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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美，宜昌人，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会员、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大撤退时的宜昌码头
石牌保卫战遗址
宜昌抗战英雄城
文/刘开美
内容摘要
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战略地位再次凸显。作为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这里曾发生过深刻影响中国抗战全局的三大事件：中华实业大内迁中的“宜昌大撤退”、枣宜会战中的“宜昌攻守战”和鄂西会战中的“石牌保卫战”。尽管中日双方的白热化争夺，使得宜昌城市的“破坏之甚，为全国冠”。但正是这史诗般的“三部曲”，却使宜昌在抗战烈火的锻造中成为英雄城市。
关键词 宜昌抗战 三部曲 英雄城市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战略地位再次凸显在世人面前。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宜昌成为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宜昌战略地位的凸显，引起日军极大关注，以致中日双方在宜昌的争夺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里曾发生三大深刻影响中国抗战全局的事件，这就是中华实业大内迁中的“宜昌大撤退”、枣宜会战中的“宜昌攻守战”和鄂西会战中的“石牌保卫战”。正是这史诗般的“三部曲”，使宜昌在抗战烈火的锻造中成为英雄城市。
（一）
抗日战争前，中国工业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随着日军入侵，这些地区的工业遭到极大破坏。全面抗战伊始，国民政府便着手组织工厂内迁。迁都重庆后，又拟定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推动沿海工业向内陆迁移。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有800多家工厂先后迁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大后方。这次实业大内迁，堪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壮举。它改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布局，对西南、西北工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保证抗战、改善民生作出重大贡献。宜昌大撤退正是应中国实业大内迁之运而生的。它在整个中国实业大内迁中更具典型性。
宜昌大撤退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至二十九年（1940年）6月，历时三年。其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全面抗战开始至南京失陷为第一阶段。其间，主要转运东下参战部队和给养，抢运西迁的科研机构、院校和军工企业。诸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中国科学社理化研究所由民生公司直接从上海撤出，9月迁到重庆北碚，恢复工作。上海复旦大学也迁至北碚夏坝，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复课。此间，由芜湖、汉口来宜的兵工器材26000吨转运入川。
武汉沦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前后为第二阶段。此间，国民政府机关、团体、院校、工厂以及难民、难童争相西迁，宜昌大撤退最为繁忙。一时间云集宜昌的人员和物资难以及时向鄂西和四川转运，尤其是关乎全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等重工业以及轻工业生命的各种器材，集中于此，堆积如山，一旦遭损，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10月，先后两次亲临宜昌，坐镇指挥抢运工作。特别是10月份来宜时，宜昌这座边陲小镇，已拥塞着从各地撤来的30000多人员和90000多吨物资，亟待转运至上。而当时民生公司船舶的运力，要将这些人员、物资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而此间长江上游的中水位可供较大轮船航行的时间仅有40天。卢作孚面对如此严峻的抢运形势，沉着应对，通宵开会，制定方案，带领民生公司和3000多工人，凭着24艘轮船、2000多只木船，浴血奋战40昼夜，终使滞留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险境，积压器材也抢运出2/3。于是，宜昌大撤退中最为壮观的一幕便降下帷幕。
宜昌沦陷（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前后为第三阶段。主要抢运湘桂兵工厂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紧急撤至宜昌的32000吨器材。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了16000吨器材到大后方。宜昌沦陷后，在接近日军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仍有部分兵工器材待运。卢作孚冒险，亲临现场指挥，使这批物资安全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至二十九年（1940年）6月，由宜昌转运东下军队110万人，西上入川的机关、学校、工厂内迁人员及难民达150万人，中转旅客29万人，上驶转入川江的轮船105艘，抢运至重庆的各类物资125万吨。此外，宜昌港在这一时期还完成军运物资31.98万吨。这一切，凸显了宜昌作为西迁人员和物资转运基地与中国军队后勤交通枢纽的地位和作用。
