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1.罗马如何一步步统治希腊，成为地中海霸主？

2.罗马的快速扩张给共和国政治和统治逻辑带来了怎样的重构？

3.罗马共和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瓦解？

第二次战胜迦太基让罗马成为西部地中海的领头羊。虽然在西部、西班牙地区和高卢地区仍有零星部落反抗，但西边已经没有能够对罗马统治构成威胁的对手了。罗马终于可以将矛头对准东部富庶的希腊地区了。

此时希腊世界早已不复当年辉煌。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庞大帝国迅速分崩离析。公元前3世纪，经过多伦争斗和残酷的拼杀，帝国主要被三个大的王朝分治。

一个是西边主导希腊世界的安提柯王朝，他控制着马其顿及其周边希腊城邦；一个是塞琉古王朝统治者叙利亚地区；另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地区。

三个王朝控制各自的同盟，将希腊大致分成了三个模块，一块儿是科林斯湾北部的埃托利亚联盟，一块儿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联盟，第三块儿就是保持独立的城邦，如雅典、斯巴达，以及贸易为主的罗德岛和亚细亚的帕加马王国等。

在布匿战争战争期间，罗马人已经两次渡过亚得里亚海向东进军，虽然只是来到了伊利里亚海岸一带。但希腊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对罗马势力的东扩极其敏感，决心进行抵抗。

因此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腓力五世就同汉尼拔签订了合作条约。虽未直接参与迦太基与罗马的战争，但却提供了不小的援助。

等到公元前202年，迦太基战败，罗马人开始清算马其顿王国。经过些许调整，公元前200年罗马通过两次公民大会，终于决定对马其顿王国宣战。

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当然是罗马人要对马其顿人实施报复，另一方面也有前几篇文章反复提到的“罗马好战基因”。但更多的还是罗马渴望从文明的边缘走向核心。

从罗马建城以来，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核心一直都是希腊世界，希腊文化已统治地中海长达数个世纪，希腊人常常被认为是文明的仲裁者。因此无论是希腊边缘的马其顿还是当时被视作边缘地带的罗马，都不想以简单的武力征服希腊，他们希望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而不是被视作“野蛮人”。渴望获得希腊人尊敬的执念让罗马深入介入希腊事务。

于是当反对马其顿王国统治的希腊城邦求援时，罗马立刻自诩为“为自由而战”的领袖，使命感油然而生。

为了摆脱马其顿人的统治，希腊人欢迎罗马军团的到来，埃托利亚和亚该亚联盟团结在罗马的背后。马其顿王国虽然实力衰落，但仍然顽强抵抗，多次在局部战役中战胜罗马军团。

公元前198年，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当选执政官。他是亲希腊者，热爱希腊文化并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因此，弗拉米尼努斯的当选让很多希腊人认为罗马人就是自己人。

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越来越多希腊城邦的帮助下，公元前197年，罗马与马其顿爆发库诺斯克伐勒战役，腓力五世最终战败，马其顿从希腊撤军。

公元前196年，罗马参加希腊世界在科林斯召开的地峡运动会。面对希腊各城邦的众多代表，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努斯喊出了“希腊自由”的口号。

罗马元老院宣布科林斯人、福基斯人、洛克里人、优卑亚人、弗西奥蒂斯的亚该亚人、马格尼西亚人、色萨利人和佩拉埃比亚人的城邦均不设驻军、不纳赋税。这让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努斯被当作神一样敬拜，甚至为他建造了雕像。

公元前194年，驻扎在希腊世界的全部罗马军队撤离，履行了诺言，并宣称罗马将永远保护希腊。罗马共和国既不依靠常备军，也不动用官僚体制对希腊实施直接统治，更多依靠外交手段进行制衡。

罗马对希腊事务的干预无疑挑战了另一个王朝在希腊的权威，这就是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的安条克三世雄途大略，收留了让罗马人恐惧的“汉尼拔”，同时联络对罗马日益不满的希腊“埃托利亚联盟”。

公元前191年，安条克入侵希腊，挑战罗马权威。这一年，在“温泉关”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地点，罗马军团大破安条克大军，以少胜多。

