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至皖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曾拨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相当数量的军饷，这笔经费对于我党及其军队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
一、全面抗战开始前，双方就经费问题已经开始谈判
1935年，随着日本在华北侵略扩张的加速，蒋介石开始考虑以政治途径解决国共问题，向中共提供经费问题也顺带提出。
这年秋，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引起蒋的关注。
1936年初，在苏联从旁协助下，国共两党开始在莫斯科秘密接触，军饷问题由国民党首先提了出来。会谈中，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其中提到红军改编后“南京政府可以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
与此同时，国民党高层委托董健吾、张子华秘赴陕北了解我党接受改编条件，并在经费方面做出保证。
5月，张子华第二次赴陕，转达了陈立夫提出的“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的意见。
对于国民党提出的有关经费给养方面的问题，我党也非常重视。
1936年6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赴南京，以中共正式代表身份与国民党谈判，提出国民党必须保证在军需供应、防区划分等方面一视同仁，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红军改编后与国军一样享受同等待遇。
在此情况下，我党开始考虑明确向国民党提出：
- 划定红军必须得与适宜的根据地，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
此后，我方派潘汉年与国民党谈判，但南京方面在待遇问题上出尔反尔，谈判陷入僵局。
就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我党经费问题的解决出现转机。
被扣留中的蒋介石同意：
- 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中共与国民党反复协商，蒋介石同意向红军提供军费。
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电告顾祝同：
- 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
2月初，国民党首先向中共拨发50万元善后款。
此后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
至此，由国民政府向红军提供军费问题已初步实现。
八路军将领
二、抗战初期，经费发放还算顺利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在一些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因此经费问题并没能立刻解决。
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同意：
- 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
但七七事变后，由于战端初开，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试图控制中共军队的军事指挥权，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包括军饷在内的很多问题也就僵持下来。
1937年七八月间，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红军改编完成，中共军队的临时给养成为常规经费，抗日军饷问题终于得到正式解决。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蒋介石不断催促我军迅速出动抗日。
为便于出兵对日作战，我方坚持要求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及中共将领全部名单，不补充装备、不发足费用，不能出发 。
随着蒋介石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想法日益急迫，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开始松口。
此后，中共一边申请各种补助，一边迅速对红军进行改编。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国共双方都作出一定让步，拖延已久的指挥、人事和经费等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根据国共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我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军饷列入第一战区的预算，并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位于西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领取。
此外，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和重庆等办事处，也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需署等部门领取过军饷。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需署1941年3月编制的《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及前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最初，国民政府核定每月拨发给八路军军费63万元，包括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
很快，八路军的抗日军饷就得到落实。
之后，在我方的一再催促下，国民政府很快拨发了军饷。
8月21日，周恩来等电告毛泽东等，“八月份军费及开拔费已发八十八万，补充品正领取中”。
随后，周恩来在回陕参加洛川会议时随身带回50万元，交转中央财经组，统一分配给前方和后方使用。
这样，在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前，八路军即已领到军费。
此后，新四军的军饷问题也随之顺利解决。
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成立，编入第三战区，军饷由军属分兵站和驻赣办事处在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统监部领取。
此外，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和兵站等机构也承担过领取军饷的任务。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需署1941年3月编制的《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及前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等资料显示：1938年1月，国民政府核定每月拨发给新四军军费6.6万元，包括4个游击支队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0.6万元，另发开拔费1万元、拨遣费3万元。
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相对平稳，军费发放也比较及时。
八路军将士
三、随着我军的不断壮大，国民党方面开始对我军的经费进行限制
1938年以来，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我方的经费也开始紧张。
2月3日，毛泽东在与苏军代表安德利亚诺夫。
会谈时指出，
- 目前八路军共有8万至10万名战士、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不包括游击队和在边区的后方部队)，但蒋介石每月只发50万元，仅养活4.5万人，平均每月每个士兵只有4元至5元。
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兵员待遇相差很多。
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薪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薪5元、连长发3元，即便这样低的薪饷标准，我军也常常不能按时发放。
