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六年（632年）九月二十九日，李世民又一次在皇宫内大摆筵席，招待宗室、勋贵、重臣以及在最近的工作中表现不错的小年轻。话说这类宴请在初唐时举办的频率非常高，几乎三天两头就搞一回。为啥嘞？一个是因为二凤同学喜欢热闹，性情使然，就爱开趴体。兴奋劲上来了还会亲自下场，又唱又跳，简直“望之不似人君”；再一个就是他虽然对亲兄弟莫得感情，但对朋友、臣属却非常念旧，就爱成天凑一块回首一下当年的往事、吹吹牛批；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初唐时的国力强盛，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经济上却非常困窘。所以李世民给老兄弟们的薪资待遇也不是很高，让他心有愧疚，所以就经常请客吃饭（还允许打包），并趁机给大家伙发点赏赐算作补偿。
这次的宴会也是如此，正事没有，就为吃吃喝喝。所以大家都很放得开，气氛也很好，更没人计较平时很在意的那些上下尊卑。因此没过多久，很多人就喝大了。
其中之一就是吴国公、右武侯大将军、同州刺史尉迟敬德。老尉迟正耍着酒疯呢，突然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上首出现了个不认识的家伙。看着那厮胡子没多长的样子，应该是个新晋爬上来的“佞幸”，不怎么懂规矩，看老前辈们都乱坐乱窜，也就跟着随大流了。
但别人可以不守规矩，并不代表着你也行。就见尉迟敬德牛眼一瞪，再一拍桌子，大吼一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整个宴会一下子就冷场了，那个“佞幸”更是被吓得不知所措。这时坐在一旁的任城王李道宗仗着自己面子大，跟双方关系都不错，就过来劝解了几句。谁知尉迟敬德正上头呢，天王老子来了都不管，反手就是一拳，正好打在李道宗的眼睛上，“几至眇”。
堂堂大唐皇帝的堂弟、郡王、灵州都督、刑部尚书，在军方也是排名前几号的人物，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差点被打瞎了。
事情闹大了，宴会只好不欢而散。而肇事的尉迟敬德没走成，被李世民拉进了小黑屋训话：
“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第十》）
“意常尤之”的意思就是觉得这么做不对——二凤同学的这番话，应该是肺腑之言了。
以前对历史一知半解时，我也像很多人一样非常反感像刘邦、朱元璋那样杀戮功臣。可懂得越多，就越发现这其实就是个伪命题。就算有时候不得不杀，基本也是功臣在逼着他们杀，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那种。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故事。
01
我们都知道刘邦是泼皮出身，特别讨厌规矩，所以非常看不上一板一眼的文士作风。所以只要他一看见有人戴儒冠就抽风，动不动就去抢下人家的帽子往里撒尿，这就是“溲溺儒冠”的典故。但自打当上皇帝以后，他的想法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他找来了个名叫叔孙通的儒生，让他“起朝仪”，就是制定有皇帝在场的情况下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礼仪。
跟后来尤其是明清等朝相比，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其实是非常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且粗糙的。就拿朝会来说，他要求大家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前在宫门外集合，然后在谒者的带领下依次入内。等到地方了，有人喊一声“趋”才能解散，然后各自找各自该站的地方站好——按规定必须是勋贵及武将站西朝东，跟站东朝西的文官相对而立。又因为场地大、参会人员多，那时也没有扩音设备，所以专门设置了九名大嗓门的傧相站在不同的位置，负责传话。
等所有人准备好了，皇帝才坐着车子，在卫兵和仪仗的簇拥下隆重入场。而且甭管经过哪里，也甭管你贵为诸侯王还是个六百石的“小官”，都必须依次朝拜，而且表情必须是诚惶诚恐的，肃然起敬的。要知道现场可有风纪官盯着呢，谁的演技差一点都会被记下来，过后就等着挨罚吧。
