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722年11月14日，雍正登基次日，赵昌人头落地。
这个跟了康熙五十年的老太监，贪污5000两银子老皇帝都没杀他，新皇帝24小时内就要了他的命。
刀子为什么必须在继位第一天就见血？
畅春园里的老狐狸
赵昌七岁时进宫，康熙也是七岁登基，两个孩子一起长大，一个坐龙椅，一个跪在旁边递茶倒水。
五十四年过去，康熙成了千古一帝，赵昌成了内务府造办处总管。
这个位置听起来不起眼，实际上掌握着整个皇家的钱袋子。
康熙六十一年，赵昌管着皇家所有采购、外交接待、宫内杂务。
从皇帝早上喝什么茶，到外国使臣用什么瓷器，都得过他的手，这种权力让他成了紫禁城里最有实权的太监之一。
康熙晚年对西洋技术着迷，派赵昌专门联络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负责天文仪器制造。
马国贤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赵总管精通外务，皇帝对他言听计从。’这句话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康熙对赵昌的信任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赵昌开始贪污是从康熙五十年以后的事。
内务府账目混乱，采购环节漏洞百出，赵昌利用职务便利，每年从国库’借’银子几百两，从不归还。
十年下来，累计金额达到5000两。这笔钱在当时够买一座四合院，足够一个七品县令十年俸禄。
康熙知道这件事，账房每年核算都会发现亏空，奏报上去，康熙看过账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让他还就是了。’
赵昌从来没还过，康熙也从来没追究过。
这种默许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赵昌知道的秘密太多，康熙需要用这种方式买他的忠诚。
康熙生命最后两年，身体每况愈下。
赵昌承担起照料皇帝起居的重任，从用药到饮食，从会客到批奏，都要经过他的安排。
1722年11月13日，康熙在畅春园驾崩，赵昌就在床边侍候。
那一刻，赵昌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新皇帝的第一把火
康熙死后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接班？
步军统领隆科多宣读遗诏，内容很简单：’传位于皇四子胤禛。’胤禛就是雍正。
但民间很快就有了另一个版本的传言：遗诏原文写的是’传位十四子’，雍正把’十’字改成了’于’字。
这个传言真假难辨，但它反映了一个现实：雍正的继位合法性存在争议。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知情人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
雍正继位第一天，1722年11月14日，就下令处死赵昌。
罪名有三条：监视皇子、支持废太子之子弘皙、贪污国库银两。
第一条罪名最致命。康熙晚年，九个儿子争夺皇位，老皇帝让赵昌暗中监视所有皇子的动向。赵昌在各个皇子府中都安插了眼线，收集情报，定期汇报。
这些情报包括雍正在内的每个皇子的一举一动。
雍正知道自己被监视了五十多年，现在轮到他掌权，第一件事就是灭口。
第二条罪名涉及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弘皙。
胤礽被废后，赵昌曾经送给弘皙一个火镰，这在当时有特殊的政治含义——火镰代表重燃希望，暗示支持胤礽一脉东山再起。
雍正把这件事记得很清楚。
第三条罪名是贪污，但这个最轻。康熙在世时都没追究的事，雍正拿出来当杀人的理由，明显是为了师出有名。
赵昌的死法很特殊，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那天住在畅春园附近，深夜听到园子里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声音断断续续，持续了大半个时辰。
第二天一早，宫里就传出消息：赵昌因罪被诛。
雍正没给他留全尸的机会，也没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
赵昌死后，家产全部抄没，子女被贬为奴隶，分配到各个王府做苦力，亲属流放到宁古塔。
这种处置方式在清朝历史上都算严厉，说明雍正对赵昌的忌惮程度。
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赵昌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贪了多少钱，而是知道了多少事。
康熙让他监视皇子，他就在每个皇子府里安插亲信，建立情报网络。
老八胤禩府里的管家，老九胤禟身边的侍卫，老十四胤禵的贴身太监，都和赵昌有秘密联系。
这张网撒了几十年，收集的情报堆成山。
雍正最担心的是这些情报的内容。
赵昌知道他年轻时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和哪些人有过密谋。这些信息一旦泄露，足以摧毁雍正的政治声誉。
废太子胤礽的问题更加敏感。胤礽被废后，他的儿子弘皙成了潜在的政治符号。
任何人支持弘皙，都等于在挑战雍正的继位合法性。赵昌送给弘皙火镰这件事，在雍正看来就是政治背叛的证据。
赵昌掌握的内务府财政权也是一个威胁。
康熙晚年，朝廷财政紧张，内务府却挥霍无度，赵昌不仅自己贪污，还知道其他人的贪污情况。
他手里有一本账，记录着谁拿了多少钱，谁欠了多少债，谁和哪个商人有利益往来。
雍正需要这本账来清理旧势力，但他更怕这本账被别人拿去对付自己。
最致命的是，赵昌可能知道康熙遗诏的真实内容。
作为康熙临终时的在场人员，他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这些细节足以决定雍正王朝的生死存亡。
不管遗诏是否被篡改，赵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
新君不容旧臣
杀死赵昌只是雍正清洗计划的第一步，这个决定向整个朝野，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新皇帝不会容忍，任何来自康熙朝的政治威胁，无论这个威胁有多小，无论这个人曾经多么受宠。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八爷党、十四阿哥等反对势力看到赵昌的下场，都意识到雍正的手段有多么残酷。
一个跟了康熙五十多年的老太监都能说杀就杀，何况其他人？
1722年12月，雍正继续执行清洗计划。
苏州织造李煦被以’亏空罪’抄家，这个康熙朝的老臣，也成了新皇帝立威的牺牲品。
李煦和曹雪芹家族关系密切，他的倒台直接导致曹家败落，这就是《红楼梦》里贾家衰败的历史原型。
雍正推行的’追赔制’更是狠招。
这个制度规定，贪污官员的亲属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不仅要赔偿全部损失，还要承担利息和罚金。
赵昌案成了这个制度的第一个典型案例，为后续的反腐行动提供了法理依据。
家族连坐的威慑效果远比个人处罚更有效。
官员们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考虑到整个家族的命运。这种制度设计大幅提高了贪污的成本，迫使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1723年，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强调’宁使天下人负我，不使我负天下人’的统治理念。
这句话听起来很悲壮，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铁腕政策寻找理论依据。
赵昌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康熙朝那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被雍正的严酷统治彻底取代。
新皇帝用一颗人头告诉所有人：他的统治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不允许任何来自过去的干扰。
这种政治策略的成功之处在于时机的把握。
雍正在继位的关键时刻展现出了极端的决断力，迅速清除潜在威胁，稳定政治局面。
虽然手段残酷，但效果显著，为他后续十三年的改革治理奠定了基础。
从赵昌的死可以看出权力交接的残酷现实。
不管个人关系多么亲密，不管过去的功劳多么巨大，一旦被新的统治者视为威胁，就必须被无情清除。
这种政治逻辑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成了改朝换代的基本规律。
雍正用赵昌的人头换来了自己王朝的稳定，这笔交易在政治账本上是划算的。
历史证明，雍正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的十三年统治为清朝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赵昌，只是这个宏大历史进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