宜昌大撤退抢运量大、困难度高、影响力强。由宜昌迁至四川的工厂600多家，超过整个大内迁总数的2/3以上。面对极其繁重的抢运任务，三峡航道滩多水险，日机沿途不断轰炸，险象丛生，难度在整个大内迁中首屈一指。通过宜昌大撤退，极大地推动了四川尤其是重庆工业的发展，这对其他后方省份来说是不可比拟的。可见，宜昌大撤退是中国实业大内迁中最为壮观的一幕。
在恢弘悲壮的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以及招商、三北等公司，与英雄的宜昌乃至三峡人民一道，团结协作，共赴国难，作出了杰出贡献，彰显出救亡图存、舍身为国的民族浩气，成为中国人民民族独立斗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不朽丰碑。民生公司在大撤退中有116人牺牲、61人致残、16艘船舶被炸毁击沉。为此，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二）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宜昌作为中国军队的后勤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门户战略地位的凸现，引起日军极大关注。“枣宜会战”前日军就对宜昌市区实施了疯狂轰炸，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至二十九年（1940年）6月，曾出现过三次轰炸高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至6月，即国民政府部分机关在武汉停留后西迁重庆至武汉会战前夕，为第一次轰炸高潮；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至5月，为第二次轰炸高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至6月，随着日军对宜昌的进攻，轰炸进入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抗战以来，日机空袭宜昌达95次，投弹2031枚，炸死居民1863人，炸伤居民1967人，损毁房屋2870栋。宜昌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民国大事日志》记载，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四日：“敌军二十四架初次袭宜昌。”对此，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25日的《大公报》作了报道：“敌机十二架廿四日早十时二十分首次侵袭宜昌，江中落弹数枚，泊于江内船只仅受波动，其他无恙，敌机于郊外监狱附近投弹十余枚，死平民四十余人，震倒房屋数栋。”《宜昌市文史资料》也记载这天上午10时，日机9架第一次飞临宜昌上空。直飞轰炸铁路坝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毁国民党军队停在铁路坝的飞机6架，炸死炸伤修飞机场的民工200余人。此后，日机又多次以机场为目标，空袭宜昌。4月5日和6月21日，日机20多架袭击宜昌。尤其是6月21日下午，日机投下的大批硫磺弹除将大公路和四道巷子完全烧毁外，还焚掉邻近江边的几十条船，200余人同时丧命。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至5月，宜昌在军事和交通方面的作用凸显。因此，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轰炸后，局势日益紧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21日清晨，9架日机轰炸宜昌，环城东路至新街，献福路至北
正街一带的民房全被炸毁。3月8日、9日63架日机轰炸宜昌。其中3月8日36架日机4次轮番轰炸，大北门、东正街、璞宝街、二架牌坊、学院街、环城南路、通惠路、中山路等一带大片房屋被炸毁，死伤市民无数。这阶段日机轰炸宜昌达13次之多。为此，在宜昌督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特地在三游洞题记了“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的石刻。
武汉失守后宜昌战略地位更显，致使宜昌成为日军与我军争夺的焦点。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30日日军发动“宜昌作战”（中方称“枣宜会战”）。早在2月25日驻汉日军第11军就确定了《会战指导方针》，接着在4月7日制定了《作战计划大纲》。日军的“宜昌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枣阳为中心的东线作战；第二阶段是以宜昌为中心的西线作战。此战日军是要通过声东，进攻枣阳；进而击西，占领宜昌。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30日“宜昌作战”打响。5月1日战役进入第一阶段，信阳、随县、钟祥等地日军6个师团20多万人，在飞机、火炮支持下，向中国军队第五战区发动猛攻。5月16日在宜城南瓜店与日军激战的张自忠将军中弹身亡。随即将军灵柩被护送到宜昌，宜昌军民举行
隆重的迎、送灵柩仪式，护送将军灵柩上船，至重庆安葬。5月31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日军第3、39师团等部约万人，分别由欧庙、王家集、小河、明正铺强渡襄河，准备占领襄樊、南漳后，进攻沙市、宜昌。6月4日日军第13师团当晚、第6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于次日，由荆门旧口、沙洋附近强渡襄河，与自宜城南下的日军配合，向中国江防部队郭忏部发动进攻。日军强渡襄河后，便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西进，企图南北两路围击第五战区襄西部队于宜昌以东地区。6月6日日军陷荆门，占观音寺，次日图攻远安。6月8日日军池田支队攻陷江陵、沙市，由江陵万山一带进至枝江；日军第13师团由荆门攻入当阳县境。次日日军陆空联合向董市、当阳、远安进攻，终日对宜昌市区近郊轰炸，“投弹多枚，我建筑物及平民死伤、被毁颇巨”。6月10日日军第11军下达攻占宜昌命令。中国军队彭善第18军第18师、第199师自6月8日起由重庆、万县先后赶到宜昌。军部设在前坪，罗广文第18师守城，宋瑞珂第199师在城北郊外机动。罗广文师长到达宜昌城后，连夜勘察阵地，以53团防守市郊镇镜山到东山寺一线；52团沿东山寺以东及市东郊一线丘陵地带布防；54团固守宜昌市区；师部设在镇镜山。6月11日日军第13师团，在上百架飞机日夜轰炸下，向宜昌城郊守军第18师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在日机的分批轮炸中，市区二架牌坊、教军场及郊区杨岔路等10余处街道及建筑物横遭摧毁。当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称，日军对“宜昌市街进行了猛爆”，“巨弹象暴雨降落”。6月12日日军第13师团，在第39师团231联队配合下，向市区发起猛攻，遭我军顽强抵抗。当日10时日军骑兵由杨岔路突入市区，守城部队第18师一部给敌以袭击，另一部第54团退至宜昌城对岸。在敌众我寡态势下，日军进入市区，向周围猛攻。
