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此次刊载李学勤《对彭裕商教授意见的处理建议》，见《李学勤文集》第三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418—421页。
对彭裕商教授意见的处理建议
彭裕商教授已对陈久金先生三月十九日所排金文历谱稿，从铭文等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兹对这些意见，提出处理办法的个人建议，供研究参考。
（一）克钟、镈应改排到宣王世，彭教授意见是正确的。我个人在去年三月札记《吴虎鼎研究的扩充》中有同样看法。
（二）卫盉与五祀、九年两件卫鼎确系同时。鼎与盉都和有 “穆王”的长思墓器相似，而五祀卫鼎有“共王”名号。这些名号，是生称还是死谥，学术界有争论，但铭中行事应与名号王世一致，即长思器记穆王时事，卫器记恭王时事。因此，就历日而言，把卫盉及两鼎放在恭王是不错的。
（三）二十七年卫簋与卫鼎、盉同出，均系裘卫所作，但从历日看，很难将簋放在鼎、盉后面。排在后面另一王，又嫌距离太远。既然鼎、盉在共王，簋置于穆世还是合理的。至于从“又”的“裘”字，如说晚期，卫簋也难放在那么晚。
（四）师虎簋的字体是西周中期的，不是晚期的。其器形是小兽首环耳的全瓦纹簋，实与无㠱簋接近，但后者似更矮胖一些。和师虎簋更相似的，是豆闭簋和即簋，都属中期[1]。我曾推定即簋在孝王时[2]。
以上各器都是没有盖的，是否均系失盖，尚待研究。有盖的则可举出蓝田寺坡村出土的弭叔师察簋，其器的部分也与师虎簋一致，年代吴镇烽先生定为懿王[3]。类似的有盖簋，还有唐县南伏城的一件[4]。总之，小环耳的全瓦纹簋多属西周中期偏后，无箕簋可能是其在晚期的孑遗。
从铭文的系联看，师虎簋也不能太晚，详见下表（表中的王年，是陈久金先生历谱所定）。可以看出，师虎簋不是孤立的，它牵涉到一大批器物，有相当复杂的人物关系，而这些人物的年代，又是有若干可供推计的标准的。特别是卫盉、鼎的历日属共王，已决定了各器的位置。
（五）器是扶风庄白微氏青铜器的组成部分。微氏有人名的四世，析约当昭王时，丰约当穆王时，墙则在共王时，墙之子应该在懿王以下[5]。现在陈先生历谱懿、孝、夷三王在位都短，最早见于懿王十三年，即该王最末一年，他下及孝王，并与厉王早年的人物有系联，是可以理解的。有关情况，请见下表：
这里面唯一的问题，是师鼎的师俗，如与共王时师俗父即伯俗父为一人，未免距离过远。但师鼎的师俗是“司邑人”的小官，五祀卫鼎伯俗父已与井伯等并居大臣之列，他们恐怕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认为，陈先生历谱中应予调整的，是牧簋。此器是腹部“倾垂”的双耳簋，下有方座，腹、座均饰波带纹，耳上有很大的兽首。和它非常接近的，有《殷周青铜器综览》簋330，惟无铭文；比较类似的，有《综览》簋340， 有盖，对铭象形“虎”字，显然较早。牧簋铭有内史吴，故前人均以之与师虎簋联系，定于共王以至孝王。现在排在厉王，是不够妥当的。建议移至懿王七年（前893），十三月戊申朔，甲寅系初七日，与铭云既生霸相吻合。
金文历谱，特别是西周中期一段，还需要不断修正。以上所论，谨请指教。
1999年5月7日晚
注释
[1]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将此三器列于西周ⅡB，九a型，近似的还有吕姜簋、兑簋。
[2]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8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 吴镇烽编：《陕西金文汇编》上，三九九、四〇〇，三秦出版社，1989年。
[4]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皆列于西周ⅡB，九a型。
[5]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87-9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该文据孙诒让说，认为师酉簋有史墙，现在看来不确。
经典重读栏目往期文章可点击下方图片查看
排版丨林妖
审核丨张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