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白求恩，咱们都知道他是高尚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他为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来，一门心思救咱们的战士？这背后的道道，比课本里写的要实在多了。
1938年他刚到晋察冀那会儿，看到的场景能把任何一个医生的心揪碎。前线下来的伤员，好多连块干净的布都没有，伤口烂得流脓，上面爬着蛆虫。护士手里就那么点碘酒，省着用跟宝贝似的，更多时候只能拿盐水糊弄。有个年轻战士腿被子弹打穿了，疼得直哆嗦，却连一片止痛药都没有，就咬着根木棍硬扛。白求恩后来在日记里写：“我在加拿大见过穷人没钱看病等死，但没见过把命不当命的地方——这里的战士不是死在敌人枪下，是死在没人管的伤口里。”
他不是第一次见这种仗。1936年西班牙内战，他带着医疗队去前线，首创了流动血库，硬生生把伤员存活率提了近四成。可中国的情况，比西班牙还糟十倍。缺药、缺器械、缺懂行的人，连个正经手术室都找不到，有时候就在破庙里搭块木板当手术台。但他没抱怨，来了就撸起袖子干，跟聂荣臻说：“你们缺啥我就补啥，战士们在前线拼命，我在后方多救一个，你们就多一分底气。”
这股子执拗，跟他心里的坎儿有关系。在加拿大的时候，他是有名的胸外科医生，按理说日子过得不差。可他见不得那些糟心事：有钱人家头疼脑热就住院，花一堆冤枉钱；穷人家真得了大病，医院门都不让进，就在街上活活熬死。有次他在医院门口看见个老太太，怀里抱着发高烧的孙子，跪在地上求医生，医生却推推搡搡让保安把人赶走。那天他没上班，把老太太和孩子领回家，自己掏钱买药打针。从那以后，他就不待见加拿大那套“医疗当生意做”的规矩，觉得“这哪是治病，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后来他去了趟苏联，看见那边工人看病不花钱，孩子生下来就有医生管，心里更不是滋味。回国就加入了共产党，在蒙特利尔搞“给失业者免费看病”的活动，结果得罪了不少医院老板，丢了工作。他跟朋友说：“我当医生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人活得像个人。”所以1937年听说中国在打日本，他几乎没犹豫——在他眼里，西班牙反法西斯，中国反侵略，都是一回事：“都是弱者在跟强权拼命，我不能看着。”
在晋察冀的日子，他活得像个“上了弦的陀螺”。1939年齐会战斗，炮弹在离他五里外的地方炸，震得他所在的破庙房梁直掉土。他就在那庙里，连续69个小时没合眼，做了115台手术。中间有人劝他躲躲，他眼都没抬，手里的手术刀没停：“你们在前线能死守阵地，我在手术台就不能死守？”有次给一个战士取子弹，炮弹碎片溅到他胳膊上，他抹了把血，继续开刀：“这点伤算啥，战士肚子上还开着口子呢。”
他不光救人，还琢磨着怎么让更多人会救人。办培训班，教当地护士怎么消毒、怎么包扎；把带来的药配方写下来，让他们照着配；还自己画图，设计了个“卢沟桥”药驮子，马一驮就能走，里面啥器械都有，战士们管这叫“会跑的小医院”。就这么折腾了一年多，晋察冀的伤员死亡率，从原先的三成降到了不到一成。
有人说他傻，放着加拿大的好日子不过，来中国遭这份罪。他每月有党中央特批的100块津贴，在那会儿是笔巨款，可他一分没动，全给了医院买药品。自己穿的军装补丁摞补丁，跟战士们一起吃黑豆窝窝头。警卫员偷偷给他煮了碗鸡蛋面，被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是来当医生的，不是来当老爷的，战士们吃啥我吃啥。”
1939年10月，他给一个丹毒患者做手术，不小心被手术刀划了个口子。那时候条件差，没当回事，结果感染了，没几天就转成败血症。躺在病床上，他还惦记着医院的事，给聂荣臻写遗书，说“把我的医疗器械都留给医院，能救一个是一个”。警卫员哭着要背他转移，他摆摆手，气若游丝还在说：“别管我，快去照顾伤员……”
现在回头看，白求恩图啥？他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钱。他就是觉得，医生就该站在最需要的地方，不管那地方是加拿大的贫民窟，还是中国的战火堆。就像他跟医疗队的人说的：“咱们手里的手术刀，不光能划开伤口，还得划开这世界的不公。”
这种人，放到哪个年代都稀罕。他用自己的命，给咱们证明了一件事：这世上真有不图啥，就为了心里那点念想，能豁出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