别说朝会了，就算是酒宴也开始有了严格的规矩。比如有资格坐在大殿里的大臣，无论吃喝都必须保持“叩伏”的姿势——这似乎让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并不难做到。因为当时的标准坐姿是正坐，也称跪坐。平常屁股垫在小腿上，需要表达敬意再抬起来，同时把腰部挺直，两膝仍跪在席上，称为’跽坐’。
但叔孙通觉得让大臣们跟皇帝都跪在那儿大眼瞪小眼，显得不够恭敬。所以就要求大家把头都低下来，瞅着自己桌上那点玩意猛吃猛喝就行了，闲着没事不许看皇帝。
因为本来就是跪坐，再低头哈腰，就成了“叩伏”。而且吃喝也不管够——只要皇帝吃饱喝足了，谒者就会喊停，然后所有人就必须立即滚粗。
刘邦开始还半信半疑。但按照叔孙通的要求搞了几次，简直从头发梢爽到脚后跟，不禁感慨万分并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为啥他都称孤道寡这么久了，才知道当皇帝原来这么爽？
因为刘邦出身低嘛。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现在又一起做天下的老兄弟们，出身也高不到哪去。所以大家的相处方式，就一直都很随便，谁也不拿谁当外人。举个例子，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的时候，刘邦亲自带兵征讨英布。可战事打得正焦灼着呢，老刘突然说自己得了重病，就关起门来谁都不见。大家都觉得这事很蹊跷——昨天还在一起喝大酒呢，这厮又唱又跳的折腾得比谁都欢，怎么睡一觉就病了？越想越可意，再加上战事紧急容不得耽误，于是樊哙就带着人跑到行宫外嚷嚷，非要觐见不可。宫外的卫兵前来驱赶，被樊哙一巴掌一个扇成了滚地葫芦，然后一脚踹开大门“排闼直入”。结果怎么着？号称病得起不来床的刘邦，正龙精虎猛的搂着个宦官滚床单呢……
这换在哪朝哪代，不死一地人这事都完不了。可面对从小光屁股长大的老兄弟，刘邦还能咋样？只能仗着脸皮厚“笑而起”，假装啥事都没发生过。
这件事刘邦理亏在先，樊哙这么干也算有情可原。但事实上哪怕在太平的光景，也有大票的粗胚压根不把老刘当皇帝看待，当年一起做泼皮时咋相处的，现在还是那副熊样。比如刘邦搞个宫廷宴会，就有人敢拎着他的脖子死命的灌酒，而且这还不算最过分的。史书里说这帮玩意一旦喝高了，敢直接把皇宫当战场，在皇帝面前抡刀子——“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简直就离了大谱。
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我们很难想象刘邦是怎么维持住尴尬且不失礼貌的笑容的，便更不难想象这帮玩意被叔孙通收拾得比灰孙子还乖以后，心里是如何爽的。
说实话，老刘已经够厚道了。换个人，可能早就大开杀戒了。
02
过了一千多年，赵匡胤也遇到了与刘邦类似的烦恼。
他发现自己的大臣们特别喜欢“开小会”。甭管是开朝会还是类似的场合，甭管是讨论军国大事还是君臣闲聊吹牛批，只要凑一块就爱交头接耳，不窃窃私语好像就全身不舒服。搞得大殿里跟进了一群苍蝇似的嗡嗡乱响，让人心烦意乱。为此，赵匡胤不知道强调了多少回、发了多少次火、拍了多少回桌子，就是收效甚微。
反正大家伙主打的就是个虚心认错，坚决不改，下次再犯……
最后老赵被逼急了，没想到却逼出了灵感——他找人做了一顶特殊的帽子。就是在常见的幞头纱帽的两侧分别加上一根长翅，长翅用铁片、竹篾做骨架，长一尺多（宋尺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3厘米）。赵匡胤还规定，只要是有他在正式场合时，所有人都必须戴上。于是就出现了以下颇具喜剧效果的场景——老赵正在那高谈阔论呢，某位仁兄听得无聊，就习惯性的打算跟身旁的同僚扯个八卦，结果刚一转头，一尺多长而且还硬邦邦的帽翅子就狠狠的给了同僚一个大逼兜，弄得两人满脸懵……
这还聊个屁啊！
因为防“私聊”效果极佳，所以这种长翅帽作为制度被固定了下来。而且后来还逐渐形成了官越大、帽翅越长的奇怪习俗。比如上世纪末在江苏泰州出土的一顶宋代长翅帽，单翅长达53.5厘米。顶着这么个帽子，方圆一米多以内闲人免进，忙人也甭想进得来……