4月22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指出，八路军经费困难已达极点，指战员已苦到不能再忍受。
同时，项英也致电中央提出，新四军每月经费困难，请中央想办法直接交涉。
然而，此时国民党对我方的态度却出现了变化，既不愿帮助中共解决困难，更不愿看到我方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在军费问题上开始逐步收紧。
1938年1月初，周恩来先后会见蒋介石、何应钦，要求为在华北敌后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增补经费，而何应钦只是答应在统筹时讨论。
1月中旬，彭德怀面见蒋介石后，致电毛泽东等指出：
- 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关于“补充师名义，(蒋)不肯，且不允增经费。
后经周恩来等反复交涉，蒋介石又勉强答应增加5万元米贴。
1938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明确向蒋介石提出，将八路军扩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增编为7个支队，并依同等待遇补充给养、拨发枪炮等。
但蒋介石仍旧敷衍搪塞，他借口二百师已满额，只允许给其他名义，不愿给师的番号。
其实，蒋介石不愿给八路军新增师的番号，就意味着不同意增加军费。
1938年底，八路军已发展到约16万人，但国民政府仍按4.5万人发饷。
为解决军饷问题，我方屡次向国民党提出增编和加饷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
1938年10月22日，朱德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要求准予改师为军，增发八路军经费及弹药。
次日，朱德又致函蒋介石提出：
- 拟请按照核准之编制予以增加，在未核定前请先增加每月经常费至一百万元。游击经费及河防费目前需要尤急，请另行批发。
12月底，彭德怀再次要求蒋介石增发救济经费，并增加月费至一百万元。
但是，增编一事却迟迟未见动静，国民政府增发的经费也不多。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并借机暂停了给八路军的军饷。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和太行山等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对此，我方给予了坚决回击，打退了来犯的国民党军。
但国民党却反诬八路军，并以此为借口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饷。
1940年3月20、21日，从苏联治病归来的周恩来，在西安向胡宗南、蒋鼎文交涉给八路军发军饷。
3月26日，周恩来回延安时随身带回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一批薪饷。
3月28日，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取消何应钦关于停发给我军经费的命令。
经过中共及八路军据理力争，1940年4月，国民政府同意补发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所欠八路军共半年的军饷。
此后，八路军总部派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领回军饷208万元。
此外，在我方的争取下，八路军从1940年1月起在月饷65.5万元基础上增发米津4.5万，每月合计70万元；新四军从1940年1月起重新核定，每月经费由11万元增加到11.536069万元，继续发放战临费2.2万元，每月合计13.736069万元。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通货膨胀情况，军饷增加实际上非常有限。
1939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指出：
- 法币汇率迅速下跌，国民党发的50万元严重贬值。
可见，与飙升的物价及中共实际所需相比，增加的军饷犹如杯水车薪。
1940年，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出现了严重的财经困难。
当时，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但国民政府却仍旧只发给4.5万人的经费。
对此，毛泽东激愤地说：
- 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同四十个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却只领到七十三万块钱饷”，而且“票子跌价，打个二折半，每人每月不上一块钱。
此时的经费虽然很少，但国民党方面还在发，可“皖南事变”后，就彻底停发了。
毛主席讲话
国民政府彻底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后，我方曾多次要求国民政府恢复发放，但均未实现。
1941年3月至6月，周恩来先后向蒋介石、张冲等要求发饷，蒋介石先是污蔑八路军不配合对敌作战，后虽表示“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但实际只是敷衍搪塞，并没有实际行动。
1941年底，中共借出席国民参政会之机又提出发饷问题，1942年10月至12月，林彪赴重庆同蒋介石会面时也曾提出军饷问题，但都没能得到解决。
实际上，基于当时蒋介石对中共的认识和态度，恢复发饷已无可能。
五、经费的用途及影响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需署1941年3月编制的《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及前新四军编制经费情形报告表》等资料，1937年7月至1940年，国民政府发给我方经费总共约3175.1万元。
由于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发给陕甘宁边区行政费，我方只能从军饷中划拨一部分作为后方经费。
当时，拨发给我方的军饷是由中共中央自行决定如何分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用于买粮购衣等解决军队的温饱问题以及补充枪支弹药；
二是给后方，即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留守兵团等，主要从给八路军的军饷中抽取 。
关于具体分配情况，据1939年朱德等人的两份电报指出：国民政府拨发给八路军的55万元经费给八路军留守兵团每月25万元，前方30万元。
关于经费在军队内部的分配，并不完全固定，1938年每月给八路军一二○师约7万至8万元、一二九师约6.5万元、一一五师约3万元。
最新公布的俄罗斯档案，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共每月军饷的使用情况。
1938年2月2日，张闻天同第二次访问延安的苏军代表安德利亚诺夫会谈时指出：
- 我们每月从蒋介石那里总共得到50万元。这些钱是这样使用的：25万元用于前线需要，其余25万元用于后方需要、党务工作、报纸和杂志的经费，等等。
1942年延安开荒
抗日军饷对我方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皖南事变以前，由于把抗日军饷的相当一部分用于陕甘宁边区，边区人民的负担减轻了。
以救国公粮来说，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募的公粮分别只有1.4万石、1.6万石、5.2万石、9.7万石，虽每年有所增长，但增幅有限，而且征募的对象主要是中农以上及残余地主、富农。
而1941年初抗日军饷突然停发后，陕甘宁边区很快就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出现严重的粮荒。
1941年，陕甘宁边区共向群众借粮两次，征粮一次，征收公粮由1940年的9.7万石猛增到1941年的20万石。
这给边区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抗战时期的延安
至于当时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毛泽东后来说：
-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国民政府彻底停发我方的抗日军饷后，我方不再在经费上受到国民政府的制约，这从另一个角度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原有的隶属关系实际上已经改变，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