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这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寄托着蒋介石不一样的爱恨情仇。
曾经，日寇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却对这里望而却步；如今，蒋介石希冀投入了百万大军，凭借“蜀道之难”，绝地翻盘，创造奇迹。
然而，大西南战役中，他竟然鬼使神差地被迷惑，做出了令他悔恨终身的错误决策，从而一败涂地，只好灰溜溜地逃往台湾。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迷惑他的，竟然是那个抗拒他任命、差点被他枪毙的黄埔和陆大“双料学霸”刘宗宽。
刘宗宽
那么，刘宗宽为什么要迷惑蒋介石？他又是怎样做到的？
我们从头说起。
“双料学霸”迁怒蒋介石，差点命丧黄泉
1905年7月，刘宗宽出生在陕西蒲城县东刘家庄一个农家。青年时期他就立志为正义事业贡献一生，1924年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报国，投奔杨虎城当了一名文书。
杨虎城
1924年秋，杨虎城为了提升队伍战力，决定选送一批青年军官到黄埔军校深造，刘宗宽恰好符合报名条件，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三期学员。
在军校，他笃信笃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在与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的接触中，他们的风采，对理想的追求，对信念的坚守，也给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从而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向往共产主义的种子。
1926年元月，刘宗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回杨部任职，受到重用，人生开始开挂，一步步从中校坐到了少将副旅长、参谋长，十七路军后方留守总指挥。
1934年，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杨虎城再次保送他进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学习。这次他同样不负厚望，1937年8月，再次以考试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
杨虎城赠
这可了不得！在黄埔时，他就以入学和毕业考试双第一被誉为“黄埔奇才”，享有这一盛誉的只有两人，除了他，另外一个就是黄埔一期的蒋先云，这次刘宗宽又在陆大夺得了毕业考试第一，能在两个培养未来将星的顶级军校鹤立鸡群，一时间他受到了同学的狂热追捧，大家都尊称他为“武状元”。
当时的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到场，刘宗宽因毕业考试成绩第一，被推荐为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蒋介石颁发文凭，出尽风头。
他自然入了蒋介石的法眼，蒋介石更知道，对这样的“学霸”不用，可能会背负骂名。为了显示自己求贤若渴，三天后，他亲自签发委任状，委任刘宗宽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兼驻汤恩伯部联络官。
没想到刘宗宽不买账，抗拒任命。这个北方大汉，一向耿直，他认为是杨虎城的器重，自己才有机会读军校，而现在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排挤，做人不能忘本，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又回西北军旧部任职。
1940年刘宗宽出任陆军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奉命带领队伍奔赴抗日前线。因为这是杨虎城的旧部，而刘宗宽又是杨虎城的亲信，自然被贴上了杨虎城的标签。对这样的队伍，蒋介石是不放心的。根据他的授意，途中，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便强行对暂编第十五师进行了改编，安插了一些亲信，以便监督和控制。这自然遭到了刘宗宽的抵制，由此他与胡宗南“结下梁子”。
当整编后的队伍开到合阳黄河边执行防务时，刘宗宽发现有些军官无心抗日，大肆走私贩毒。
刘宗宽眼里哪里揉得下沙子，出于义愤，也为整肃军纪，他下令扣押了为首的团长，并解送西安。
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没想到这个团长竟然是胡宗南安插的人。本来胡宗南就想报复刘宗宽，这下正好他不请自来，自己撞到了枪口。胡宗南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941年10月，他倒打一耙，反诬刘宗宽“走私贩毒”，并向蒋介石密告，还特别强调“刘宗宽是杨虎城的外甥”。
很快刘宗宽被押解重庆。军事委员会总监部虽经过核查，纯系子虚乌有，但他们又不敢得罪胡宗南，便打算判个几年走走过场交差。
谁知报到蒋介石那里，情况发生突变。本来听到“杨虎城”三个字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现在好家伙，刘宗宽不仅是杨虎城的部下，而且还是“杨虎城的外甥”，更主要的是，这家伙竟然就是那个抗拒任命的黄埔和陆大的“双料学霸”，于是，他不管刘宗宽等人的申辩，大笔一挥：
六个涉案人员“一律枪毙”。
毕竟刘宗宽名气很大，此案也影响很大，他的陆大老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委员韩兆鹗（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和陆大同学韩练成等得知后，都为他鸣冤叫屈，他们多方奔走，感动了冯玉祥。冯玉祥出面力保说情，蒋介石不得不给了面子，最终松口改判为13年徒刑，刘宗宽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在狱中，刘宗宽因祸得福，他再次接触到了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的气节打动了他，他也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在重庆渡过了一年牢狱生活后，1943年12月，刘宗宽保外就医。