之后，汉尼拔被大材小用，不得干涉陆军作战，只能指挥海军舰队，致使军事才能无法发挥。公元前189年，安条克三世在马格尼西亚之战中被击溃，塞琉古王朝战败。

这场战争，让罗马瞬间获得了15000塔连特的战争赔款。罗马将领和将士均获得了惊人的财富。而汉尼拔随之流亡，直到公元前183年，才被弗拉米尼努斯抓获。汉尼拔选择服毒自杀，也不愿意投降罗马。

此后二十年，在希腊世界罗马延续了科林斯自由宣言以来的外交政策，不在希腊语区域驻军，也不在其领土上建立行省。

希腊文化开始对罗马人生活产生了更为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希腊艺术品涌入意大利半岛，希腊语和文学水平成为衡量一个罗马精英的标志。几乎所有的罗马贵族家庭均配备希腊教师。在弗拉米尼努斯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两位执政官的鼓励和追捧下，希腊和罗马文化再难分彼此。

文化的融合并没有促进岁月静好，反而是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纷争。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保持学习和敬意，但罗马人也希望得到所有希腊人对其权力的认可。

在罗马人眼里，希腊各同盟和拉丁同盟一样，都要做到未经许可之事不得做。但希腊人却心思颇多，因为希腊世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敌对竞争和地方性冲突，从未改变。

因此，当罗马元老院介入希腊世界的纷争后，才发现罗马不得不长期介入调停希腊内部争吵的大量请求。擅长战争而缺乏政治统治能力的元老们，难以处理复杂的城邦纠纷，逐渐开始罔顾事实或正义，一味支持那些首先向其发出请求的“首告”或偏袒更加符合罗马利益的申诉对象。

这无疑激起了很多希腊城邦对罗马不满。最受欺负的当属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继承人珀尔修斯，元老院具有偏见的决策屡屡伤害马其顿的利益。而其他反感罗马不公的城邦也都以珀尔修斯为意见领袖。

无形中，这位冤大头就成了罗马巩固希腊世界霸权的“枪把子”。公元前172年，罗马单边行动发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这一次，马其顿王国措手不及，珀尔修斯根本不想打仗，在初期接连打赢了两次战役后，他主动投降。

没想到罗马人竟然拒绝他投降，扬言要攻灭马其顿。公元前168年，马其顿战败。王国被一分为四，每一块儿都必须向罗马缴纳贡赋。

马其顿灭亡后，500名埃托利亚联盟精英被斩首，1000名亚该亚人作为人质被送往意大利，15万名马其顿民众被俘为奴。帕加马和罗德岛的势力也遭到削弱。就连曾经能够和罗马一较高下的塞琉古也对罗马唯唯诺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马其顿战争期间，安条克四世想趁着罗马打马其顿期间攻打埃及。罗马派出使者传唤他，要求他撤军。安条克四世提出需要时间和部下商讨，使者就用权杖画个圈，要求国王在走出圈之前作出决定。面对使者的咄咄逼人，这位国王竟然毫无办法，只得遵从使者的命令，向罗马屈服。

公元前167年至前149年间，整个地中海、西亚地区再无反对声音。公元前149年，一名叫安德里斯库斯的王位觊觎者，在马其顿四个共和国地区内爆发了起义。叛乱很快遭到镇压，马其顿势力区域彻底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公元前146年，也就是迦太基被摧毁的同一年，罗马将领卢修斯·穆米乌斯下令，夷平科林斯城。城内的大部分居民都死于罗马人剑下，妇女和儿童被穆米乌斯变卖为奴。所有最珍贵的祭品及艺术品都被运回罗马。

从弗拉米尼努斯在科林斯城授予希腊人“自由”仅仅50年，希腊世界就成为了罗马人的附庸。所谓“罗马人带来的自由”，成为了可笑而虚伪的谎言。

虽然希腊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且叙利亚和埃及在名义上保持了独立，但古希腊城邦和亚历山大大帝遗产的统治权毫无疑问地归于罗马共和国。

一般印象里，貌似领土越多越能显示出国力强盛，国家的各个方面也会各种欣欣向荣。但是随着规模的急速扩大，大型国家的治理成本和各项矛盾也在急速扩大。而这些问题在罗马更为突出。

