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雪地里立着块木碑，字是刻上去的——“红卫兵小将晓黎之墓”。路过的人多半不知道，这墓里埋的是开国将军的女儿，走的时候才22岁，距她到北大荒插队，也就一年半的光景。

晓黎她爸是解放军的将军，1955年授的衔，打硬仗的时候腿上中过枪，后来走路都有点不利索。可到了60年代初，因为些特殊情况，将军自己拔枪没了。好在晓黎的妈是西北某省市空军疗养院的大校政委，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耽误晓黎在师大女子附中上学——那可是北京最有名的女中，能进去的都是拔尖的孩子。

1966年夏天，全国开始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这才真把晓黎的人生给拧了个弯。那时候她才19岁，一个小姑娘家，哪扛得住那么大的压力？今天有人贴她家门上的大字报，明天同学见了她就躲，慢慢地，她精神就快崩了，有时候说话都颠三倒四，有点不正常。她妈在西北听说了，赶紧坐飞机回北京，把她接走了，天天守着照顾，好半天才把她的状态拉回来点。

过了不到两年，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晓黎也响应了。打包行李的时候，她妈帮她叠了两件新棉衣，反复叮嘱“到了那儿别逞强”，可晓黎没听进去——她想着，到北大荒好好干活，说不定能证明自己不是“问题家庭的孩子”。

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晓黎确实挺拼的。黑土地上的活儿重，割大豆、翻地，她跟男知青一样干，没多久就当上了农工班的班长。营里组织女篮，她个子不算最高，可跑起来特冲，打球作风泼辣，成了队里的主力。她待人也实在，谁要是干活累得动不了，她就主动帮着扛；谁想家哭了，她就陪着坐一会儿，连里的知青都喜欢跟她来往。

1968年初冬，北大荒下了第一场大雪。雪下得大，把草甸、耕地、房子全盖白了，知青们都跑到外面看雪，有的还打雪仗，可晓黎却觉得浑身不得劲——身上没力气，关节还疼，连饭都吃不下。团医院的大夫给她量了体温，听了心肺，也没查出啥毛病，最后特批她回北京看病。

晓黎当时高兴坏了，她刚离开北京不到半年，做梦都想回去。走之前，她挨个问连里十几个北京知青：“家里有没有要帮忙办的事？带东西还是捎口信？”没人跟她客气，有的让她给家里带点肥皂，有的让她帮着看看老人。晓黎把这些事都记在小本子上，揣在贴身的口袋里。

回北京后，她先去医院做检查，剩下的时间就跑知青家。城东的胡同里钻过，城西的大院里去过，城南的平房也跑过，十几家跑下来，她自己的病都没顾上好好治。后来她没了的消息传到北京，那些知青家长都直跺脚，有的老太太还抹眼泪：“可惜了这孩子，心善，办事还牢靠。”

可北最后给的诊断结果，把晓黎和她妈都打懵了——红斑性狼疮。我后来专门问过医生朋友，他说这是种自体免疫病，年轻女性得的多，分两种：一种主要伤皮肤，常见在脸上；另一种不光伤皮肤，还能连累心、肾这些内脏，平时会发烧、没力气、关节疼，还老反复。晓黎得的就是后一种。

大夫还说，晓黎这病不是突然得的，病根早在运动那阵就埋下了。那时候她天天担惊受怕，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神经系统（中医说的“肾”）和消化系统（“脾”）都乱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就出了问题，这病就找上门了。

晓黎在北京治了半年，病情稍微稳定了点。可这时候，家里外头的说法就来了：“这病又不是绝症，总在家养着不干活，不就成了’落后分子’？”“别人都在北大荒锻炼，就她躲在北京，像话吗？”连里的知青也老写信来，说谁当了畜牧排副排长，谁当了基建排副排长，谁被选成了团支部委员，还有人去修战备公路了——字里行间都是“大家都在进步，就你落下了”。