老师劝他出山，中共就此安排他“潜伏”
死里逃生后，刘宗宽对腐败的国民党开始失望，经韩兆鹗、郭则沉（1926年加入中共，后入西北军杨虎城部工作，时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渝办事处负责人）介绍，刘宗宽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1947年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投身抗日民主运动，迈出了他与国民党决裂的第一步。
刘宗宽
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韩兆鹗、郭则沉等，刘宗宽也应邀出席。
正是这次宴请，促使他彻底转向中共。
45年后，他在回忆录中道出了其中的两大原因：
一是被周恩来的魅力所打动。他和周恩来是自黄埔分别后第一次见面，而周恩来却说是“是老朋友了”，刘宗宽知道“这是他对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深情厚谊惠及了我。”，说明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友谊的人，“这就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不仅感到亲切，而且肃然起敬。”
二是被共产党人的坦诚所折服。宴会中，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也直言不讳地坦诚了过去在统一战线上犯过的关门主义错误。
这一点给刘宗宽触动很大，也使他心悦诚服，正如他回忆录中说的：
“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公开讲自己的缺点错误，都是自我吹嘘，国民党就是最典型的，共产党人敢直言不讳地讲自己的错误，使我心里不由自主地说：伟大！伟大！周恩来那崇高的形象，成为策励我紧跟共产党前进的力量源泉。”
1945年3月，经陆大将官班主任章培出面运作，刘宗宽成为陆大兵学教官和将官班副主任。后来，陆大又报请免除了他的余刑。
抗战胜利后，刘宗宽积极配合中共的统战工作，并向叶剑英、王炳南（中共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等中共领导人汇报过工作，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共产党人的认识。
这时，他下决心投奔解放区，并且着手准备家人的安置工作。
1945年10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在重庆成立了重庆行营，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兼主任。张群委托陆大教务长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幕僚（参谋处处长），而且要求是陆大毕业的。
徐培根和章培商量，推荐了刘宗宽。
当时，刘宗宽正暗中策划去延安，就不愿接受这一职位。于是，他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郭则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给自己拿主意。
郭则沉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迅速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作了汇报。
几天后，他找到刘宗宽，告诉了他吴玉章的意见：
”因为蒋介石打内战是确定的，这事总要有人去做，你去了，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行营做潜伏工作，利用职务为革命做一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区的意义和作用大得多……”
刘宗宽欣然受命。
1946年6月，他出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长，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历尽艰辛，他用智慧迷惑了蒋介石
在军事上刘宗宽很有一套，但做地下工作，他是妥妥的小白，因此，他的潜伏生涯也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一波三折。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他很幸运，一出手就初战告捷。
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立即关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刘宗宽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告知单线联系人郭则沉。郭则沉不敢耽误，当晚报告了吴玉章。
第二天一清早，国民党特务就把办事处团团包围起来，强迫送走全部人员，并封闭了八路军办事处。
好在有惊无险，由于刘宗宽的情报及时，重要的机密文件连夜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发生。
正当刘宗宽沉浸在出战告捷的喜悦中时，一个意外消息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1947年7月的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徐远举谈到要抓郭则沉，就立即通知了他。临行前，郭则沉一再对刘他说“要坚守岗位，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派人同他联系”。
郭则沉走了，刘宗宽与党组织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等了一年，到了1948年夏，还是没人找他联系，刘宗宽心情变得沉重，迷失了方向，不知咋办，便再次萌发了到解放区去的想法。
