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将军读哲学之“读点中国哲学”之十三
四、《大学》和《中庸》在这一时期渐成儒家之经典
孔子的儒家学说极富精神魄力，既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孔子本人是一等一的气象阔大的人物。但在孟轲、荀卿之前的及门弟子中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发挥光大他的哲学。这一时段的儒生，极其成就，只是在一个“孝”字和一个“礼”字上，做了一些补绽的工夫。这样一来，儒家学说便在中国哲学史上沉寂了一二百年时间。
孔子死后一二百年间，在孟子、荀子出现之前，儒家总该有几部书延续儒家的思想，使其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吧，不然，极端重视伦常主义的儒家，何以忽然出现一个尊崇个人的孟子？极重君权的儒家，何以有孟子的民权主义思想？儒家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何以会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心理的人生哲学的出现？这样，《大学》和《中庸》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使儒家思想的发展有脉络可寻了。
《大学》一书，不知何人所作。后人因书中有“曾子曰”，遂以为是曾子和他的门人所作。这有待考证。《中庸》古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大学》、《中庸》是孟子、荀子之前的儒书，在孔子和孟荀之间延续着儒家的学说。
按胡适先生的观点，《大学》和《中庸》两部书的要点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法。《大学》、《中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方法。后代的宋儒极力推崇这两部书，其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程子论《大学》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朱子序《中庸》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终始、先后，便是方法问题。《大学》所给出的方法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在中华大地上，非常强势地飘荡了两千多年。
而《中庸》的方法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之”之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行”之范围乃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大学》、《中庸》所讲的方法明白明了，条理清楚。在宋儒时代，对“格物”究竟作何解？对“尊德性”与“道学问”究竟谁先谁后提出了质疑，但在这一时期是不存在问题的。
第二：个人的注重。孔子之后的儒家有许多分派，其中有一派把“孝”字看得太重了，以至于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我”不是一个“我”，只是“我父母的儿子”。这样的伦理观念最终会倒致两个结果，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是极端的为人主义。这两种极端学说的盛行，使儒家不由得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大学》的主要方法是把“修身”作为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这个“身”的“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了。如《孝经》上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而《大学》上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大学》与《孝经》的不同之处。
《中庸》上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曾子说过：“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的意思，和《中庸》中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的主张恰好相反，一个是“孝”的人生哲学，一个是“修身”的人生哲学。
《中庸》最重一个“诚”字，诚即是充分发展人的本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一路做去，若能充分发挥天性的诚，这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中庸》把个人看作本来是含有诚的天性的，极看重个人的地位，“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
第三：心理的研究。儒家在《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开始注重个人心理的研究。早期的儒学只注重实际的伦理和政治，只注重礼乐仪节，不讲究心理的内观。到了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时，便开始有了内省的工夫了，但触及所“省”内容则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还只是外在的伦理。儒学到了《大学》时代便不同了，《大学》的心理学说，重要的一点在于分别“心”与“意”。“揔（zǒng同“总”，总括、汇集；持、揽）包万虑谓之心，为情所忆念谓之意。”这是心与意的界说，心有所在便是意，如常说的“居心”与“用意”。《大学》的“意”便是“居心”。
《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便是《大学》的“内观的儒学”，如人常说的“居心总要对得住自己”。
大凡论是非善恶，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从“居心”这方面立论，一种是从“效果”这方面立论。义不义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大学》注重诚意，自然是偏向居心这方面。所以《大学》的政治哲学主张：“是故君子先慎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这是极端的非功利派政治论，其根本点是在于诚意。
《大学》论“正心”时说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怨恨发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大学》中说的“正”，就是《中庸》上说的“中”。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忿懥、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中庸》说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是“和”了。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过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和”了。所以《中庸》说：“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的人生哲学只是要人喜怒哀乐皆无过无不及，如饮食学那“知味”之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饿肚子。
后记：
孔子之后，孟荀之前这一二百年间，儒门并没有出现旗手级标志性人物，但儒学的发展并未停滞。这期间的儒门之人在其门派内部进行着自己的“百家争鸣”，八大派之间进行着理论之争和学术争鸣，活跃着儒家思想。在相互争论中，孔子嫡传一派，对“孝”、“礼”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完善，形成较为完备的一套理论。另外，这期间的儒家弟子，对《大学》和《中庸》进行了儒家式的解释和发展完善，逐渐确立了这两部经典为儒家的理论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大量的儒门子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理论工作，为迎接儒家“亚圣”孟子及儒门“别出心裁”者荀子的出世，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