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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诺斯罗普的笔记

有人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没弯腰，却在一顿饺子、一杯咖啡和赌债的拉扯里，把四百多个战友的命全交了出去。

更讽刺的是，这人后来靠着这些血债混上少将军衔，死前还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初的选择是“理性选择”。

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彰化县花坛乡的普通家庭，在他小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这样的成长环境让他早早见识到殖民压迫的沉重。

1919年，11岁的蔡孝乾进入彰化公学校读书，3年后顺利毕业，因为成绩不错，留校当了一年教员。

这段短暂的教书经历，让他更清楚看到殖民教育的本质，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24年，16岁的蔡孝乾离开台湾，辗转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他顺利考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

在这里，瞿秋白、任弼时等革命先驱亲自授课，他们的讲解让蔡孝乾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这些理论精准戳中了他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他不再满足于书本学习，主动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还和其他同乡一起参与组建旅沪台湾同乡会，通过这些组织串联进步力量，开始了早期的革命活动。

1926年，带着满腔革命热情，蔡孝乾回到台湾，立刻投身革命宣传工作。

他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全力协助组织左翼力量，同时担任协会机关报的撰稿人，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号召台湾民众团结起来。

后来，在1928年，蔡孝乾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在选举中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在台湾各地建立支部，让革命火种在岛上蔓延。

但好景不长，同年8月，日本殖民当局察觉了台共的活动，展开大规模搜捕，蔡孝乾在特务的追捕下险遭逮捕，最终被迫紧急离开台湾，潜往福建漳州继续隐藏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蔡孝乾的人生迎来新的转折。

在罗荣桓的安排下，他进入中央苏区，被分配到江西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任教，向苏区青年传授知识和革命理念。

1934年，他更是凭借着在革命中的积累的声望，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中央执行委员。

这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蔡孝乾主动请缨跟随队伍出发，成为唯一一名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饥饿和追兵，没有压垮他的意志。

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后，他被任命为反帝联盟主席，后来联盟改组为抗日联盟，他继续担任主席职务，全力投身抗日宣传工作。

全国抗战爆发后，蔡孝乾被派往八路军总部，担任野战政治部部长，主要负责对日宣传和日俘管理工作。

他结合自身对日本的了解，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敌军工作方法，还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怎样进行敌军工作》等文章，分享工作经验。

1945年，他以旁听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七大，近距离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和战略方针。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中共中央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蔡孝乾因为兼具台湾本土背景和丰富革命经验，被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1946年7月，他秘密从大陆返回台湾，一上岸就着手联络岛上的“老台共”成员谢雪红等人，迅速搭建起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基本框架。

之后，他又组织发动彰化永靖乡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等，让地下党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到1949年时，地下党员已发展到1300人，加上同情者和积极分子，可动员的群众达5万人。

可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后，随即对岛上的地下党展开大规模清剿，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此时的蔡孝乾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痴迷生活享乐，脱离了一线群众。

他经常在台北最贵的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去山水亭餐厅享用山珍海味，吃完还要去永乐町看戏，甚至出现侵吞工作经费、诱奸14岁妻妹的行为，这些奢靡之举让他的行踪逐渐暴露。

1949年7月，地下党机关报《光明报》在台大校园散发后被特务查获，顺着线索，特务先后逮捕钟浩东、陈泽民等人，最终锁定了化名为“老郑”的蔡孝乾。

1950年1月29日，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住所外，长期蹲守的特务成功抓到了蔡孝乾。

被捕后他报了假名字和身份，后来他假意要带特务去共产党据点，最终在黑暗厂房里趁机逃跑。

但两个月后，躲在嘉义农村的蔡孝乾实在忍受不了乡下的清苦，穿着西装想去镇上西餐馆解馋，结果被换上农民服装搜捕的特务当场认出，再次被捕。

这一次被捕后，蔡孝乾很快就叛变了，在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地下党名单和资料。

他的叛变直接导致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1800多人被牵连入狱，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几乎被彻底摧毁。

叛变后的蔡孝乾加入国民党，并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更是升任高官。

但他在台湾始终深居简出，很少公开露面，或许是在逃避内心的谴责。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湾病逝，终年74岁。

可最令人气愤的是，蔡孝乾在离世之前的回忆录中，却说当时叛变就是理性的选择，根本没有丝毫忏悔，更是表示与其死扛，不如老老实实就范过个安稳日子。

这实在是令人憎恨不已，他曾是走过长征的革命战士，也曾被视为台湾解放事业的核心人物。

他躲过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却倒在了糖衣炮弹的攻击下，因个人意志薄弱、贪图享乐最终沦为叛徒。

直到今天，他的叛变行为仍被广泛谴责，成为历史耻辱柱上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