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尾，服务社通过司、政、后三大部门，让每家每户进行认购煤气罐的登记。很快，我们就告别了煤球炉，使用上了清洁能源。
初期，服务社每周派两次车，前往六十公里开外的兰州炼油厂去拉，然后放置在服务社马路对面的换气站。
煤气罐从颜色上，分为两种：灰色和蓝色。灰色的高瘦，自重轻些，可能在八公斤左右。它的内存能燃烧多些，是大家的首选，每罐1.80元。蓝色的矮胖，死重，内存无法燃尽，剩下的液体很多，便宜些，1.60元一罐。在仅存尾货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带“蓝胖子”回家。
换煤气属于重体力劳动，最初是我爸的任务。可惜他经常出差，少则两、三天，多则两个月。我妈也一样，是个响当当的省级劳模，“五七工厂”百来号妇女同志们，大大小小的事情，够她忙活的。况且，她跟我爸一样，也时常出差。去甘肃省物资局排队批条子，拿生产资料的采购指标，去其他工厂商谈采购车床、模具、润滑油、手套、擦机床的旧布……林林总总， 不胜枚举。
生长在这样的双职工家庭里， 我姐和我这样的“钟点工”, 被逼着需要想办法换煤气。
第一大难题是拆不下来紧密的气压阀。那一刻，只能等待邻里人家的叔叔出现。他们臂腕有力，左手固定，右手转动，三五秒钟搞定。
第二大难题，两层楼，共十四级楼梯。大家伙，要抬下去挺不容易。
第三大难题，需要去政治部食堂，借架子车。
第四大难题，固定架子车，让大家伙上车。
第五大难题，卸不下来。一般会请换气站的叔叔帮忙。
这一程，感谢的话，要说无数次。
回程呢，装满了10公斤压缩气体的罐子，更重，更难。
看到人家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一手即可提溜着空罐子下楼，随后，将罐子轻挂在自行车后座。车铃一响，一骑绝尘。
政治部七号楼
反观政治部七号楼一门，人口性别不平衡的状态，是历史遗留问题。
服务社除去提供米面粮油之外，会在大家冬菜耗尽之后，提供些从兰州市里调拨来的新鲜蔬菜，在北面的一处三开间的铺面开卖。
蔬菜的量绝对不保证，听说空车返回的情况也有。只有在夏季，去拉菜的车次频密些，然后在六点半与七点之间开门售卖。
临时需要的人手，会叫服务社其他工作岗位的阿姨们，过来帮忙。
而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暑假中，会提前很久去排队等待。有时是听信了谣言，说车子一到，即会卸货开卖。这样的事情，的确也有过。当年没有“顾客至上”一说，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僧多粥少。
尚未开门，队伍就先乱了。一堆人，密密麻麻地前后贴着，挤在两扇大门前。大闸门从里面稍有松动，大家就奋力拼搏挤门，然后用冲刺的速度， 奔跑到柜台前。有一次，我被后面的的人推倒，双膝跪地，一个姐姐直接骑在了我身上。结果是起个大早， 赶个晚集。
作者程英
柜台的开放也从未有过定数。一共可以排七条队伍，但只过来了五位阿姨，那么，可能一、七不开，可能三、五关档，如同开彩，绝无定律可言。
开卖前的时段， 首先要接待的是关系户。各大部，各大处首长的家属们， 有些不避嫌, 但凡刚一露面，马上被人认出，热情招呼，专人服侍。还有服务社的其他员工呢，帮某某人代买的呢。总之，那就是个社会大熔炉的试炼场，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早早窥见了由军阶高低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制肘。某些服务社阿姨对关系户们笑脸逢迎，精挑优品；而对我们这帮孩子，双目圆瞪，呵斥怒吼，一边随意拿取剩货，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啦，五千年文明带来的官场文化及运作模式，还有无师自通的“变脸术”, 也是社交必须啊。
蔬菜的品种，在最齐全时，也只有几样，西红柿、黄瓜、茄子、灯笼椒、豆角、包菜。常常是排队几小时，拿回两三样。好在还有食堂，有时去食堂打菜，现成的，一样。
照片中唯一的女性是作者的母亲
老妈83岁时，第一次跟我透露，1969年底，她从陕西省西安市的部级军工大企业 – 庆安公司调往夏官营时，最初的落脚点便是服务社。未想，时日不长，即被大首长唤去从事更为“崇高伟大”的工作 – 主持开办五七工厂。
第一排右一为作者的母亲刘慈民
哎！人生呐， 真能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