日军占领宜昌市区后，将城中仓库、商店和居民财物抢劫一空，连续5天用30多辆大卡车、百余匹骡马，将抢掠财物运至大公路、杨岔路集中，对带不走的生活用品一概砸碎。市区未及逃亡的上万难民遭此劫难。日军抢劫财物后，在宜昌城中焚烧房屋五天五夜。6月12日焚烧怀远路、和光里，延烧至园觉庵一带；13日焚烧滨江路、招商局及二马路和通惠路部分地段；14日焚烧环城东路、环城南路、大东门外正街、大北门正街及一马路江边一带；15日焚烧福绥路、东门及东门外一带；16日焚烧大东门及一马路上段。 “熊熊巨火，达三星期始息。”“仅这五天，日寇就烧毁大小房屋六七千栋。”“街道除划为难民区的天官牌坊、南正街、白衣庵、二架牌坊等房屋尚保存较多外，环城西路、鼓楼街、璞宝街、南门外正街仅有少数房屋，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几乎全毁。”
宜昌沦陷，震惊重庆。战后日方曾这样评论：“中日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不容宜昌落入敌手，试图夺回宜昌，以解后顾之忧。于是调兵遣将，反攻宜昌。致使宜昌一度被中国军队夺回。但由于日本为了把宜昌作为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对“因击败企图夺回宜昌而聚集的敌人，组织有利的消耗战”；进而“切断内陆和武汉周围与中原及长江南北交通”；引诱蒋介石投降，以“支援政治谋略的成功”，天皇裕仁在日军占领宜昌市区五天而撤出之后，又下达了“确保宜昌”的旨意。致使中日两军为争夺宜昌而较量，但在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终未得手。从此，宜昌便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长达5年多之久。
占领宜昌的日军凶狠残暴，乱杀无辜。仅在占领后的5天之中，被杀死的居民就达数百人。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8日日军血洗葛洲坝，死伤百姓100余人。尤其惨不忍睹的是，日军让狼狗咬人取乐；将儿童挑在刺刀上戏逛；魔鬼般地将人的心肝取出烹炒下酒。日军占领宜昌期间，不知有多少妇女同胞惨遭奸污，有的甚至被轮奸致死，就连十一二岁的少女和70多岁的老太婆都难以幸免。
这一切，给宜昌造成了空前的毁灭性的破坏。据战后对宜昌全县的统计，日军在宜昌虐杀致死致伤187224人，损失农村私房51686间、公房316栋、耕牛12158头、粮食506785石、农具217931件。全县损失值现银2321亿元。尤其是宜昌这座边陲小镇遭受的破坏更为集中而又惨重。据《民国三十六年度武汉日报年鉴》记载：“宜昌在战时城市被破坏十之八九，完整房屋尚不及十分之一，战前凡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九户，十五万零六千二百零八人，全市房屋为九千七百余栋，战后仅存一千四百数十栋。光复之初，居民仅二千余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会议记录》称：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可谓“破坏之甚，为全国冠”。同样就城市遭毁程度而言，宜昌也超过了被原子弹炸毁的广岛和长崎。
（三）
为加强长江三峡的防护力量，阻止日军从水路向西入侵，以确保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至次年10月，于长江三峡地区择险构建了要塞炮台。这些炮台及掩体均用钢筋水泥构筑，全部建在山洞里面，异常坚固；每座炮台上安装由军舰上拆卸下来的舰炮和野战炮；进出口、枪炮孔乃至通气孔都十分隐蔽。石牌炮台，是构建在宜昌西陵峡口的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安装大炮10尊，火力可控南津关以上江面。在长江三峡宜昌至万县间构建要塞炮台大小10余座，安装各种大炮102尊。同时，中国海军还配置烟幕队和漂雷队，协同要塞作战。驻守长江三峡要塞区各炮台的中国海军官兵有1200多人，其中驻石牌要塞的有100多人，为保卫石牌要塞，军委会另派重兵防守。驻守要塞的官兵，在大炮掩体壁上题书“铁血要塞”；在石牌要塞的大崖壁上摩刻着“石牌天险敌胆寒”，表现出高昂的抗战决心。
日军攻占宜昌后，派参加过攻占南京的精锐兵团第十三师团坚守，另配置其他兵种加强之。同时，选择地形要点，构筑据点式工事，防我反击。我在长江两岸以三游洞为前沿阵地，以石牌为第一要塞区，长江左岸由第二十六集团军驻守，下辖三个军，部署在兴山、宜昌、远安一带；右岸由江防军驻守，下辖三个军，部署在石牌、长阳、宜都一带；往下为第十集团军，辖两个军，部署在宜都、松滋、公安一带。这说明，在宜昌沦陷后，处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口的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门户。占领宜昌后的日军，为扫清这一西进的重大障碍，频繁出动战机，对我要塞炮台和军舰实施轰炸，并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先后两次对石牌要塞发起进攻。但在我陆、海军协同作战下未能得手。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5月，日军组织10万兵力、上百架飞机，发动鄂西会战。此次会战，东起湘北华容，西止西陵峡口石牌，历时一个多月。这是中国全面抗战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是继枣宜会战之后中日军队在鄂西地区的又一大战，也是抗战期间全国40几个著名战役之一。此战日军采取大兵团迂回与正面强攻的战术，企图消灭我江防军，夺取石牌要塞，直逼重庆。中国军队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的指挥下，在绵亘千里的战场上，与日军展开了激战。