首先是东边作战带来的财富太多，引起罗马平民的异化。从公元前200年到前167年这几十年内，罗马人从希腊世界除了获得15000塔连特（0.0035塔连特可以购买一个农场）赔款外，还额外抢劫获得了2.5亿第纳尔（约5208.33塔连特），除了上缴罗马政府7500万第纳尔外，其余全部分给了征战的个人。

因此，参与战争的人回去后天天盼望着打仗抢劫，未参战的罗马人也期盼着能够出去打仗，抢一大批财宝回来。军队的“土匪”特质就这样和元老院帝国远期规发展行省经济的战略目标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有野心的贵族和贪婪的平民相互结合，导致罗马共和国难以长期进入和平发展时期。

第一个利用平民抢劫欲望的政治家就是“大西庇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大西庇阿就允许罗马军队大肆抢劫，并且把更多的战利品分给士兵，国家和将军们则分小头。

布匿战争结束后，元老院好不容易把大西庇阿打压下去，后边立刻就冒出了马略、苏拉、庞培、凯撒、安东尼、屋大维等一批又一批的军事强人，他们均把“民粹”政治当作自己的底牌，将罗马共和政体一步步推向死亡。

正是在军事强人联合渴望抢劫平民的背景下，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才打的吃相难看。公元前171年，罗马大军杀向马其顿，珀尔修斯派使者询问战争的目的和缘由，罗马给不出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就是来抢劫的。

刚开始罗马打得一塌糊涂，也是因为一群狂热的平民毫无组织无纪律，只为了抢劫。之后拒绝马其顿求和，也是为了让罗马人更好的抢劫。

当把马其顿王国一分为四后，罗马军民抢到的战利品足足展示了三天三夜。雕塑、绘画装了250辆车，金币银币大罐子足足强了750个。大军班师回罗马的路上，伊庇鲁斯地区的70座城镇被洗劫一空，15万人被抓走卖为奴隶，这使得昔日繁华的伊庇鲁斯地区成为了无人区。

公元前146年，当希腊科林斯、北非迦太基被灭后，罗马人已经没有更富有地区可以抢劫了。客观来讲，罗马接下来最主要的事情不再是开疆扩土，而是转为行政管理收取“税收”。

但对于习惯了刀头舔血抢快钱的罗马平民来说，突然转为分土地种粮卖粮，这其中的曲折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试问现在多少年轻人宁肯在城市里送外卖，也不愿意经营自家的土地？

抢劫模式下，罗马国家机器的效率非常高，一方面是其与拉丁部落之间的同盟关系让罗马可以迅速集结起庞大的军团，和亚历山大东征只有5万人相比，罗马军团可以动员的人数总和高达90万。

另一方面则是抢劫来的财富基于公平的分配原则，让大多数罗马人都能获得足够多的利益，军民们打心眼里希望打胜仗，战斗力自然比其他国家强悍许多。

但是当进入税收模式下后，罗马社会就陷入了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罗马公地问题”。

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在意大利半岛获得了大批领土，特别是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半岛南部那些站在迦太基人一边的城邦被剥夺了一些甚至所有的土地。

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成了公有地，归国家所有，之后罗马再将它们租赁给罗马公民。理论上，每个公民可以租赁125公顷的土地，并向国家缴纳租金。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流行的说法是很多罗马贵族获得巨大地产，利用奴隶进行耕种，甚至有的高层把农田变成了牧场。如此，很多平民的土地就被剥夺了，他们不得不成为大地主的佃户。

但这种说法根据现有考古证据需要调整。因为意大利半岛内部各地在土地所有权和农业实践方面有着巨大差异。而且导致大量无土地穷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批无土地的罗马平民就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势力成为了罗马执政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个当下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罗马公地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平民没有土地，而是大庄园经济碾压了小农经济，让平民无法从土地上赚取足够多的财富。

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就是罗马每次战争都掳掠回来了大批奴隶，从公元前200年以来，罗马每年新增奴隶8000多人，所以相对于其他生产资料，奴隶就相对廉价很多。大批奴隶都被元老买回去经营大庄园经济，而分给平民的土地则需要自己打理，虽然平民也有奴隶，但规模相差巨大。元老们的土地动辄上万亩，奴隶大规模作业，产出的粮价当然就比平民土地产的粮食便宜很多。