而且由于帽翅又长又沉，重心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官员们别说连跑带颠了，就是走路稍快点都可能导致帽子歪掉或者掉落。同时还是因为帽翅太长的原因，所以非常容易刮到各种障碍物，又会歪帽或掉帽，反正就是非常麻烦。当然麻烦还是小事，要命的是这种场景要是被对头或风纪官看到，还会被指控为“有失官仪”，很容易挨罚，就算因此降职甚至免官都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要戴上这个倒霉帽子，哪怕火上房走路也得四平八稳，一律迈起“四方步”。而且路过狭窄、低矮或是有障碍物的地方一定要小心翼翼，啥都不保也得先保住帽子……其实赵匡胤也得面对这样的烦恼，而且他的帽翅子最长，帽子歪了掉了肯定在背后笑话他的人最多，你说他何苦来哉？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李世民为啥不直接砍了尉迟敬德？刘邦也大可摘了那些放浪形骸的大臣的狗头，赵匡胤直接宰了那些爱嚼耳根的家伙可能有些过分，但打几下廷杖总说得过去吧？其实这种认识可能是明清剧看多了留下的后遗症，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么干完全不可行。
尽管教科书上说自始皇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后就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此后的历朝历代也都是换汤不换药。但其实跟许多人想像不一样的是，这里的“集权”可不是说把权力都集中到皇帝的手里边——虽然刘邦、李世民、赵匡胤们做梦都想，但梦就是梦，永远成不了现实。
那现实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这不是姓赵的皇帝觉悟高或者就是贱，非得跟士大夫分蛋糕，而是人家诚实。至于没那么诚实的朝代，大家都敷衍说皇帝最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呢？说白了两汉跟先秦一样都是天子与诸侯（贵族）共天下，魏晋直到隋唐这七八百年皇帝的合作对象换成了士族门阀，直到宋朝与士大夫结盟，还一口捅破了真相。
可以说在元明清之前，历朝历代都是“股份制王朝”，皇帝只是最大的那个股东而已，而且还未必是绝对控股。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闲着没事就想把别的股东斩尽杀绝，你觉得有可能吗？
事实是在朱元璋之前，从来就没有过杀功臣这码事。
03
很多人把刘邦与朱元璋并列为史上杀功臣杀得最狠的开国之君，其实这多少有点栽赃陷害的意思。
首先我们得明确两个概念，其一是“功臣”与“功臣集团”并非一个概念。像侯君集和张亮都是李世民的开国功臣，还被绘像凌烟阁，当然属于功臣集团的成员。但这俩人自己不安分，想要谋反，所以被李世民砍了，而且还是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功臣集团主要成员强烈要求下砍的。
史书上都说李世民还替他俩求过情——甭管真情还是假意，要因此说李世民杀功臣，还是说不过去的。毕竟功臣不是免死金牌，你要真作死，谁也救不了你。
如果二凤同学把凌烟阁上挂着的那帮老哥们都杀了或宰掉大半，你说他杀功臣那没问题。但事实上别说他了，在朱老板之前还真没人干过。
比如最被诟病的杀开国功臣的几个反面典型中，曹操杀了荀彧（存疑）、孔融，拓跋珪赐死莫题父子，杨坚杀了史万岁、梁士彦，朱温杀了氏叔琮，赵构冤杀岳飞……差不多也就这些了。你可以说他们杀过功臣集团的成员，但非要说杀功臣，不仅偏了，而且过了。
其二就是并非某人在开国后被封了大官，就算是功臣。这一点，在刘邦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所谓老刘杀过的“功臣”，其实就是七大异姓王。而且真正死在他手里的，也就彭越和臧荼——张敖和吴芮一直活得好好的，英布和韩王信算是战死，韩信是被吕后和萧何合谋诱杀。
这里边除了韩信，谁敢拍着胸脯脸不红心不跳的当着天下人的面，自称一下功臣？
当年项羽分封诸侯时，张耳（张敖他爹）、英布、吴芮和臧荼都与刘邦位列其中。此时的彭越还上不了大人桌，只能跟小孩抢饭吃，后来先投田荣再投刘邦。韩王信是张良在路边拣的，凭借韩国王室血统受到重视，功劳也有些，但肯定大不过统战需要。
也就是说，在楚汉争霸中七大异姓王里的大多数都是墙头草，刘邦出于战争成本和统战需求，才捏着鼻子把他们收入麾下，并许以高爵厚禄。要说他们真有多大的功劳和不可或缺的作用，那纯粹是想多了。
