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傍晚，广州城刚刚换上崭新的红旗。南郊一块稻田里，40军指挥部的油布帐篷被秋风吹得猎猎作响，韩先楚正端着一碗并不热的米饭，朝南面深色的海平线瞟了又瞟。照理说，这是值得痛快庆祝的时刻，可他眉头依旧紧锁。原因很简单——再往南五百多里就到琼州海峡，岛上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仍在负隅顽抗，广东解放只是阶段性成果，战斗远未结束。
几天后，一份加急电报从北京送到帐篷里。毛泽东要求华南战场在1950年春季解决海南问题，最好不晚于夏至。指挥权落在第四野战军邓华和韩先楚身上，时间紧，任务重，外加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变量——金门战役的失败刚过去不到一个月，部队情绪明显受挫。
韩先楚没有在嘴上多说，他先到驻地各团连走访。行军锅里的南瓜饭、潮湿海风里的盐碱味、士兵想家的低声叹气，都被他听在耳里。彼时许多部队已经接到复员指标，连队里关于“革命到站”的议论毫不掩饰。更要命的是，对否能渡海成功的怀疑像感冒一样蔓延：没大型舰艇、没制空权、金门刚刚失利——“硬闯海南就是以木舟碰驱逐舰”，有人这样形容。
为了摸清基层真实想法，军部按照惯例下发《渡海登陆人员初步编成表》，让师、团填报。名单回到司令部那天，是1950年2月8日。翻开第一页，韩先楚愣了十几秒：所有登陆营、登陆连的“主官”栏清一色空着，只在“副”字后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简单说，没有一个正职敢在“抢滩第一批”那一栏写下自己。
夜已深，帐篷里只剩煤油灯噗嗤噗嗤的声音。韩先楚把名册往桌上一摔，站起身捋了捋袖子。他的声音不算高，却透出压不住的火气：“既然都不想上岛，我这个军长先写！”说罢，他提笔在第一行“正职”一栏写下“韩先楚”三个字。随行参谋想劝，话刚出口就被一句低沉的“别吭声”堵了回去。整段对话不足十秒，却像一记炸雷传遍军部。
第二天名单复议。看到军长带头，原本犹豫的师、团主官纷纷补签。一上午，空白的“主官”栏被填得满满当当。人心向背的转折有时就在一瞬，该场面后来在40军回忆录里只留下寥寥一行：军长怒笔，众将失色，随后各自落款。
将士的情绪缓过来，还得解决“船从哪里来”这个棘手问题。中央海运部门嫌准备仓促，希望再拖半年，韩先楚心里明白：拖下去，海峡季风变化，敌人也会构筑更强岸防，况且大批老兵等着复员，一旦再延宕，战意只会更低。于是他干脆自作主张，把借船的任务摊派到团一级：渔船、木帆船，甚至盐商的舢板，只要能装下一个排就算数。两广沿海渔民家家点着桅灯，一周之内交出大小船只三百余艘，葫芦岛式“人民海军”再次成形。
3月末，登陆演练紧锣密鼓。参照台湾海峡之败，部队做出三条硬规定：靠夜暗突击、靠分散编队、靠超近距离火力压制。火炮几乎全是缴获自国民党的美械，射程有限，只能等到距离岸线两公里内再同时开火。参谋们测算后得出一个大胆方案：夜里19时启航，潮流自北向南，凌晨1时最顺，3时许接敌。天一亮就要拿下最近的两处滩头，否则飞机起飞，木船将寸步难行。
1950年4月16日傍晚，雷州半岛数十处渔港灯火尽熄。19时30分，第一组信号弹划破夜空。40军、43军两万五千余人分乘三百余艘木帆船，向琼州海峡南岸驶去。韩先楚身穿普通作训服，立于旗杆旁，右臂因旧伤抬不高，仍死死握着望远镜。炮火照亮海面时，船只之间只能靠口令和手电指挥，浪头打湿衣襟，咸味直灌嗓子。
凌晨1时45分，国民党海防舰队发现目标，射来第一轮照明弹。敌舰排炮过后，木船起火十余艘，但编队没有乱。渡海部队一边靠舢板灵活迂回，一边用92步兵炮和50迫击炮贴近反击，竟然在短短半小时内逼走了对方。2时30分左右，第一梯队抵近新盈、白马井两段海岸，数百条木船同时抛锚搁浅，官兵跳入齐腰深的海水，扛着枪炮往岸上冲。
6时整，天色微亮，40军全部登陆完成。岸防暗堡被爆破筒逐一点名，一线守军连成建制的抵抗都没来得及组织便后撤。全天战斗，解放军阵亡与失踪不足五千，岛上守军三万余人被歼灭或俘虏，大部分战斗在三周内结束。5月1日，海南岛宣告解放。
战后北京发来贺电，毛泽东仅一句“幸不我迟”，感慨已尽在不言中。军内统计，如果海南拖至夏季，美第七舰队极可能由台湾海峡南下侦巡，届时再打就不是这般代价。韩先楚出色完成任务，却并未在部队停留；6月，他又奔赴东北，为即将到来的抗美援朝备战做准备。
这位出生于1913年湖北黄安的篾匠之子，十四岁扛锄头，十六岁拿猎枪，二十出头带游击队转战大别山。定边破城、鞍山反攻、新开岭布防，从白山黑水打到南海波涛，他的打法一直保持同一准则：主官先行，士气最重。渡海名单上的那三个字，只是这种风格再平凡不过的体现。
自此，海南不再是地图上的灰色区域，而成为新中国南疆稳固的一环。不足千字的作战命令、几百条渔船、两万多名敢死将士，加上一位敢把名字先写在登陆名册上的军长，足以改写那段海峡两岸的格局，这也正是解放海南战役最值得铭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