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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岛历史回响

王新凯

我的骑兵我的团：军马情缘

 
李书明

在我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当属最初几年的骑兵岁月。

骑兵，曾在我军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战争年代，这一兵种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冲锋陷阵，为中国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随着形势与任务的转变，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1976年初我入伍时，全军仅存两个骑兵团，均隶属于内蒙古军区。其中骑兵第一团驻守在阴山山脉下的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我所在的骑兵第二团，则扎根于广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驻地锡林浩特。

骑兵二团的前身是驻扎海拉尔的骑兵四团，这支部队的组建，是以当时的骑兵营为基础，主要从骑兵五师抽调干部和战士骨干组成（也从沈阳军区补入了少量干部）。骑兵五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曾参与辽沈战役、辽西剿匪、青藏剿匪等诸多硬仗，铁骑所至，令敌人闻风丧胆。1969年3月，骑兵四团移防至锡林浩特，番号改为内蒙古军区独立骑兵第二团，也就是我们后来的骑兵二团。部队代号先后为1788、51159部队。

那年，我从冀中平原的家乡穿上军装，辗转乘火车、汽车抵达锡林浩特。刚跨入骑兵二团营区的瞬间，战马的嘶鸣与嘹亮的军号便在耳畔交织，骑兵战士挺拔威武的身影瞬间撞入眼帘。团部大礼堂的高音喇叭里，《骑兵之歌》的旋律一遍遍回荡，成了刻在我记忆深处再也抹不去的“专属音符”。

骑兵二团的营区坐落在锡林浩特东侧的东山脚下。当时的团长是杨树清（后来由李生接任），政委朱喜田（后由姚来敏接任），副团长白景祥、白玉琛（之后又有卢兴福任职），副政委高鹏，参谋长张志广（后由吉日嘎拉、王中原先后接任），政治处主任任白玉（后由银海接任）。

1976年4月5日，是新兵下连的日子。团部大礼堂前，我们这些新兵被逐一分配，我有幸分到了骑兵四连。时任连长张凤云（不久后由吴铁虎接任），指导员冷学仁（不久后由高林接任），副连长李向文，副指导员李洪深。那时连队正在南山煤矿附近单独执行任务，同时还承担着团战备值班分队的职责，频繁组织拉练、紧急集合。哪怕是到团部参加集体活动或看电影，也要求我们全副武装、携枪带弹，跑步完成10多公里的路程；活动结束后，无论白天黑夜，再跑步返回驻地。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连队便搬回了团部。起初临时住在骑兵一连的营房（该连当时在外地施工），直到入冬前搬到团生产办北侧的营房，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我最初在二排六班，班长白光，副班长高贵生；排长高升光，副排长郭廷贵。在班里，我一直担任机枪副射手。入冬前，我被调到了炊事班，原因是连队打算让我担任军械员兼文书，按照连里的传统，得先在炊事班锻炼半年。炊事班长是四川德阳兵王作书，王班长问我想干些什么，我本想喂猪，可这活儿早由老兵负责了，剩下的只有炒菜和烧火两个岗位，我便选择了烧火，成了一名“火头军”。那段时间，我白天忙着炊事班的活儿，晚上还要处理连队交办的写材料等杂事。有天晚上，我在炊事班宿舍写材料，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点了根蜡烛。结果实在是又困又累，不知不觉睡着了，蜡烛竟把床边的马褥套给点着了，幸好发现及时没酿成大祸。1977年初，我正式担任连队军械员兼文书（在炊事班锻炼的时间还不足半年），直到两年多后离开骑兵四连。

这段文书经历，使我对骑兵、对骑兵连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从干部战士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品质。

