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陈诚的权力更迭及东北战局的恶化
1948年2月，在东北战局日益恶化之际，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重大人事调整决定。他撤换了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转而任命曾在滇缅战场立下赫赫战功的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并代理东北行辕主任一职，全面接管东北地区的军政大权。然而，这一人事变动并未能扭转东北战场节节败退的颓势。4月9日，战略要地永吉失守；短短四天后，作为东北交通枢纽的四平也宣告陷落。至此，国民党军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仅存长春一座孤城苦苦支撑。而在辽宁省境内，随着营口、开原等地的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只能龟缩在沈阳和锦州两个孤立据点，通往关内的所有铁路和公路交通线均被切断，补给和增援完全中断。
美式装备远征军的困境与蒋介石的撤退计划
面对东北野战军已发展至百万之众的强大兵力，随时可能对沈阳等战略决战的严峻形势，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如坐针毡。他迫切希望能将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特别是驻守沈阳的30万精锐部队撤出。这支军队非同小可，他们大多是曾在滇缅战场浴血奋战的远征军精锐，不仅接受过严格的美式军事训练，更配备全套美式装备。其中的新1军和新6军更是位列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列。蒋介石计划将这两个王牌军撤回后立即调往南京周边地区，既可充当战略预备队，又能加强南京的防卫力量。
然而，蒋介石的这一撤退计划却遭到了卫立煌的强烈反对。当初蒋介石为了说服卫立煌接手东北这个烂摊子，曾信誓旦旦地承诺会向沈阳增派大量兵员和武器装备，支持卫立煌整军备战。同时许诺将调遣第9军、第54军等精锐部队增援锦州，与沈阳主力形成东西对进之势，先打通沈锦铁路，再合力北上解长春之围，以期扭转东北战局。
卫立煌反对撤退的深层考量
卫立煌反对放弃沈阳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沈阳作为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若轻易放弃，南京政府中那些东北籍的议员和国民代表必定会群起攻之，要求追究责任。届时舆论哗然，自己作为东北战区最高指挥官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其次，一旦沈阳主力南撤，就意味着要彻底放弃长春的10万守军。而长春守将郑洞国等人大多是卫立煌在远征军时期的老部下，于情于理都难以割舍。因此，无论是从公事还是私交角度，卫立煌都坚决反对放弃沈阳的提议。
蒋介石的”釜底抽薪”之计与廖耀湘的意外反对
面对卫立煌的坚决态度，蒋介石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5月初，他借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等人来南京述职之机，特意在自己的官邸召开了一次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直截了当地宣布了他的新计划：将周福成指挥的第53军编为防御兵团，负责沈阳城防；而将新1军、新6军、新3军、第52军、第49军、第71军以及青年军207师等精锐部队，连同”剿总”直属的重炮和战车部队，全部编组成一个强大的机动兵团，交由廖耀湘统一指挥。
蒋介石这一安排可谓用心良苦：让属于杂牌军的第53军留守沈阳充当炮灰，而将中央军嫡系精锐全部交给自己的得意门生廖耀湘，由其率部南撤。廖耀湘作为黄埔六期毕业生，后又经蒋介石特批赴法国圣西尔军校深造，是蒋介石极为器重的嫡系将领。蒋介石深信他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将沈阳主力安全撤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廖耀湘竟与卫立煌持相同立场。他在会上直言不讳在当前战局下，应当先由关内增兵葫芦岛解锦州之围。沈阳部队应待葫芦岛与锦州部队会师后，东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东推进时，才能西进与之会合，打通锦沈交通。他还特别指出，沈阳主力若现在撤退，需要连续跨越辽河、新开河、绕阳河三条大河，极易在行军途中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撤退计划的搁浅与东北战局的最终走向
面对这位亲信学生的反对，蒋介石一时竟不知所措。幸得赵家骧及时出面打圆场，表示需要回去与卫总司令从长计议，蒋介石也顺势表示此事容后再议。就这样，关于沈阳部队撤退的重大决策被暂时搁置下来。这一拖延不仅使国民党军错失了可能的撤退时机，更预示着东北战局将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在随后的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主力最终全军覆没，为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