久而久之，平民为了赚取钱财就不得不另想它法。以前还可以参战抢劫来维持奢华的生活，如今仗都打完了，很多平民就只能变卖土地换得资源了。于是恶性循环开启，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在贵族手中，无地的平民越来越多。

无论什么原因，都表明罗马平民无土地的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当选为护民官后，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拉拢平民对抗元老院。

他坚持要遵守240年前的《李锡尼法案》，要求元老们把超出500尤格（1尤格等于3.75亩）的土地都交出来，按照每户30尤格的标准分给平民。并要求公地不可以转让，只可以出租，可见统治者清楚的很，平民很多时候宁愿卖掉也不愿自己打理土地。

然而这些要求交出来的公地，贵族们已经经营了百年，而且公元前218年，平民大会通过法律规定了元老不允许出海经商，所以元老贵族只能通过拥有土地来获得维持各项开支的费用。现在提比略二话不说就拿走贵族赖以生存的资源，可想而知贵族们内心对他的恨意。

而对于平民而言，这些分给的土地也不是他们必须的资源，他们想要的是打仗，出去抢劫。国家给了这点土地，塞牙缝还不够，所以也未必感激提比略。

事实上提比略关心的并不是给平民多少财富，而是要操作民意，把单纯的经济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利用平民对贵族进行放逐。

最终贵族元老们提出暂停瓜分自己的土地，先去分战争中敌对战败国家被没收的公地。比如卡普阿，曾经站在汉尼拔阵营，汉尼拔失败后，卡普阿大批土地被没收成为了罗马公地。

接着提比略开始操纵民意恶意改变各种政治规矩。他打破公款先进国库，须元老院讨论形成决议后才能使用的规矩，由他通过平民大会搭建班子处理亚细亚行省的税收。

他打破元老院最终决策权，成立了一个三人组成的分地委员会，三人分别为他自己、他弟弟和他老丈人。他打破平民大会决议需两名保民官均同意才能实行的传统，在另一名保民官屋大维投反对票后，竟用保民官的印章封了国库，宣布国家政府停摆，并打破传统让同一事多次表决。

在最后一次表决中，屋大维再次投反对票，提比略竟强行把他拖出会场后再次表决，来通过他提出的议案。

这一些列打破传统和规矩的举措，让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权贵。提比略也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能走得通了，那就是利用所谓的民意连任保民官才能保住性命。但连选连任本身就是对传统的破坏。

虽然他利用操纵民意得以参加连选，但投票对他非常不利。眼看要卸任，他索性叫停了选举，说投票不算，要第二天再选。第二天会场上元老们情绪激动到了极点，大家一拥而上打死了提比略。他的300名忠粉全被活活打死，尸体被丢入台伯河。

提比略通过在罗马首都拉拢三四千的地皮流氓，左右元老院和平民大会的事情，极大破坏了罗马的共和体制。但元老们杀死提比略并非反对他的政策，最好的例证就是提比略死后，他的公地分配策略继续在元老院的监督下实施并没有被废止，

因为提比略·格拉古之乱让罗马贵族清醒地意识到，对政权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城市中哪些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公地分配政策正好可以将这些人赶出罗马，所以元老院不仅不反对分配公地，反而非常支持。

元老院一边鼓励无地平民前往新分配的土地，一边颁布法令把没有公民资格，喜欢跟着保民官起哄的外邦人、释奴驱逐出罗马城。如果分地给你，你不去，那就强行赶出去。到公元前125年，仅6年时间，拥有土地的公民数就增长到了35.9万人，多出了4万人。

把城市低端闲散人口赶到远离罗马的份地上去，既扩大了兵源，又保证了贵族对行省税收的独享，元老院自然欢欣鼓舞。平民参战打下的领土和行省，除了战争抢劫的财富，税收福利平民几乎没有，这一切被平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保民官和贵族争利，这6年间贵族们不免洋洋得意。于是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就被平民政治势力给予了厚望。

