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一个特殊的王朝。一方面，南宋是统治淮河以南的政治实体。所以南宋皇帝要在百姓面前展现出神圣、伟大、光荣且正确。但另一方面，南宋向金称臣，甚至南宋为了避金太祖的讳，要把岷州改名西和州。①也就是说，南宋在礼法上又是金的藩属。再加上别的王朝建立，会讲述一堆所谓的伟大功绩。而南宋的建立，脱胎自靖康之耻。所以很明显，南宋是个忌讳非常多的王朝。
那么关于南宋皇帝的忌讳，主要集中在民间议论方面。毕竟在南宋的官方叙事中，哪怕是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也得是德比尧舜的。
宋朝文风昌盛，印刷业发达。所以这也导致了两宋之交的文人墨客爱记录大变局时代的历史，且方便出版，传播甚广。那这些历史肯定跟官方所希望的有所不同，这些史书、笔记，就是南宋朝廷讨厌的野史。
说到这我们就要先明确两个概念，什么叫野史？什么叫正史？简单说有官方认证的史书就是正史，没有就是野史。那这里还要强调一下，正史和野史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不能说信正史就全面否定野史，信野史就全面否定正史。正史和野史因为侧重点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互相补充的关系。
正史一般记录大事，野史一般记录秘闻。比如你要了解一个王朝的官制，那肯定要查阅正史，就像《宋史》中的《官职志》。如果想要了解宋太祖怎么就莫名暴毙传位给宋太宗了？文莹的《湘山野录》就对此事有相关的描述。你要觉得这本写得太玄，也可以再看看司马光《涑水纪闻》中的分析。所以历史要印证着看，可别就看过一个什么xx骗了我们xx年的短视频就全面否定一部书。
同样是司马光写的史书，《资治通鉴》得到了官方认可，那就是正史。《涑水纪闻》没有官方背书，那就是野史。野史有时候过于戏剧性，也会被称为稗史。而小说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出自稗史。
所以正史和野史的区别跟其可信度和权威性关系不大，主要看是不是得到了官方认可。
那么在南宋建立后，很多经历过靖康之变的官员和百姓都可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记录那段历史。那时候出版相对自由，书籍的受众也得是知识分子，所以指望这些书特别正能量那是不可能，那种玩意儿白送都不见得有人看，更何况得花钱呢。
宋高宗对野史的问题比较头疼，民间虽然不敢批评他，但批评宋徽宗的书籍不少。甚至有时候也不是批评，如实记录宋徽宗办的那些事在宋高宗看来都算是抹黑伟大领袖了。
除了宋高宗之外，时居相位的秦桧也对野史深恶痛绝。在这一点上秦桧心里特别有数，野史不会写他什么好话。
在绍兴十四年，秦桧上奏宋高宗，要禁了民间史书。这话算是说到宋高宗心坎里了，宋高宗感同身受，顿时说出了一大段对野史的不满。作为一个皇帝而讲，宋高宗甚至都可以说有些失态。
宋高宗讲，靖康以来的私家笔记都不可信。比如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这件事，明明是宋徽宗有尧舜之心，结果民间笔记却认为是蔡攸、吴敏操纵的，这实在有损徽宗圣德。
秦桧继续总结性发言，说现在的文人什么都不懂，还说《史记》是诽谤汉武帝的书。实际上司马迁只是记录了当时的事，哪敢像现在的文人一样擅自评价。
于是，宋高宗和秦桧君臣一拍即合，趁机禁了私人著史。②
讲到这我就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到底宋徽宗禅让这件事为什么会让宋高宗如此咬牙切齿？
我们作为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并不害怕议论这件事会被宋高宗以收了金人钱的理由处决，也不必害怕因为和宋高宗的想法不一致而被一些精神阉割者举报到有司治罪。只要无所畏惧，那我们就怎么都不可能相信宋徽宗禅位这件事是出自他的尧舜之心。明明就是在宣和七年金军大举南下之时，宋徽宗为了自己这条小命而禅位，这样新皇必须固守京城，他作为太上皇可以跑路。而宋钦宗则起用李纲抗金，打退了金军的进攻，暂时稳住了局势。这时候宋徽宗回来，与宋钦宗还起了权力之争。后来宋钦宗罢免李纲，金人破城，导致靖康之变。
那么宋徽宗是主动禅位吗？当然也不是。让宋徽宗禅位的提议，是李纲提出的。而李纲这一想法，是跟蔡攸的门客吴敏讨论后，由吴敏牵头上奏的。宋徽宗同意后，把禅位旨意给了宰相李邦彦，而李邦彦不敢接这大活，于是托付给了蔡攸。蔡攸把这事交给了吴敏，才促成了宋徽宗禅位。③
所以说野史记载宋徽宗禅位这事是蔡攸、吴敏定下的，绝非捕风捉影。但宋高宗口述宋徽宗是因为有尧舜之心而禅位，完全是空穴来风。
但这事不可能有人能跟宋高宗探讨，所以宋高宗只能用权力不让人这么说。这样一来，很多记录靖康之变的野史都被禁止。其实关于这段历史，李纲本身作为亲历者，所著的《靖康传信录》是史料价值极高的著作，但也被列为禁书。上一章讲宋徽宗禁书的时候，我提到过那位写《唐鉴》的史学家范祖禹。有这家传的手艺，范祖禹的儿子范冲也是史学家。