那西汉真正的开国功臣是谁？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恐怕是汉初三杰，这肯定不能算错，但也没有多么正确。因为刘邦真正能够信任、能够毫无保留的托付身家性命的，只有当初跟他一起混社会、当泼皮的那帮老兄弟，即沛丰集团。
他们是后来西汉的丞相萧何，继任丞相曹参，相国樊哙，太仆夏侯婴，太尉周勃，燕王卢绾，右丞相王陵以及周昌、周緤、唐厉、雍齿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刘邦的老乡。而在汉初封爵的位次排序上，萧何当之无愧的位居榜首，三杰之二的张良仅排在第六十二位，韩信因为被撸了王爵贬为淮阴侯，干脆连个排名都没有。
要论在开国中的贡献，张、韩当然比在今天名字无比陌生的奚涓、薛欧、王吸之流大百倍，可为啥论功行赏时却远远不如？
这就要再来一遍老生常谈了——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臣子的能力高下固然重要，但却不是必需品。那什么才是？答案就俩字：忠~~~橙！
你张良确实才高八斗，朝廷里成千上万的官儿们捆一起可能都没你聪明。但别忘了你小子当初投入到反秦大业中来的初衷是什么？是复韩啊！老张家倒查祖上三代，都是韩国的大贵族，父祖还都当过宰相，一切权势与富贵都来自于韩国。虽然秦末以来时势变迁，恐怕在张良自己看来复韩早就成了黄粱一梦，但万一呢？谁知道你哪天会不会又在路边捡个韩王信回来！
所以尽管张良兢兢业业的给刘邦打工，但有这么个黑历史摆在那儿，想收获老板完完全全的信任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韩信更离谱。本来他的身世比张良清白得多，能力也出类拔萃，还是老板手底下最稀缺的帅才。所以到死都牢牢把着兵权不放的刘邦，都得捏着鼻子给韩信开绿灯，在楚汉争霸期间让其主掌两路大军之一（当然还得放个曹参去当监军）。可问题是，韩信他不争气啊！
汉王四年（前203年），刘邦正被项羽围在荥阳按头暴揍期间，刚刚灭魏、破赵、胁燕，风头不可一世的韩信给他写了封信，要求封其为齐王。这是什么？是要挟、是挟势欺主，甚至说是反叛也不为过。刘邦差点被气疯，但碍于形势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
后来刘项之争打到最僵持的时候，坐拥重兵的韩信就成了决定这场战争走势的最沉重的那枚砝码。而他既没答应项羽的诱降，也没有按照刘邦的要求出兵与其会师，而是选择了按兵不动，心中打的算盘，未必就不是谋士蒯彻所言的“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为了换取韩信出兵，刘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正是因此，垓下决战后的第一时间，刘邦就赶紧跑到定陶（今山东菏泽）剥夺了韩信的兵权。
这样的人，换到朱老板、乾（隆）老板手里早被点了一百次天灯了。刘邦虽然谈不上厚道，但还是挺讲义气，也算得上恩怨分明——对张良仅是厚待而不重用，而后者也有大智慧，一方面逐渐隐退，同时又大隐于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而韩信呢，则继续他的低情商表现，在封地表现张扬，还跟项羽旧部不清不楚。刘邦问老兄弟们该怎么整，结果众人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第三》）。
但刘邦没有这么做，而是采纳了陈平的建议设计将韩信捉拿。虽然后者的王爵被撸了，但没治罪，待遇也不错。可韩信却因此心怀怨恨，成天不是大发牢骚就是消极怠工，还见谁怼谁，连刘邦的面子都不给，把自己彻底活成了个独夫。
所以后来不管他是否跟陈豨合谋造反，死得都不冤。而刘邦没有亲自动手，也算是给了他最后的面子。
04
刘邦真正嫡系班底，他一个都没杀过。哪怕像樊哙那样勾结吕后、破坏了他身后安排的大罪，刘邦嘴里喊打喊杀，派去执行的人却是与樊哙关系非常好的周勃以及粘上毛比猴都精的陈平，其中的意味自然懂的都懂。
只修剪枝枝叶叶，绝不动根基主干，除非其中的某一部分的存在已经威胁到整株大树的生存——刘邦的做法并非特例，而是历代开国之君一种普遍的选择。
曹操的核心班底是谯沛集团的武将和颍川集团的谋士，尤其是前者的曹氏与夏侯氏亲族，更是他最可信赖的老本。所以看似曹老板杀人如麻，但细究一下就会发现倒霉的无一不是降将或非嫡系的边缘人，本就可有可无，更谈不上是什么功臣。相反对于核心嫡系他的忍受度就非常高了，哪怕像荀彧那样在忠汉还是篡汉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的，曹老板最多也就把他打发得远远的，求个眼不见心不烦。