公元前123年，盖乌斯·格拉古（GaiusGracchus）当选护民官。有了哥哥前车之鉴，盖乌斯就显得谨慎许多，步步为营。

他首先通过法律，允许保民官连选连任，准备好退路。其次，他通过公民大会通过法案，向生活在罗马的城市公民广发福利补贴，提供无限制地半价粮，让更多的农村人到城市里支持自己，扩大支持者群体规模，防止像哥哥一样被元老们群殴致死。元老院绞尽脑汁才驱逐的闲散人员全都回来了，围绕在盖乌斯身边。

为罗马平民提供粮食和福利补贴，对罗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项政策不仅堵死了罗马平民成为政治统治阶级的路径，更是扼杀了罗马放弃“强盗逻辑”转为和平统治，通过税收让士兵放下武器，回归帝国正常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各行省收上来的税收给罗马公民发福利，默认了各行省是罗马公民挥霍财富的资料来源。这个“强盗逻辑”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灭亡，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总之，通过取悦平民，盖乌斯稳固了自身安全。但为了替哥哥报仇，持续边缘化贵族，盖乌斯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政策。

他在精英阶层内部制造矛盾，离散骑士阶级和贵族元老。骑士是罗马的富余平民，他们通过购买装备可以成为登记在册的骑士，骑士则可以通过战功竞选执政官，从而晋升为元老，实现阶层跃迁。而贵族元老们同时则天然具备骑士身份。

本来骑士阶级和元老们岁月静好、和平共处。但当罗马有了行省之后，元老们可以到行省担任总督，油水大幅增加。于是元老们就不太想让骑士阶级来分这块儿蛋糕。

公元前151年，元老院颁下一条法律，说只有家族里曾经出过执政官的人才有资格竞选执政官。这就堵死了绝大多数骑士的晋升之路，更让他们无法染指行省的财富。

盖乌斯·格拉古上台后，就充分利用骑士阶层的不满，采取了四个措施让元老和骑士互相仇恨。

第一，他规定一个人当上元老后，必须交出公家马匹，宣布既然普通骑士当不成元老，那么没有马的元老们也不再是骑士。从而先堵死元老向下的身份认同。

第二，他给予骑士阶层特殊的荣誉待遇，在社会上增加骑士阶级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比如只允许骑士可以戴金戒指，看角斗士表演或者娱乐节目是，只为骑士设置高档席位等等。

第三，他改变了各行省的税收模式，削弱元老院在行省的影响力。以前元老院直接给行省下税收指标，税收由当地社会精英完成，元老们可以从这些精英手里获得不菲的好处。如今盖乌斯要求各行省的税收必须发包出去，通过竞标获得包税权。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只有罗马骑士才能承包各地征税事宜。从而让骑士垄断了包税权，骑士阶层发了大财。

第四，他从元老院手里夺走了司法权。由于罗马对于行省的“强盗逻辑”，他们丝毫不关心行省人民的死活。每次税收，只要行省总督按时完成任务就可以，具体怎么中饱私囊，怎么横征暴敛可以，即便是被举报，元老们内部也会大而化小，小而化了。

久而久之民怨四起，总督贪污普遍。盖乌斯就宣布，各行省税收属于全体罗马公民，不能让元老们说了算，要求审判总督时陪审员必须从骑士阶层里寻找。这就让一批贵族和骑士之间势如水火。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稀释元老贵族的权威，盖乌斯继续大力推动对罗马社会而言更为深远的改革——赋予拉丁同盟罗马公民权。

他提出打天下时，拉丁人和罗马人一起并肩作战，如今罗马人把拉丁人看做奴隶一般，实在不妥。特别在盖乌斯向罗马公民发放福利后，拉丁小伙伴们也有着强烈的诉求，希望成为罗马公民。于是想要更多平民支持的盖乌斯和想要罗马公民利益的拉丁民众一拍即合。

得益于取悦平民和拉丁小伙伴，盖乌斯于第二年成功连任。但是到了第三年，盖乌斯的执政基本盘就崩溃了。崩溃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盖乌斯为了给哥哥报仇，制定政策总是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比如为了报复屋大维，他强行颁布法案宣称“被免职的人永远不得再竞选公职”。这种公报私仇的做法，极大消耗了他背后的政治基本盘。