范祖禹当初不光自己写的《唐鉴》是禁书，他参与的官修《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出过事。因为范祖禹写了王安石的种种过失，所以后来宋哲宗亲政后，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因此迫害范祖禹，致使范祖禹客死岭南。所以这两部实录，也就被毁了。
宋高宗启用了范冲，令其重修两朝实录。范冲定了调子，宋神宗是好的，都是王安石、蔡京之流办坏了事。于是，两朝实录得以重修。宋高宗还给了范冲一本司马光写的《涑水纪闻》，令其修实录时可以参考。范家与司马家私交甚好，但范冲也指出《涑水纪闻》虽然史料价值大，但也有一些地方不严谨，于是范冲把《涑水纪闻》重新整理成十册，并进行了出版。
然而自从秦桧三令五申禁野史之后，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坐不住了，他主动上书举报，说民间大火的畅销书《涑水纪闻》不过是好事之徒假冒司马光之名所作，建议禁毁。于是这部书在南宋也成了禁书。只不过当时朝廷的行政力量有限，《涑水纪闻》虽为禁书，但依然是民间的畅销书。④不知道司马光泉下有知，会怎么评价这位不肖子孙。但同样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禁书的紧迫感，像极了历史上那些儿子举报爹，爹告发儿子的恐怖时代。
由于仅仅靠行政命令禁书效果差，宋高宗在对付这类书的时候，还是用了商鞅的绝招，引导百姓举报。⑤于是，我们能看到很多因举报而发生的文字狱。比如担任右迪功郎的安诚，也不知道写了什么，总之被举报后安上了讽刺朝廷的帽子，被充军。史学家李光，被自己家亲戚陆升之举报私自著史，被流放，且永世不得为官。亲自李孟被连坐，造发配。而李家的上万册珍贵藏书，也被焚毁。
既然举报禁书成了运动，自然会扩大化。就算不写史书，写几句人尽皆知的历史典故也容易出事。比如一位太学生张伯麟在浙江游玩，想起了这是古代吴越争霸的地方，顿时感慨了一段典故。当初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的时候被越国偷袭，阖闾老同志大意了没有闪，被射到了脚，随后大概是得了破伤风导致死亡。阖闾死前嘱咐自己的继承人夫差不要忘了杀父之仇。吴王夫差对越国开始了大规模进攻，越王勾践求和，吴王夫差饶恕了勾践。再后来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掉了吴国，夫差自杀。张伯麟提笔就写：夫差你忘了越国的杀父之仇吗？
事实上夫差确实忘了杀父之仇，才给了勾践可乘之机。然而这事居然被举报了，宋高宗知道后，觉得张伯麟在影射他。虽然是宋高宗自己心虚，却要张伯麟负责，于是张伯麟被打了棍子，发配吉阳军。⑥
从这角度看，宋高宗内心有很多敏感点，而这些敏感点又转嫁给知识分子，成为了荒唐的文化禁锢。
那么是不是所有野史都禁止呢？其实也不是。与其说宋高宗、秦桧君臣禁野史，不如说他们要禁止不同的声音。毕竟靖康之变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怨杀岳飞的事情在民间也颇有议论。这对君臣对主战派、或者说倡议收复中原的野史，那是重拳出击。而主和派，或者对主战派将领有所批判的野史，反而能存活下来。
随着运动的加深，除了私自著史之外，半官方的史书也会有麻烦。比如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五代，那么北宋的历史，就由史学家李焘续写，续写的这部分就叫《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修史是报备了的，而且每写完一个阶段，他还会把书稿呈给皇帝审阅。《续资治通鉴长编》耗尽李焘四十年的心血，被宋孝宗认可收藏，这部书就从野史变成了正史。
结果到了宋宁宗时代，《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不被朝廷信任了。起因是有人举报某商人携带禁书《中兴小历》和《九朝通略》两本野史。因此朝廷掀起大狱，命令地方严查书店，把事关国体的书都毁禁了。运动嘛，肯定是要扩大化的。所以朝臣建议，把《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丁未录》这三本有备案的史书交付有司重新审核，有不和谐的地方删掉，剩下的存档，不许民间流传。⑦
可笑的是《中兴小历》这种书因为批判主战派，在宋高宗时期不是禁书。但宋宁宗想起用韩侂胄北伐，所以他追尊岳飞为鄂王，剥夺秦桧一切荣誉称号。因此《中兴小历》这种书必然得是禁书。
当然南宋禁史书也不仅仅局限于上述那些，不过细看下来，其实南宋禁的野史也好，正史也罢，都是“当代史”。这种情况主要出于南宋朝廷的两种考量，一方面是宋朝黑料实在是太多，靖康耻的污点实在是太大，皇帝们心虚，只能通过强行让人闭嘴的方式维持那些可怜的体面，毕竟打不过金人还打不过老百姓么。另一方面，南宋的当代史不光牵扯到南宋的体面，也牵扯到其宗主国金朝的体面。所以对于南宋皇帝来说，尽量别让金朝发现问题找来，自己提前搞定是最安全的。就像北宋时期，辽国对欧阳修主编《五代史》时把辽国放在“四夷”部分就非常不满。那到了南宋，金朝的不满可比当初辽国的不满严重多了。
当然南宋的禁书不光禁史书，下一章我们就来聊聊南宋的禁书风怎么刮到了学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