而遭诟病杀功臣的另一个反面典型是杨坚。可问题是人家老杨在建隋之前就已经假黄钺，官拜左大丞相，有权号令百官，权力之大用摄政王不足以形容。后来让（名义上的）外孙宇文阐禅让帝位给自己，不过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在此过程中，大多数朝臣要么冷眼旁观，要么例行公事，要么卖身投靠，强烈反对的好像就一个尉迟迥……
所以要是杨坚也想像刘秀或李世民那样建个楼阁搞个功臣画像大展览，该挂谁、有几个人可挂都是个大难题。所以他就算想过把杀功臣的瘾，也得找得着啊？
不过杨坚的帝位夺来的容易，想守住却难。而他对那些付出没多少，索取却有一大堆的家伙们也毫不手软，堪称是大开杀戒。比如想谋反的梁士彦、刘昉，想复辟的鲜卑贵族宇文忻、元谐，立场中立但在军队中非常有威望的虞庆则、史万岁以及总喜欢发牢骚、说怪话的王谊等等，，都被他一刀一个，统统摘了狗头。
其中的刘昉、虞庆则以及元谐所在的元氏家族，还有个遭弃用的郑译，都是杨坚篡位过程中出了大力、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
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在内杨坚照样能灭掉南陈、一统天下，在外则数度大败突厥，打得这个草原霸主匹马不敢南顾，开皇之治光耀千古——要不是继任者杨广太过于作死，作为后辈的我们提起老祖宗的荣光时，哪还有什么汉唐，妥妥的汉隋……
其实这就涉及到所谓功臣的“性质”问题了。
像汉、唐、明这种通过武装斗争暴力夺取政权的王朝，相较前朝最大的区别就是用一个新的利益阶层取代了另一个旧的利益阶层。这就是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了，可以想象被取代掉的利益集团的反抗会有多么激烈。而且这种反抗的形式往往并不局限于武装斗争上，而是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各个层面，明争暗斗个几十上百年都是常事。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作为新利益阶层代表的功臣集团就是天然的盟友，而且合作关系牢不可破。一旦团体内部出现了异类甚至是“叛徒”，通常都不用皇帝发话，功臣们喊打喊杀就比谁都起劲，像韩信、侯君集就是这么完蛋的。
相反类似（西）晋、隋、宋等通过禅让或类似方式上台的王朝，其原本就是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新朝与旧朝最大的变化，虽然还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但餐桌上却极少出现新的面孔，还是原来的几个老食客分蛋糕。只不过原来你分的多点我少点，现在我想多吃几口，你给不给？
不是赶尽杀绝也不是一口不给你吃，这就有的谈了，更谈不上什么你死我活。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类似的改朝换代模式下，除了极少数的死脑筋丢了命以外，大多数人其实原来啥样现在还啥样。就算有人暂时失去了一些权势富贵，也未必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同样即使有人乍富骤贵，也难说就能安枕无忧。毕竟收获与付出是成正比的，你给皇帝贡献过多少升血、多少条命，值得人家始终对你痴心不改？
所以像汉唐明这种王朝，谁是开国功臣谁又不是，但凡对历史有点了解的都能说个头头是道，甚至排序、座次都能给你列出来。相反如晋隋宋，你能点出几个人名，还是让人心服口服的？
所以像汉唐这种王朝，不把刘邦、李世民逼急眼了，是绝舍不得动功臣一手指头的，因为那跟要了自己的命没多大区别。而换成司马炎、杨坚或赵匡胤就无所谓了，用谁宰谁都无所谓，因为差别不大，没谁不可或缺。
或者说，压根就没啥功臣。
但唯独明朝是个例外。
05
我一直坚持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明朝开国时所面临的的战略形势，是史上最好，而且没有之一。