其次，是老院也学会了盖乌斯操作民意的做法，让取悦罗马民众越来越没有底线。比如在投票抉择是否赋予拉丁民罗马公民权的大会上，元老院就煽动平民情绪，声称拉丁人有了公民权，观看娱乐表演和公民大会就会没有罗马人的席位，于是罗马公民大会就否决了这一议题。同时元老院通过法案，废除了提比略规定的公地地不能买卖的条款，赚足了罗马平民的好感。盖乌斯的政治基本盘反而被元老院削弱了。

第三，骑士阶层与元老院的勾结让盖乌斯一败涂地。为了拉拢骑士阶层，给予他们包税权虽然在一开始起到了离间作用，打压了贵族集团。但是元老院的贵族们始终保有人们执政官，以及安排卸任执政官去哪个行省担任总督的任命权。而且总督虽然被剥夺了财权，但却掌握着行政权和军权。

因此得到包税权的骑士为了更好的收税，很快就和元老贵族们达成妥协，元老们通过骑士获取大量财富。双方形成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让盖乌斯的离间计功亏一篑。

第四，福利补贴是把双刃剑。盖乌斯首创向罗马公民发放半价粮，刚开始确实一片赞誉，但是时间久了，这种欣喜就会被磨灭。当一件福利变的人人皆有时，就不再是福利，而仅仅是政府背上沉重的负担。

很快盖乌斯就发现财政无法承担连年的福利发放，也不得不考虑削减城内的闲散公民数量。这反而被元老们发现了反击的机会。

元老院一面假装好人可怜即将被撵走的6000人，表示对此痛心疾首，一方面阻止盖乌斯花钱建设迦太基地区的殖民地。

基于以上原因，公元前121年，盖乌斯第三个任期就竞选失败。这一年元旦，当元老院开会表决废除盖乌斯建立迦太基殖民地的法案时。盖乌斯带着他3000铁杆粉丝前往投票会场朱庇特神庙做最后一搏，希望能阻止法案通过。

在双方争执期间，盖乌斯手下情绪激动杀死了表决权举行献祭仪式的执政官侍从。一时间双方爆发激战，盖乌斯逃跑，3000粉丝被杀。元老们悬赏盖乌斯的人头，第二天他就人头落地。

盖乌斯死后，罗马的共和政体更加堕落了。因为无底线取悦平民的做法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常用手段，无论是谁都只能在这条道上继续卷下去，谁能提供更好的“免费面包”和“免费角斗士比赛门票”，谁就能得到更大的政治助力。

公元前113年，日尔曼人突然大举来犯，罗马元老院一时间找不出合格的将领，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公元前105年，罗马军团在阿劳西奥战役中被歼灭8万人。比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伤亡还要大。情急之下，罗马公民大会违反传统规定，选举刚出任过执政官的马略，让其连续出任5年执政官。

马略进行了军制改革，将以前的公民兵改成了募兵制，将大批无土地的城市闲散公民，或者有地不愿意种的兵痞组织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土匪军团”，和之前的公民兵效忠罗马共和国不同，马略的兵只听马略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丰厚的战利品。

马略战场上的表现却非常优秀。向南边进军，他生擒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向北边进军，他击败辛布里人、条顿人，彻底解决了日尔曼边患。

但马略属于典型的“寒门”，出身卑微，发达后，娶了恺撒的姑姑，想要进入贵族圈。可是罗马的元老们却对他十分鄙夷。一怒之下他倒向平民，继续民粹政治对抗贵族。将半价粮的价格再次降低一半还多，几乎白给了。元老院和城外的地主们反对，马略手里有兵丝毫不惧，把反对者全部清理了出去。

但是“玩火者终自焚”，马略也没有好下场。公元前100年，马略的政治同盟保民官萨图纽斯为了竞选暗杀了竞争对手，引发骚乱。马略听从了元老院的指令出兵镇压，打破了政治联盟。失去了平民支持的马略，迅速被元老院边缘化，离开了政治中心。

从马略开始，罗马的政治游戏规则变成了军事强人从平民大会得到授权，平民大会从军事强人那里得到发财机会和福利，元老院成为了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存在。从他开始到后面的苏拉、庞培、恺撒、安东尼，一直到屋大维，军事强人始终占据着罗马政治舞台的中心，直至罗马共和制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