晓黎好强，哪能受得了这个？她拿着那些信，跟她妈说“我要回北大荒”。她妈舍不得，可那时候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连她妈单位的同事都劝“让孩子回基层锻炼，对治病也有好处”。最后没办法，她妈只能帮她收拾行李，还偷偷往她包里塞了点中药。

1969年9月下旬，晓黎跟战友契兰一起坐火车回北大荒。火车哐啷哐啷响了几千里，晓黎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就盯着车窗外看。窗外的天是灰的，地是白的，一眼望不到头，她越看心里越沉，觉得那片黑土地上，好像没什么等着她的希望。

路过团部医院的时候，晓黎突然跟契兰说“我想再看看病”。她找到医院一个年轻的男大夫，跟人家说“我能不能留在医院治病？我可以帮着干活”，话说到最后，她甚至红着脸提了“想处对象”——她知道北大荒的连队条件差，没发好好治病，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善下环境。可那男大夫听完，脸色立马变了，特鄙夷地说“你这是耍流氓”，还把这事告诉了契兰。

契兰本来就因为晓黎“求爱”的事有点烦她，回到连队后，没几天，晓黎的“丑事”就在女知青里传开了。有人添油加醋，说她“在团部医院纠缠大夫”，还有人说她“在团部的时候，躺在大卡车轱辘底下耍无赖”。晓黎听到这些话，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夜，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子，谁跟她说话她都不搭理。

那时候晓黎还得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之前在火车上，契兰怕她出事，一直帮她拿着药。可回到连队的当天，契兰忙着收拾行李，忘了把药从晓黎手里要回来。

第二天上午，同屋的鲁莉（跟晓黎是师大女附中同年级的，当时当司务长）从食堂回来取账本，一进门就看见晓黎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看着像睡着了。鲁莉喊了她两声，没反应，走近了才发现，晓黎的脸色是青灰色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她心里一慌，掀开被子，看见枕边滚着个空安眠药瓶——那是晓黎从北京带来的，瓶身上还贴着医院的标签。

鲁莉吓得尖叫起来，赶紧往营部医务所打电话。营部离连队有12里地，医务所的王大夫左腿有点瘸，接到电话后，骑着自行车拼命往这赶，路上摔了两回，膝盖都擦破了。到了宿舍，他一进门就喊“快开窗户！全都打开！”，然后从药箱里拿出强心针，给晓黎扎进去，可没用了——晓黎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身子都硬了。

这事惊动了营部，毕竟是全营第一个知青出这种事。教导员张孝先挺负责，亲自接待了赶过来的晓黎妈和妹妹晓辉。晓辉跟晓黎长得特像，看见木碑上的字，当场就哭晕了，还是晓黎妈扶着她才站稳。

安葬晓黎那天，张教导员穿得整整齐齐的——正规军的棉衣棉裤，腰上扎着宽宽的武装带，站在雪地里致悼词。他的声音有点哑，念得很庄重：“晓黎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她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上山下乡，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

晓黎妈当时没哭，就站在那儿听着，直到悼词念完，她才伸手摸了摸木碑，说了句“孩子，委屈你了”。后来晓辉说，那天她妈回到招待所，整整哭了一夜，眼睛都哭肿了。

现在离晓黎走的那年，已经过去五十六年了。小东山的雪还年年下，木碑早就换成了石碑，可知道晓黎故事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我会想，她在地下安息了吗？她是在回北大荒的火车上就下决心走的，还是在连队被人说闲话的时候？她走之前，有没有想过北京的家，想过她妈和妹妹？

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要是晓黎还活着，凭着她的聪明和踏实，说不定早就有了疼她的爱人，可爱的孩子，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可她啥都没捞着，22岁的年纪，就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北大荒，一辈子全是遗憾。

咱们活着的人，总说“往前看”，可这些遗憾不该被忘了。记住晓黎的故事，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的痛苦里，而是想告诉自己：别让那些无意义的压力，逼得人没了退路；别让那些冷漠的眼光，寒了心善的人的情。毕竟，每个人的生命都该被好好对待，不管在哪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