像汉唐都迎头撞上了处于史上最强盛期的匈奴、突厥和吐蕃。其中最倒霉的唐朝不但被南北夹击，对吐蕃还陷入了打得赢却攻不进（高原反应），只能被动防御的尴尬境地。当然最苦逼的还是宋朝——就算不自废武功，面对辽国在战略地理上也处于天然劣势。而且葫芦还没按下去又浮起了个瓢（西夏），跟唐朝一样也得疲于应付外敌的混合双打。
当然对历朝历代来说，外敌只是小菜，内患才是正餐。从两汉到隋唐，真正能让各家皇帝如临大敌、睡不上一个安稳觉的从来都是士族门阀。从中唐到北宋，这个心腹大患变成了骄兵悍将，逼得赵家皇帝不得不拼命拔高士大夫的地位与其打擂台。谁知道到了最后，后者又尾大不掉，先后两次把自家主子卖给了女真人和蒙古人。
而明朝呢？
在家外头，能让朱老板高看一眼的，无非也就是个蒙古人。至于满洲人，在明亡前的半个世纪前还是被李成梁随便宰杀的猪羊，还得强撑笑脸抬手点赞的货色（某野猪皮：谁在蛐蛐我？）况且这个蒙古人，还是被中原的花花世界消弭了原本的淳朴勇武之气，却学会了一肚子花花肠子的蒙古人。所以本就是因为自己不行才被明军赶回了草原老家，却没有卧薪尝胆谋划“重返中原”，反而该腐化堕落的愈发变本加厉，有点志向、劲头的大多也把力气用在了自己人身上，内斗得一塌糊涂。
这样的蒙古人，除了偶尔有能力对大明边境地区发动些小规模的骚扰，根本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家里面呢？上古时代的老贵族和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早就成了过眼云烟，再也掀不起任何浪花。曾取而代之的士大夫，则在两宋彻底臭了名声，又在元朝当了上百年的“臭老九”，地位连倡优都不如。所以在洪武年间被朱老板跟宰鸡一样的宰，也没有任何脾气，也没有任何人同情，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开国之初，朱元璋睥睨天下，发现自己竟找不到一个对手。如果非要立个假想敌，好像就那帮追随自己打天下的老兄弟们最有资格？
但朱老板并没有这么蠢。
实事求是的讲，朱元璋是历朝历代开国之君中出身最低的，起事前几乎是个文盲。但他学习能力极强，而且足够努力——可以说在称帝立国以后，朱老板已经自学成才。起码在所谓的“帝王权术”方面不弱于任何朝代的开国之君，除了在经济等方面的天然缺陷外，甚至还能远远胜之。
也正是因为如此，起码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之前，他应该完全没有杀功臣的想法。当然在此之前他也没少杀人，至少除了蓝玉案外的洪武四大案已经爆发了三案，大大小小的官员被杀了几万人。可在这其中，朱亮祖、廖永忠、胡美等人都是降将、杂牌；胡惟庸、汪广洋、陈宁、涂节等文官虽出身淮西集团，但基本没一个属于朱老板的创业团队，大多是在攻占南京后才投靠过来的，也算不上元从，拿不到“原始股”。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真正的朱家嫡系如华云龙、周德兴等人也犯过错。而且情节未必就比胡惟庸、朱亮祖、廖永忠们轻，但朱老板每次举起的都是鞭子而非刀子，还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可见在朱元璋的心里，未必就没想过要跟这帮老兄弟善始善终的。
可一切在洪武二十三年时，都变了。
这一年，朱老板已经63岁了。在那个年头，这就是个过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岁数，必须考虑皇位继承的问题了。虽然太子朱标已经36岁，且临朝听政多年并广受朝野上下的好评，但朱老板这个亲爹从来都是个喜欢瞎操心的命，总是担心自己身后会有个万一。
文官早就被他杀破了胆，又跟太子好得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那么可能出问题的，就只能是武将了，具体来说就是朱老板最铁杆的那帮淮西勋贵。
恰好就在前一年，蓝玉率军发动了洪武年间的第七次北伐，并取得了战果空前的捕鱼儿海大捷。又恰好朱标的太子妃还是蓝玉的外甥女，后者天然就是铁杆的太子党。所以朱元璋就想到了扶植蓝玉用来压制淮西勋贵，继而实现保障皇权顺利交接的目的。
但问题是蓝玉虽属于淮西勋贵中的一员，但这个功臣集团内部也是山头林立的，偏偏他还是出身比较非主流的常遇春系（蓝是常的小舅子）。所以蓝玉想要上位，最大的阻力就是号称“大明企业集团”二老板和三老板的徐达和李善长。
朱元璋权衡许久，还是决定痛下杀手。