情急之下，他就跑到农工党老同志庄明远处，因为庄明远与郭则沉是无话不说的朋友，于是，刘宗宽就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打算。
庄明远听了后，耐心地反复劝说他“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否则就前功尽弃。
刘宗宽被说服，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区的念头。
1949年春，这时重庆行营易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指定刘宗宽代理参谋长，由此他进入了核心决策层。
此时战局已逆转，百万雄师很快就要渡江南下，解放西南也指日可待，但他手里握机密重要情报，却无法传递出去，于是，他再次找到庄明远，请他去上海找郭则沉，希望中共尽快派人和自己联系。
不久，庄明远托人带来好消息，说很快就有人来联系，还告诉了他联系暗号、联系办法等。
1949年5月的一天，刘宗宽终于等来了接头人房显志，他们不仅是同乡好友，而且还是亲戚。这次房显志还带来了交通员黄克孝。
与房显志接上头后，刘宗宽立即提供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制、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以及指挥官特征、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
他还告诉房显志，自古以来，进攻四川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从川北进入，地形相对好走一些；第二条是从川东进入，地势非常复杂，易守难攻。自己准备下一盘大棋，引导国民党将防御的重点从川东转移到川北，同时，暗地里在川东南留下一个通道，确保解放军出奇制胜，他希望中共能配合他演好这出戏。
为了诱使蒋介石按照自己的预想“友情出演”，他走出了三步妙棋，一步步地请“蒋”入瓮。
第一步，精心撰写“脚本”。作为黄埔和陆大的“双料学霸”，他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代理参谋长的职务便利，亲自制定逻辑严密、无懈可击的“演出脚本”——作战方案。
第二步，设置致命“陷阱”。作战方案的核心是防御的重点，即到底是川北还是川东。而要明确这一点，关键在“情况判断”。他借助解放军佯攻秦岭、威逼大巴山的外围配合，在作战方案中，对“情况判断”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
解放军必学三国时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转向川北，加强对胡宗南部的支持。
与此同时，他有意在川东南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留出一个八十华里长的大口子。
第三步，巧妙“借力打力”。怎样使“情况判断”形成共识，避免蒋介石的猜疑及“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长官宋希濂的反对，刘宗宽煞费苦心。
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借力打力，出奇制胜。
8月29日，好戏开锣，成败在此一举。这一天，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军事会议，研究西南防务现状及对策。
蒋介石
各路神仙，纷纷登台亮相。会议由张群主持，先由徐远举做“敌情报告”，然后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做“情况判断”。
按照常规，“情况判断”照例应由代理参谋长刘宗宽汇报，为什么一反常规由沈策来做呢？是的，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正是刘宗宽的“良苦用心”，也是他的“借力打力”的必杀之计。
由沈策来汇报，可以“一箭三雕”：
第一，胡宗南满意。因为“情况判断”是“川北是共军进军的重点”，这就把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
胡宗南（中）
第二，宋希濂闭嘴。当时，宋部驻防湖北恩施，正忙于抗拒溯长江而上的解放军的攻击，他无暇顾及重庆，即使想顾及，无论从实力还是信任度上讲，他无法与西北王胡宗南争锋，所以，关于大西南的防御他只能选择闭嘴。
第三，蒋介石赞赏。因为胡宗南是他的爱将，重任押给他，自己放心。
至于沈策为何愿意担此“大任”，不用想：在领导面前可以出风头呀，至于“情况判断”对不对，那就不是自己考虑的问题。
果然不出所料，沈策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情况判断”形成共识，作战方案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通过了。
会议结束后，这份绝密的情报就交给了房显志，并由他传递到中央军委，然后下传到各大野战军首长手中。
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公署也即令原驻扎在川东一带、战斗力颇强的罗广文部星夜川西北青州、平武一带，在川陕甘边境紧急布防。
就在作战方案通过后，大家各司其职时，有一天，时任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突然造访，聊天中，他看似随意地问刘宗宽：
“为什么要在秀山、酉阳、彭水留下个空隙？”
这一问，刘宗宽惊出一身冷汗。王陵基可不是草包，他也是军人出身，当过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又是四川人，熟悉四川的地形。他看出的“空隙”正是刘宗宽有意给解放军留的。
在作战方案中，川陕边境、川东、川黔边界、叙永、泸州与云贵交界等地区，应该有几个军师防守，都有周详的布置，唯独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一呈半岛状从四川伸向湖北、湖南的狭长地区，既没有派正规军驻守，也没有明确划入宋希濂的“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管辖，使之成了个三不管的空白点。
既然王陵基看出了“破绽”，为何不在会上点破？