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关键。蒋介石对此极为关注，不止一次强调要确保石牌要塞，严令死守。5月26日又颁行手令，强调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严令守备石牌要塞的江防军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等将领，要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胡琏当即立下遗嘱，决心与石牌共存亡。并把师指挥所推进火线，亲临指挥。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他激励官兵“积极报效祖国，死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当陈诚问其“守住要塞有无把握”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在石牌保卫战进入决战时刻，十一师全体官兵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就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守卫南林坡的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七连，在日日夜夜战斗中，英勇顽强，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当奉命撤离时，全连仅剩下70多人，官兵伤亡达3/4。守卫制高点天台观的十八军暂编第三十四师一排战士，临危不惧，死守阵地，顽强拼搏，予敌重大毙伤，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守卫曹家畈附近大、小高家岭上的十一师官兵，曾与日军扭作一团展开长达三小时的肉搏战。攻击三角岩、四方湾的日军，一度施放催泪瓦斯弹，我军在无防化设备情况下，用血肉之躯与敌相拼，竟奇迹般地将1000余敌人歼灭殆尽。八斗坊之争夺，是这次战斗最为激烈的场面。敌人每寸土地的进展，都须付出同等血肉的代价。两军在此弹丸之地反复冲杀，日月为之黯然失色。我军浴血奋战，击毙日军近2000人，阵地前沿敌军尸体呈金字塔形。
与此同时，我空军和美国盟军战机频繁出动，为配合陆军作战，在战场或战场附近对日军进行攻击，断敌增援和补给，轰炸日军占领的宜昌城。5月31日，在石牌大战最后时刻，我空军与地面部队联合作战，同日机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敌机6架，大振我军士气。石牌要塞海军官兵，除不断向长江江面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军舰船溯江西上与陆军协同外，坚守炮台战斗岗位，沉着应战，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临危不惧，誓与炮台共存亡。
在我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和顽强抵抗下，石牌要塞固若金汤。进犯日军面对鄂西会战全线动摇，中国军队主动进击的态势，掉头东逃。此次石牌大战，毙伤日军7000人，我军也付出很大代价。
至此鄂西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毙伤日军官兵25718人、军马1384匹，毁灭日机15架、汽车75辆、船舶122只、仓库5所，其他俘虏人马、械弹、器材、公文无算。尤其是日军第十三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所谓甲种精锐部队，经过鄂西会战元气大伤，不再具备机动作战能力，而被日本大本营取消其原调往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军的命令。至此，日军再无能力对鄂西及大西南发动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石牌保卫战后，曾参加过“血战台儿庄”的主力部队第三十军三十一师接管石牌防务，直至日军投降。三十一师驻防石牌与敌对峙期间，为激励士气，修建了“浴血池”，官兵滴血盟誓，以示同仇敌忾，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直至今日，“浴血池”三个字在这里仍历历在目。为纪念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官兵，三十一师还修建了“陆军三十一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题辞“浩气长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7日，石牌要塞官兵为纪念抗战八周年，在这里立下石刻碑文：石牌峨峨，江水荡荡，英名不灭，地久天长。表达了对抗日英烈们的永恒奠祭之情。2000年8月15日时值日本投降55周年之际，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石牌抗战纪念碑”，缅怀英烈，以慰忠魂。
综上所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尽管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但终究还是逃不出失败的下场。英雄的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抗战中，宜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奏出史诗般的“三部曲”，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奉献了力量。在抗战烈火的锻造中，宜昌不愧为英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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