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非黑白分明。到处都是模糊不清的边界，就像晨雾里穿过树林的小径。西方热衷称，《崇祯历书》中大用开普勒成果，可是这部历书一页页翻下来，真的找不着“开普勒”。有人说也许叫法不一样，克卜勒、刻白尔、格白尔？依然空无一人！资料查了个遍，若有疏漏谁能指正？一查必应。可惜，坊间所有的“线索”都像雾气，被指点后散得干干净净。
关于署名，说法也怪，署的是“邓玉函译”，还标注着汤若望同订。后来新版怎么翻成汤若望一人之功？奇怪吗？一部书据说还是原来的，翻译作者却换了个名字。西史写得顺畅，汤若望1620年来中国。看《畴人传》，却是1629年才上岸。九年时差，这资料可信？有意识还是手滑？
照徐光启折子，崇祯三年（1630年）传教士邓玉函刚去世，这才征调汤若望进京做天文工作。时间太紧。刚来华的汤若望，中文稀里糊涂，“天圆地方”都没法讲明白，怎么可能与徐光启等人一起修订繁复的历法？这不是无中生有？难道一进京，立马成了中国天文通？可能也许是，真的有人能做到？世上没这么巧合的。
同样的戏码还在南怀仁身上上演。西传里他1658年进澳门，没几年直接去北京，马上与汤若望合修历法。问题是，查《畴人传》，南怀仁其实是康熙初年才来，时间一下空了四五年。难不成，人在澳门，技术远程参与？这也太高看彼时的信息传播速度了。
除了“开普勒”，还有“刻白尔”，说他善于用椭圆面积算事，方法高明，却没什么推算过程。话虽好听，好像就是硬套个名字进去。再夸卡西尼，说他立了什么“借角求角之法”，还用上太阴、朔望、弦望全是中国历算术语。既然卡西尼从没来过中国，他是怎么知道这些名词，还能自如运用？看得有点错乱——也许是巧合，也不会是巧合。
查《畴人传》的“第谷传”，也没见开普勒大名。奇怪，第谷书里一堆中国术语，“真气”、“日躔宫度”这样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甚至连戴震都说西洋新法其实抄袭了回回术，反正“欺人耳”。再查一页，偶尔出现格白尔，也就是开普勒，只写他编著了火星图。三大行星定律哪去了？看着就像只给了一个空壳，内容被蒸发。
再扯一下望远镜的故事，第谷1601年没了。西人说默爵发明了远镜仪，这“默爵”到现在西文资料里稀少得很。说到底，伽利略才是大家公认的望远镜之父。翻开各种天文史，默爵就像一个影子。
西史上，开普勒三大定律的提出，都是后来慢慢修补出来的。1883年，丁匙良在《西学考略》里总结得眉目清楚，三大定律“终于”清晰，却比开普勒去世晚了八十多年。期间内容不断充实，就像小说续集。我觉得再怎么归纳，1860年代后的西学资料多多少少有点“后见之明”。直到更晚，“引力”作为核心概念才被补进去。没法说没创新，“补丁”一直贴。
当然，开普勒还被说成发现了哈雷彗星。可实际却没人叫它“开普勒彗星”，哈雷反而成了正主。难不成西方还抢功劳？讨巧地说，就是历史选择了更贴合的名字，这东西说不明白。
有人表示，《历象考成》详细记载了开普勒成就。结果一查，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都没影子。故事转弯，《历象考成后编》有了点信息，但开始也找不见开普勒。到乾隆后期奏疏，才隐约提及开普勒（刻白尔）与椭圆面积有关，但具体三大定律、公式、推论依然没“站全”。这究竟是不是随便加进去的名头？
托勒密、哥白尼的资料糊里糊涂。《畴人传》说托勒密活跃于汉顺帝永建年间，西史也能对得上。可哥白尼的年份却平白错了将近千年？难道他真穿越到文艺复兴？看起来不是简单的误记，是一种故意拉长时间线，为了让故事更圆润。