所以坟头草早就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快十年的胡惟庸，再次登上了热搜——林贤狱案适时爆发，蓝玉又很凑巧的从捕鱼儿海抓回了封绩，于是胡惟庸案适时的沉渣泛起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最终以李善长为首的一公二十一侯上了法场，大将军徐达黯然隐退落幕。
朱元璋用最血腥、最残酷的方式，再一次达成了目的。不过在当时，他一定认为这都是值得的。
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就在朱老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付出巨大代价，好不容易给儿子铺好路后仅两年，太子朱标就突然病逝。更糟糕的是，朱元璋选定的下一个皇位继承人朱允炆，居然不是蓝玉外甥女生的……
这下最大的保皇党，会不会摇身一变成了头号谋反嫌疑人？
别说万一，就是十万、百万分之一的可能，都能让疑心病晚期的朱元璋夜不能寐。怎么办？反正手都脏了一回，再搞一次也就没那么难了。
于是蓝玉案爆发，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在内的近两万人殒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军中骨干。
至此“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二十》）。以至于等到朱老四搞婧难时，焦头烂额的朱允炆环顾朝野上下，曾经灿若星河的大明开国宿将，就剩下了个耿炳文和郭兴……
06
所以说所谓的历朝开国之君杀功臣，就是个伪命题。哪怕杀得最凶最狠的朱元璋，其实也可以说是时也命也，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与意外交织的结果。
毕竟能当上开国之君的，就没一个缺心眼的，相反肯定比现在只会折腾键盘的我们高明十倍百倍。所以他们应该很清楚谁是敌谁是友，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自毁长城。
网上言之凿凿的大多数所谓杀功臣的例子，其实倒霉的都是非嫡系的杂牌。而他们之所以要被清理掉，恰恰在于其“枝叶”的定位，而非国之栋梁。把他们打扫掉，最大的受益者，恰恰是功臣集团。
再一个，就是开国之君表面风光，其实压力极大。所以就算他们想干掉功臣，也没这个勇气。比如刘邦在外被冒顿欺负得欲仙欲死，在内跟六国老贵族势如水火，被逼的都在函谷关设“海关”了，全靠一帮忠心耿耿的老兄弟替自己续命了。这时候再搞自相残杀那套，老刘是活腻了？
李世民也没好哪去。屁股在皇位上还没坐热，就被迫签了个丢人现眼的渭水之盟。又因为得位不正的烦恼，关东士族成天好他的麻烦，关陇勋贵大多冷眼旁观，就连皇亲国戚都反了好几拨……否则凭当年的天策上将的小爆脾气，你以为他会那么乐意“虚心纳谏”，被魏徵捂死了鸟还得继续赔笑脸？
最惨莫过于赵匡胤。自晚唐以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已成铁律，短则三五年多则十余年必有改朝换代，连他自己都是这么上位的。所以老赵凭什么认为自己就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
再加上外有辽国这样的强敌，你要说赵匡胤每晚睡觉前都得立份遗诏可能有点夸张，但也没多离谱……所以他的姿势摆得就特别的低，对那些骄横跋扈的军头，能做的只能是陪着笑脸商量，然后杯酒释兵权，还得拉上士大夫帮忙，宁可跟他们“共治天下”。
局面最好、压力最小的就是朱元璋，开国就是碾压局，根本没有任何一股势力是他的一合之敌。所以朱老板其实是很寂寞、很无聊的，很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意思吧。
当皇帝的，跟我们的追求肯定不在一个层次，金锄头和白面馍馍是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的。压力山大时可能会摆出一副田间老农的亲民做派，可一旦无拘无束了呢？那还不放飞自我，皇帝不是白当了？
毕竟“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所以说就算没出后来的那些意外，也保不齐朱老板就不会举起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