骑兵部队有不少“独一份”的特点。着装就与陆军有明显区别，是按着骑兵的需求一步步演变来的：军装上衣和陆军相同，但裤子是马裤。马裤细腿裆大，小腿部位像极了战争年代八路军的裹腿，左右两侧各有一排扣子；裤兜朝前，中间缀着一颗扣子（特别适合装钱包，防盗效果一级棒）；臀部和膝盖部位都是双层布料，看着像打了补丁，臀部的“补丁”是用线一圈圈缝起来，活脱脱像标着环数的靶纸，模样格外显眼。此外，我们还配发马靴和马裹腿。马靴分两款，战士穿的是翻毛款，干部穿的是光面款，全是纯牛皮制作；还有骑兵专用的武装带（同样是纯牛皮材质，比普通武装带宽，还配有斜背带）和马刀。配发的冲锋枪能折叠，方便乘马射击。这身军装加武器穿在身上，别提多威风、多帅气了！有时连队搞骑乘训练，大队人马穿过锡林浩特小城，总能引得不少老百姓停下脚步围观。星期天休息时，要是连队批准战士骑马上街，那股神气劲儿，一点不亚于开着一台212吉普车。那时锡林浩特的商店门前都有拴马桩，拴着的既有军马，更多的是牧民的马，活像现在的停车场，只是不收费、没栏杆、不计时。

不过穿马裤也有讲究，必须配马靴才显精神。要是穿马裤配解放鞋，或是冬天配大头鞋，会显得腿细脚长，特别不协调。战士们穿马裤外出还闹过笑话：有战士去内陆探亲，路过北京时被卫戍区的纠察拦住盘问，还被教训“好好的军装改成这个模样，还带几块补丁”。任凭怎么解释都没用，人家压根没见过这种军裤。后来，干部战士就悄悄找裁缝店把马裤改成筒裤，团里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后的筒裤乍一看没什么差别，细看却有点滑稽：臀部和膝盖部位满是针眼，两个小腿内侧还多出来几条布，和正常筒裤仍有区别，倒有点像后来流行的锥子裤。

我们的一日生活、训练、紧急集合、执行任务，几乎都离不开军马（除了担负施工及其他临时性任务时）。早上出操，先跑步到马厩，给军马饮水、刷马、遛马；正课时间就按计划搞乘马训练；白天晚上还要排班轮流出马勤务、站马岗。马勤务主要是给军马喂草喂料，得把军马照顾得吃饱吃好；站马岗则是负责本连军马和草料的安全。

团和连队的编制也透着浓浓的骑兵特色：团里有军马所，编有所长、兽医、司药，专门给军马防病治病；连队有军马卫生员、军马给养员，日常工作也都是围着军马转；连部还有大车驭手（也就是赶马车的，大家都习惯叫“车老板”）。供应方面，还有专门的军马粮票，而且标准不低。

骑乘训练是骑兵的重要科目，也是难度最大、最危险的科目，一旦落马，稍不留神就容易摔断锁骨或弄伤腿；要是遇上套镫（脚卡在马镫里），甚至有生命危险。新兵下连后，先学简单的骑乘，至于乘马射击、乘马斩劈这类高难度动作，得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平时全副武装的乘马紧急集合，练起来也不轻松。骑兵与步兵的紧急集合有本质区别：步兵听到集合号，打好背包就能集合；骑兵听到集合号，得先把被装塞进马褥套（专门配发的，也叫马搭子），然后全副武装，扛着马褥套列队跑到马厩，找到自己的马后，先备马鞍子，再把马褥套搭上去，最后才能上马。这一整套程序下来，既费时又费力，还很难做到人马配合顺畅。有时连队集合起来开始行进，仍有个别战士骑着马在马厩里转圈圈——不是战士不想走，是马不听指挥；要不就是刚上马没多久，“咚”的一声又摔了下来，那场面，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又好笑又难忘。

我入伍那年，连队新兵主要来自河北新城县、四川古蔺县，还有内蒙古察右后旗、达茂旗、苏尼特右旗、四子王旗以及呼和浩特等地。论骑马，内蒙兵里有一部分入伍前就有基础，尤其是牧区来的蒙古族战士，上马就能跑；河北兵在家乡只见过马拉车，骑马纯属“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四川古蔺县的新兵更有意思，家乡全是大山，别说骑马，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下连后第一件事就是忙着学骑自行车，摔得胳膊腿青一块紫一块也不叫疼。

