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享誉中外的公教救护队
抗日战争期间，雷鸣远不仅在报纸上宣传全民抗日救国，而且还组织人员上前线抢救伤员，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呼吁抗战，不仅透过《益世报》大力宣传全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土，还积极身体力行投入到抗战之中。
抗战时期天主教上爱天主下爱众人“公教救护队”证章。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友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
1927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入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1928年加入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
在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中，雷鸣远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雷鸣远为耀汉会立了遗嘱：时已迫矣！数月后，欲若此夜之清静写字，或不可得，安国失守后，仆虽未必死，然亦未必活。可知雷神父早有为国牺牲的决心。
1935年绥远战争的时候，他又带领救护队，完成了救护队史上所未曾完成过的事，一个伤兵也不丢掉，与伤兵共存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坚持出版，宣传抗日，在经理被杀害的情况下被迫停刊。
自东北沦陷，他系心国难，每夜枕砖待旦，从事救国事业。长城、绥远抗战，皆捐资捐物，率子弟及教友组织救护队出征。全面抗战开始，更亲自出没于华北各战场，所革由修士和教友组成的救护队，救护伤员达2万多人次，并在沦陷区掩护了大批中国难民。
他为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工作，鼓励爱国热情。先后办《大家看》、《督导旬报》、《北原战报》等，竟被尊为十二军之父。因之，人们对天主教不爱国的看法大为改观。
珍贵老照片:抗日战争时期《北原战报》
珍贵老照片:抗日战争时期的《督导旬报》
他为了正义曾饱受辛酸和凌虐，以致染上黄疸病。后被送到大后方接受治疗。此时他还很幽默的说：“看我的皮肤，比中国人还更黄一些。”
决不能把坚决抗战的报纸留给日本人
誓死抗战的外国神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快了战争步伐。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绥远五原誓师抗战，打响了抗战初期著名的喜峰口战役。雷鸣远说“我生平爱主爱人爱中国，现国难当头，吾应声嘶力竭，奋不顾身”。
雷鸣远自前线归来，天津士绅，新朋旧友皆来探望，一时门庭若市。他对人说“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则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意谓死后，仍为中国祈祷。
在枪林弹雨中，他建立“野战医院”，组织担架队，亲任总指挥，弛聘晋冀鲁豫之间，冒死救护。遇有重伤员，不惜以衰老之躯，亲自背负行数里，并以宗教特有的语言进行慰籍。在绥远战事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刻，他大声疾呼与傅作义抱头痛哭。
雷鸣远说：对于这，我们的老战士是绝对的乐观，我们一定会夺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我永远这样相信，靠着中国广大的土地，广大的人民和不死的人心，是会击败日本的。
雷鸣远神父鼓励中国人:现在的敌人不但没有进攻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正规军一批一批地开入敌人的后方去了。
1933年长城抗战时，雷鸣远已年近六旬，他将教会的一些成员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抢救伤兵、进行救护工作。当行进到遵化时，有人请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
雷鸣远在中国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他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战，蒋介石国民党为此授予他少将头衔。
1940年，国共发生摩擦，3月9日，雷鸣远被俘，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远县（今左权县），被当作间谍受到六个星期的洗脑和酷刑，40多天后，经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奄奄一息。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医治无效，葬于四川郊外的名胜地歌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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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重庆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亦有设雷鸣远的灵位。
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 有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为中国抗战而死，烽火中的雷鸣远
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