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月塘 月塘藏玉 2024年10月30日 22:14 北京
吴大澂（1835-1920），清末著名书法家、收藏家、金石学家。
他最为知名的斋号为“愙斋”，就是因其督学陕甘时，得周代愙「kè」鼎而来。古代文人有用藏品作为斋号的习惯，如米芾之宝晋斋，文征明之玉罄山房，同时期则有吴云之两罍轩和百二兰亭斋，吴昌硕之缶庐，这些藏家的斋号皆与藏品有直接关联。
愙鼎，又名师眉鼎，通高23.2厘米，口径19.9厘米，腹深12.8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鼎口内侧铸铭文五行二十八字，记载师眉荐于王，为周客，王赏赐贝五朋，师眉为此铸造二鼎二簋之事。
吴大澂收藏丰富，比前人犹有过之，斋号自然也多，除愙斋外，还有十六金符斋、二十八将军斋、两秦鼎室、宝秦权斋、龙节虎符之馆等，不一而足。
然而，同时期金石圈藏家辈出，北有潘祖荫、陈介祺，南有吴云、沈秉成、李鸿裔等，竞争激烈异常，吴大澂虽以百金购入愙鼎，沈秉成则以五千两购入虢叔钟，相较之下，其财力并无优势。
光绪十五年，吴大澂在给学生韩学尹得信札中言：“惟兄于吉金不甚着意，钟鼎大器既不能与都下士大夫力争，其零星小品不足以资考证，因专心访购古玉……。”故吴大澂的收藏重心逐渐由吉金转向古玉。
长期以来，玉器颇不被金石学家重视，其收藏相当边缘化，亦不成体系。吴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在《古玉图考》的序文中谈到：“古之君子比德于玉，非以为玩物也”，所以自己搜求古玉的目的是“以资诂经之用”，研究方法则是“图其形制，考其源流，证以经传”。
邓淑萍在《<古玉图考>导读》后记中谈到：“玉特有的坚固不朽的性质，相当完整的保存了最初琢磨成器时，先民所赋予的意义。实为研究古代宗教和理念方面最佳实物史料之一。”或许这也是人们至今仍然热爱古玉的原因。吴大澂把金石学的研究方法用于玉器的收藏研究之上，在当下看来，其方法恐怕颇有问题，结论也颇多舛误，但在那时无疑是颇有开创之功的。
检《吴愙斋尺牍》，光绪元年（1875）致王懿荣信札：“秋间，在青门小住，所获零星金石残瓦片不少……王逞玉印为汉印第一精品……”可说是吴氏最早的古玉收藏。
吴大澂古玉收藏的高峰主要集中在1889-1899年以及1893-1894年间，并著成《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两书，前书重展示、著录与考释，后书则着意于古物计量学研究。
吴大澂藏玉极为丰富，可以从斋号及著述中窥知。其与玉器相关的斋号有十圭山房、宝六瑞斋、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玉琯山房、三十六圭山房和玉佛龛，一听名字便觉得十分豪横。
左下钤“十圭山房”印
十圭山房、宝六瑞斋皆出现在《古玉图考》中，想必那时已经集齐了《周礼》中所载的六瑞“璧、琮、圭、璋、琥、璜”，圭的数量甚至达到了十件之多；光绪十五年自杨实斋处得到黄钟玉律管后，极为珍爱，玉琯山房或本此；今吴氏旧藏物中未见玉佛像，《古玉图考》亦未见，而2019年保利秋拍曾释出一纸玉佛像拓片，“玉佛龛”之印赫然钤于其上，可知确有其物。
跋曰“玉佛龛所藏古玉造像”，旁注“此玉像在关中秦子衡刺史为余购得之”，2019年香港苏富比“徐翰卿、吴大澂金石彝鼎拓本四屏立轴”中也有此拓样。
《古玉图考》中收录了两百余件玉器，而后来的著述中，以及《年谱》、《尺牍》中所见者，数量远不止于此，其孙吴湖帆辑录的《愙斋考释题跋记》中，亦有不少未收录玉器，大致推测其古玉收藏的总量当在四五百件左右。
【1】礼器。璧、琮、圭、璋、琥、璜六瑞，及敦、觯、爵等。
【3】饰件。瑗、环、系璧、珩、珮璜、玦、笄、带钩、杖首、勒子等。
其中礼器的研究篇幅最长，考释最为丰富。从前文《吴大澂藏玉举隅》也可一窥。吴大澂为同治七年进士，具有扎实经学、小学功底，他的研究正如夏鼐先生评价，为“经学家的研究方法”，可见吴氏也的确贯彻了自己的收藏和研究思路。
其对于“圭”和“琮”的正名，在今天看来仍是颇有价值的，在清代时，人们只是从文献上知道这两类礼器，却不知其样貌，而出土的圭则被称为“药铲”，琮被称为“车杠”，无怪乎一些重要的古玉常被前代藏家“亵玩”。当然，吴氏把“牙璧”错认作“璇玑”，“琥”错视为兵符，也常为后世学者广泛讨论。
这只所谓的琥符，怎么看也是个猪握吧？
可惜吴大澂的玉器收藏在他生前便开始流散。
光绪二十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吴大澂因得汉“度辽将军印”意气风发，以书生之身请缨抗日，结果大败而归。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这使吴大澂焦灼万分，寝馈难安。他觉得自己作为前敌将帅，应该为战争的失败承担一份责任，两次联系张之洞，希望把自己收藏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藏品送给日本人，以抵扣一些战争赔款，被张之洞拒绝。诗人黄遵宪更作做《度辽将军歌》挖苦揶揄:
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
平时蒐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
……
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
后来吴大澂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失了俸禄，只好以变卖藏品为生。吴大澂有六个女儿，每个女儿出嫁时，也会陪嫁一些藏品，而大部分则由其孙吴湖帆继承。后来部分流落海外，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皆有收藏。上海博物院藏有吴湖帆旧藏玉器56件，其中明确归为吴大澂旧藏的有18件，其中又有12件著录于《古玉图考》。
对于吴大澂的古玉研究，傅增湘评价：“…..惟愙斋崛起，久负大名，既具通雅之才，兼崇高之地……搜采鸿富，辨订详实。”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这样评价：“以今天的水平来衡量，（吴大澂）考证的部分价值不大。但是比较系统的根据古器物来考订古代制度的研究方法，在金石学现代化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1902年，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历史博物馆的著名学者和古玉收藏家劳菲（Berthold Lanfer）撰写了《玉器：中国考古和宗教之研究》一书，便借鉴参阅了《古玉图考》。此书在西方汉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说吴大澂对西方认识中国也有所贡献。
综合来看，无论是收藏还是研究方面，吴大澂虽然有很多的缺陷，但比之前代以及同时代的藏家，在系统、方法、和观念上、仍旧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条前人鲜有涉及的古玉收藏新路径，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