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历朝历代当兵的如果没有约束，那么老百姓就要倒霉，比如明末时期各地的军队纪律极差，所经之处几乎寸草不生，百姓见之如土匪。然而这种现象到了清代以后，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就没有再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了。
此外，清代的统兵将领也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更不会发生拥兵自重对抗朝廷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绿营有两个先进的制度
其实任何弊端的根源都在制度上，清代自入关以后就才采取了两个行之有效的约束手段，使得绿营兵丁根本不敢欺压百姓，将领不敢造反。
首先是绿营兵丁一律在当地招募，免去了欺压百姓的后患
“土著”化是各省绿营的招募原则，所谓的土著就是当地人的意思。兵部则例中就有明确规定，绿营兵不得以外来无籍贯之人充当。因为土著的兵他们的家庭亲属都在本地，倘若在本乡犯法，家室就会受到连累，而且名声也不好听。
所以绿营兵在军营里大都遵守纪律，而要是外来无籍贯的兵就不同了，他们所报的籍贯既难追究真伪，身边又没有家室的顾虑，所以这种人一旦到了军营，往往敢于犯法。
明末时期骄兵的祸乱，就是由于随地招募而起。清刚入关时，因为急需补充兵源，实行的还是明代的那套随地招募的办法。但是到了顺治晚期时，就出台了招募补兵必须遵守本地土著的制度，以杜绝明末之弊端。
顺治一朝经过数十年的战乱，全国人口锐减，尽管朝廷出台了招募制度，但是很多省份因战后荒残，壮丁死亡，本地根本招不到人，不得不从他省招募。
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兵部政策有所放宽，允许外省招募，但所招募之兵士，必须携家带口赴军营所在地居住，在法律层面使其成为本地土著。
三藩之乱平定后，招募外来无籍兵丁成为严禁，此后发生过很多大的战事，从各省征调来的绿营军队，如果遇有伤亡，也必须在原省补充兵源送往前方大营，而不得随地招募。
嘉庆朝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八旗、绿营的数量和战斗力都严重不足，由此在经制军队之外，大量征招乡勇，这也导致了制度的松懈，因此也常出现兵丁变乱的情况。
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之后，朝廷又恢复了原先的制度。不难发现，从康熙至嘉庆这段时期，以土著为原则的招募方式还是基本得到贯彻执行的。
其次是绿营的兵籍是固定不变的，导致将领不敢擅权
土著的兵是跟地方相维系的，这方面的作用，使得国家得养兵的功效，并杜绝了统兵将帅无从专擅，而国家始得收集兵权。
所谓的兵籍固定不变，是指绿营兵一旦从军，便终生不能改，他们当初入伍的时候，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但只要是进了军营，那么就不能自由退伍了。
绿营兵平时在营操练，有事征调出征，事定则遣撤归伍。如果说入伍后想要逃避兵役，则他们的名字早已登于兵籍，军营便可以按户追索，根本无地可逃。如此一来，则养一兵便得一兵之用，有征兵制度的好处，而没有募兵制度的流弊。
到了咸丰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绿营兵制崩溃，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崛起，勇营也逐步取代绿营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了解曾国藩的读者应该都清楚，他是一个反对绿营制度的人，他创立的勇营制度，便是因为要改革绿营的弊端而起的。在湘军创立初期，曾国藩是坚决不用绿营兵士的。
然而曾国藩也看到了勇营“朝秦暮楚，轻去其主”的弊端，所以无奈之下，竟不得不调有籍的绿营兵到勇营中来，企图借绿营固定不变的风气来改变勇营浮动的现象。由此不难看出，就连向来鄙视绿营的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至于这个制度，又如何使将帅无从专擅而兵权集中于朝廷呢？绿营将领和文职官员一样，都会涉及到升降调补，而且没有省份的约束，是全国范围内调动的。
但是绿营兵始终是与地方相维系，将领调至外省，原先的老部队就不能跟着转移，这就注定了将帅不得久居一地，而旧部兵权却还是兵部掌握。
因此绿营制度，一方面在将帅则用升转，一方面在兵士必须土著不移，所以定例将帅升任私带营兵就要受到严厉处分。比如会典中就明确记载：“凡擅带营兵，提督、总兵官等升任别省，将本省营内经制兵丁带赴新任者，十名内罚俸一年，十名以外于现任内降一级。”
这一规定不是虚文，到了同、光时期，督抚专兵虽然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但督抚转任别省时，如果将携带营兵赴任，朝廷还是照例不批准的。因为定例严格，将帅也不敢私带营兵他去，这就让朝廷牢牢把住了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