这首诗以秋天的兰江为背景，融入了浔阳江头的意境，展现了郁达夫对江南风物的独特感悟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樾园、别署寒柯。浙江龙游人。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民国时期曾任司法部次长，代理总长。还担任过龙游县志总编纂及浙江省通志馆馆长。平生旨趣尽在金石书画、画学论著、方志编纂，为近代著名史学家、鉴赏家、书画家。

    余绍宋于1941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参观栖真寺，写有《游灵洞山记》。他在游记中写道：“寺有明万历间所颁大藏经全部，咸同兵燹，遗失不少。发现纸墨如新，每函十册，函面册面皆明代宫锦所装，良堪宝贵。中有补抄者数十册，则疑为咸同时人所为。据光绪十四年《志》载’原有六百多箧，近尚存五千余册’，然予观之，有大柜十具，每柜满贮，断不止此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栖真寺所藏的《大藏经》被移交给浙江图书馆收藏。2011年，通过多方努力，栖真寺从北京故宫请回了《大藏经》影印本并将其珍藏于寺中，成了我国江南地区保存整套《大藏经》影印本的寺院之一。

    栖真寺，这座历经上千年风雨洗礼，见证历史变迁的千年古刹，承载着丰富的宗教与人文内涵，是研究宋元以来兰溪佛教发展和地域文化演变的宝贵资源，值得后人细细品味与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