关于科学家造神，有人认真复核过材料来源吗？疑点重重。所有西洋材料几乎都是中籍之作，比如所谓新法算书、几何原本，这些“基础文本”全写得典型中国风。明明是融合整理，中国人一手操办，却转手变成了“舶来品”。这就像一碗红烧肉下锅，炒出来说是法国菜。
后来为了纠偏，阮元等人编辑了《畴人传》，把各路科学家资料整理收录。传教士欣欣然，以为这是个大好机会，前所未有的好平台。清末著名数学家华蘅芳，15岁就抱着明代《算法统宗》做难题，老父特意买来古算名作、翻尽经典，还找名师亲自教诲。不久后，华蘅芳流连于翻译馆，与传教士边口述边应答，完成西方科学书的编译。你问一个肄业医生为什么成了地学专家？其实他不过是“录音机”，华氏父子握笔下刀，主导编排。
你会试着把一本没见过的厚书边听边写吗？口述终归是口头故事，难免夹带小差错。这一层隔膜搅合后，翻译版的科学书，想不变味都难。
有关西学大潮的流播，守山阁丛书、江南制造局译书、墨海书馆，一环套一环。19世纪的中国学人传承“西学”，还强调与明末翻译一脉相承。翻译拓展不绝，内在却早已嵌进了明清中国的影子。西学宣传，其实早由中国先铺垫好路。
补传工作像接力棒。华世芳1884年再补《近代畴人著述记》，33位名家再上台。罗士琳、黄钟骏父子、诸可宝等，皆因上一轮资料“未收全”而返场。不奇怪，四编收录人数激增，标准一降再降，占星家、天文学者通通往里塞。很多科学大神生平到底准确不可考？一查资料，发现同一个人立出两三个人物传，连姓名都没搞清楚。
再往后，英美法传教士开始夸奖中国历算史著，嘴上不带半点质疑。与此对照，是赫师慎在《Isis》上出版的猛烈批评：中国没原创，全靠外来。他们一边轻描淡写，一边暗度陈仓。
等晚清中国兴起“西学中源”思潮时，对中西方关系的认知悄然生变。王之春、冯澂、全汉升，还有康熙年间皇帝本人，都反复论述“西学出自中国”，强调华夏传统的深远。冯澂干脆用《墨经》与西方光学相互印证，说得有板有眼。康熙更命梅文鼎做系统论证，总结中西算学同异，用“引力”来替代传统“一气运动”。就连Algebra也是源自东方的音译。传教士来学中国典籍、技术，康熙还吩咐“防人之心不可无”——真是够深的。
撇开这些，官修文献也不断强调中国算法本源：“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传教士口口声声本中土所流传。这些不可否认都曾盛行。新瓶装老酒，借名西人刷一遍，变成新奇学问。
就算梅文鼎、李善兰数代学人一脉相承，也说明中西知识其实水乳交融。梅文鼎归纳“中西异同”时，从纪年、纪日、星名、节气，到关键算法的细节，挖得很细。中国“七曜”其实就是西方星期的源头？这么说西方人盗用还真说不准了。
来路其实早已模糊。西学、东学，最终不过是知识迁徙、文化流布罢了。说到底，大师的名字、科学的公式、谁先发现、先后顺序，这事还有必要纠结吗？反正谁也解释不清，归根到底，一切成果始终是在不断借用和拼接中被抬高、加工、流传——想找唯一的真相，反倒不必当真。
当初传教士模仿中国知识改头换面，后来西人又抢回来，学人不断修订整理。一层层叠加出来的“科学人物”，名字变，故事换，终归依旧围着老几本书做文章。
是非真假、版本流转，千丝万缕始终理不透。最本真的历史，就是这些乱七八糟、剪不断理还乱的奇怪链条。清楚表达，容易显得武断。模糊记录，有时却能折射某种真实。
这样看来，历史上“开普勒三大定律”什么时候、怎么传进中国，恐怕没几个人说得彻底清楚。今天再拿出那些版本对号入座，其实早已无关宏旨。有的人在乎细节，有的人在意姿态，争来争去，其实拢不出一个绝对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