冷静思考后，他首先一通“彩虹屁”着实把王陵基垮了一番，然后告诉他，造成这个局面，主要是那些兵团司令官都在收缩兵力，不愿扩大防区，当然，他们也想到了补救办法，这些地方交由地方保安部队负责，同时，成立一个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请第八行政区专员度贡庭任指挥官。而度贡庭是他的下属，实际上等于这一块由他管辖。虽然他的地方保安部队不是正规军，形同虚设，但好在他分了一杯羹，于是，心满意足地走了。
有惊无险，刘宗宽松了一口气。
再传情报，他为解放西南立了第一功
出乎意料的是，罗广文部刚到川西北，长官公署就发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已有从川东东南的川东、彭水入川的迹象。川东告急，他们只好又命令罗部星夜返回川东。
疲于奔命的罗部未等布防完成，就在南川以东的白马山遭到解放军痛击，被歼大半，蒋介石的主力之一的罗广文部就这样被搞垮。
1949年11月下旬，蒋介石终于察觉到解放军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的战略意图，他匆匆赶来重庆坐镇，准备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作垂死挣扎。
这时，他成了王陵基之后，第二个发现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狭长地区存在防御空白的人，于是，赶紧调整防御部署。
为了阻止解放军乘隙而入，他急令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徐正纲师，火速开往酉阳、秀山，沿川湖边界布防，然而为时已晚。
徐正纲师由副师长陈国璋率领，尚未到达防地，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主力已从刘宗宽留下的通道进入川境，该师在酉阳附近的行军途中被包围，全军覆没，副师长陈国璋被俘。
蒋介石不甘失败，下决心要确保重庆，撑持危局，亲自给第四补给区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一军星夜车运重庆，准备在重庆与解放军来一次大决战，以求扭转战局。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除蒋介石、胡宗南外，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部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层知道。刘宗宽是在一个偶然机会中从第四补给区司令邱渊那里，看出了端倪，并套出了这一绝密情报。
刘宗宽立即将这一情报告知房显志，并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紧急的情报，谁知意想不到的问题又出现了。
房显志的交通员黄克孝刚刚派去解放区传递情报还未回来，而二野派来建立电台的邹逢春还在赶往重庆的路上。如果情报送不出去，定会贻误战机。
刘宗宽急得团团转，还是房显志急中生智想到了办法。有个叫王昆山的，曾和他一起工作过，是二野敌工部派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做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眼下正在重庆。
按照保密纪律，房显志和王昆山不属同一条线的上下级，不能发生横向联系。但房显志顾不了那么多了。他马上联系到王昆山，刘宗宽又从总务处长刘瑀璜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连夜送他出了重庆城。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三兵团主力部队飞速向重庆挺进，一定不能让敌人进了重庆。
进军路线
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锐部队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外围一部分，就被第三兵团主力部队和第四十七军击溃。
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29日他率领国民政府一般人马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重庆解放，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两个个月。
大西南解放
重庆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接见了刘宗宽。刘伯承称赞他：
“对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蒋介石死要面子活受罪，对于迷惑 他的刘宗宽一直耿耿于怀，逃到台湾后，他一方面在台湾荣军纪念堂内，供奉着刘宗宽夫妇的灵位，宣称他们已被共产党枪毙为党国捐躯，以保住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1950年他又派出一个特务小组潜回大陆暗杀刘宗宽，可惜这些人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解放后，刘宗宽先后任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农工四川省委第一副主委、重庆市委副主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1984年7月1日，在党的63岁生日时，79岁的刘宗宽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申请，此后8年，他又先后8次申请，但均以“留在党外比在党内起得作用更大”为由而未能如愿。
1992年7月29日，刘宗宽因突发脑溢血在重庆逝世，享年87岁。
1993年2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刘宗宽的生前要求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从而圆了他半个世纪一心向党的梦，也是对他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