经过训练的军马，骑乘起来难度相对小一些；新入营的军马都是“生马蛋子”（这是战士们的俗称），不能直接骑，得先由老兵和牧区来的蒙古族战士“压马”。压马主要是解决马不让骑、性子烈等问题，负责压马的战士会骑着马在山坡、雪地里来回奔跑，或是给马加负重，用这些方式磨掉马的“野性”。1977年12月，锡林郭勒盟遭遇特大雪灾，军马损失惨重。后来团里从内蒙古、四川、新疆等地接回近千匹军马，压马、训马的任务一下子变得异常繁重。

1978年春天，团里开始给各连分配这近千匹新军马。分配前要先打钢印，标注连队及相关记号，同时建立军马档案方便管理。我作为连队文书，被抽调到团里的分马小组，负责全团新入营军马的建档工作。分配军马的工作由卢副团长牵头，军务股许参谋具体组织，军马所长朱所长现场指挥，还有几名蒙古族战士负责实际操作。我们就在马厩里办公，每天的工作量很大，这项工作也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打钢印的流程很有意思：把带数字的钢印烧红后，在马的臀部烫字——比如分到四连的马，就烫“784”，“78”代表军马入伍年份，“4”代表连队。操作时，先由战士们把军马放倒、压住或捆住，再往马屁股上烫字。有的战士力气大，一个人就能抱住马头，用腿把马绊倒；有的马性子烈，嘶叫着挣扎，得几个人合力才能按住放倒。朱所长会把每匹马的毛色、年龄等信息告诉我，我当场一一登记建档。时间久了，我也渐渐摸出了些门道，能大概判断马的情况，后来朱所长只需确认马的年龄（看马的牙齿，也就是“几岁口”）就行。

分马工作结束后，连队进入了紧张的乘马训练。之前我们连作为战备值班分队，军区汽车团临时配属了五台大卡车，期间又几次去边防执行施工任务，乘马训练相对少些。这次分到新马后，训练强度明显加大。一开始分配给我的马性子特别烈，我根本不敢骑，请牧区入伍的战友帮忙，也被它尥了几蹶子撂了下来。更糟的是，这匹马后来还脱缰了，疯了似的跑出营区东大门，三排长带着人追了几十里地也没追上，还弄丢了副指导员的一副木马鞍子，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又郁闷又好笑。

后来我琢磨着，得要一匹适合自己、温顺些的马。于是我跟连长说了自己的想法，又去找军马所朱所长帮忙挑选。没过几天，朱所长就给我选了一匹枣红马。这匹马个头中等偏上，毛色油亮光滑，两个前腿间隔较宽，马蹄也大，看着性子就温顺，看样子以前还受过训练。

我和这匹枣红马相处了一段时间，渐渐发现了它的不少优点：对人温顺，对其他马却挺“凶”，在马厩吃草料时，绝不允许别的马靠近，有时还会尥几蹶子“护食”；但对出勤务的战士特别友好，能随时让战士从身边进出，有时还会主动往旁边挪挪让道。每天早晨饮马，别人都得牵着马去，我只需把缰绳轻轻拴在它脖子上，它自己就会乖乖走到水槽边饮水，喝完还能准确找到我。要知道，同一时间段去饮水的军马有时多达几百匹，能做到这一点特别不容易。

骑乘训练时，它更是“通人性”：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分寸拿捏得特别准；我上马时，它会稳稳地站着，一点不晃动；下马时，只要感觉到我的意图，立马就停住，根本不用我拽缰绳。而且这匹马壮实有力，不像有的马体力弱，训着训着不等口令就自己卧倒了。因为这些优点，不光我喜欢它，连里的战士们也都很待见它。这匹枣红马，成了我训练时最得力的助手，更成了我最亲密的无言战友。

1979年2月，我提干后调到团政治处工作。报到前，连队的战友们提醒我，把枣红马带走。我心里确实舍不得，也想把它带走，可又怕影响不好，终究没好意思开口。后来，连队战友给我捎来消息：枣红马的眼睛受伤了，不能再骑乘，只能改作驾车用。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又酸又涩，对这位无言战友满是愧疚。这份遗憾，直到现在也没能弥补，成了我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