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缶翁
(浅议吴昌硕的花鸟画)
朱道贤
对缶翁最早的印象是十八九岁初学篆刻时在朋友处见到的一本《吴昌硕印谱》,知道了民国有个刻印章的吴姓老头。直到几年后在省城的书店看到几本吴昌硕的小画册,才知道缶翁还是民国初期的一位国画大师。说来也不奇怪,那个年代小县城的条件有限,而且信息闭塞,很难见到历代名家的书谱画册,除了零星的知道几个宋元明清的书画家,能见到的就是杂志报纸上印刷的现当代书画家的作品图片。
喜爱缶翁始于篆刻,而后是绘画和诗文。也曾下过些功夫用心揣摩临习过缶翁的印章和绘画。虽说后来转习山水画,印章也不再刻了,但对缶翁的喜爱之心未曾有丝毫稍减。
吴昌硕,初名俊,字昌硕,别号很多,常见者有仓硕、老缶、苦铁、缶道人等。浙江安吉县人。早年受家庭影响,习书法及篆刻诗文,直到30余岁才开始习画。吴昌硕的绘画以花卉为主,兼及山水和人物。对明代的写意花鸟画大师陈淳、徐渭,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以及中期的扬州画家都悉心宗学,取其所长为己所用。由于他有着坚实的书法和篆刻功底,故而将篆隶的笔法融入绘画并有机的结合起来,金石气的线条如屈铁盘丝,构图大胆奇崛,作品粗犷疏放、刚健中见婉转,营造出雄浑厚重的气势,一改清末海上画坛的脂粉艳俗之气,以豪放雄健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笔墨形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把中国画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对海上画派和近现代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吴昌硕的花鸟画多选取生活中常见的梅、兰、竹、菊、牡丹、荷花等为题材。画面构图常以“折枝”取景,以泼墨写荷叶、胭脂点牡丹,于粗放中藏细腻,野趣里含雅韵。梅的铁骨、兰的清逸、荷的洒脱、菊的傲霜,既承继文人画“托物言志”的传统,又赋予全新的生命力。
作为清末民国时期一位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大师,吴昌硕的艺术成就在于打破了传统文人画的柔媚之风,将民间艺术的鲜活与金石碑学的雄浑融入其中,其画作中的笔触苍茫、朴拙,极具浑圓老辣的墨笔铁线,使观画者能感受到雄强震憾的力量感。吴昌硕不仅开创了“大写意”花卉的新境界、完善了“海上画派”的艺术体系,更将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更具生命力的现代形态。
吴昌硕的书法,以篆书和行草为主,尤以《石鼓文》用功最深。行草书中融入《石鼓文》的古朴与汉碑的雄浑,形成沉雄朴茂的书风,笔势奔腾苍劲,笔画如刀刻斧凿,却又不失灵动。
缶翁14岁受父指点学刻印,“与印不一日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上取鼎彝、下挹秦汉,融诸家之长,以赵之谦的“印外求印”为理念,将碑刻、瓦当等金石文字融入印面,刀法猛利,布局奇险,打破了传统印章的程式化,开创了“吴派篆刻”。
吴昌硕以其绘画、篆刻、书法的艺术成就同时占据晚清民国艺坛的数座高峰,是“海上”画派乃至当时的中国画坛旗帜性人物。其核心在于以“金石气”重塑传统,赋予艺术蓬勃的生命力。更难得的是,他将诗、书、画、印熔于一炉:画作上的题诗往往与物象相契,书法的笔意贯穿画面,篆刻的印章点缀其间,四者互为生发,形成浑然一体的艺术气场。这种“重气尚力”的风格,既延续了文人画“托物言志”的传统,又注入了民间艺术的鲜活与金石碑学的厚重,彻底打破了传统文人画的柔媚之态,为“大写意”艺术开辟了新境界,更深刻影响了齐白石、潘天寿等后世大家,是连接传统和现代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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