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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樵人｜我的爷爷与八宝山公墓

【编者按】八宝山革命公墓是埋葬革命先烈与国家领导人的墓地，本文叙述的是八宝山公墓第一任办事员的故事。

北京人坐地铁有句俏皮话：“ 过了玉泉路，就进八宝山了 ”，意思人人都有去黄泉路，进八宝山的那一天。八宝山是北京最大的园林式公墓，它原是北京西郊鲁谷村的一片丘岗，原址是一个叫褒国祠的寺庙，因盛产八色矿石而得名。民间传说明朱棣皇帝出征，留大臣钢炳守城，钢炳料会遭人诬陷，自阉净身。朱棣回銮，果有人诬告钢铁与皇妃私通，朱棣大怒而欲斩之。钢炳当庭脱衣示众，以证清白。朱棣深为钢炳忠贞所感，在京西建精忠褒国祠以赠钢炳为退官居地，以后褒国祠便成为明清年高体衰退宫太监的栖身之所。

八宝山距北京二十多公里，后来长安街西延，地铁也修到这里，这里现已成了京西繁华之地了。九三年，我在首钢搞施工一年多，驻地离八宝山不远，我没事总爱去八宝山闲逛，除了因八宝山安葬有众多名人墓地，还主要因我爷爷曾是八宝山公墓的第一任办事员。我有个大姑奶，她的丈夫孟兴亚在北京市民政局任职，民政局局长是马玉槐(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国家民委主任)。五零年孟兴亚病故前，委托老战友马玉槐给我爷爷安排个工作，马玉槐就委任我爷爷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管理员，我爷爷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后因有所谓历史问题被清退。所以，我有一种寻旧追思之情。

解放初期，共产党进城，为了考虑病故的官员安葬，周恩来拟筹建一处公墓，他委派副市长吴晗和秘书长薛子正等人组成一个筹备组，负责公墓的选址和筹建工作，我爷爷王玉坤(崑)就是筹备组成员之一。

经过筹备组一个多月的奔波，最终公墓选址在北京西郊鲁谷村附近的褒国寺，当时，在寺庙里还住有五十多个前清年老太监，政府对他们进行搬迁安置。并由古建筑学家林微因设计，将寺庙改造成为了公墓。这些前期的筹建工作我爷爷都参加了，当时公墓初创，没有行政编制，只是由我爷爷带着十几个孤儿院分来的孩子管理。他们清理了成堆的垃圾，修整了破损的屋瓦，油漆了廊柱，打扫干净了殿堂、厢房，把一个寺庙改造成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公墓第一个安葬的是中共早期时北京地区领导人王荷波烈士的遗骨，王荷波是在一九二七年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后移葬八宝山公墓。一九五零年任弼时病逝，成为了八宝山第一个安葬的国家领导人，国家举成了公祭。当时除了毛泽东未参加，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下葬仪式，当时的安葬手续都是我爷爷一手经办的。葬礼结束后，国家领导人都与我爷爷握手，表示感谢。

我爷爷当时家就在公墓里面，白天办事晚上值班。那时候的八宝山一带还是郊外，荒凉的很，公墓建在一处丘岗上，因公墓的地势比较高，吃水都要到附近的鲁谷村去挑。因公墓是利用旧庙宇改造而成的，一到夜晚，公墓里寂静阴森，只有我爷爷一家子住在公墓内的右厢房。开始还有一个排解放军驻守，后来就都撤走了。当时，公墓规定只安葬县团以上级别的干部，最初只有几座烈士墓。一九五五年瞿秋白的遗骨也从福建迁来，葬在八宝山公墓，手续也我爷爷经办的，以后安葬的国家领导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我爷爷二十年代考入东北讲武堂，曾在东北军和国民党队中任职，具有一定文化。他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时，谨小慎微，办事认真，因熟悉文案工作，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很受重视，他是北京市民政局最早从事殡葬事务的工作人员，他还参加了北京多处公墓的筹建工作。我爷爷虽说出身旧职人员，但是他热心服务新社会，富有时代感，开国大典时，他曾步行几十里去参加，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感到兴奋。在公墓初建时期，爷爷带领职工，清理多年积留的垃圾，栽花植树，现在公墓里高大的松柏，都是他们当年植种的，他们把一处破旧的寺庙，建成了一个园林式的陵园，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但是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使爷爷的处境开始困难，受到政治歧视。后随着八宝山公墓的行政级别的提高和严格政审，我爷爷倍感政治压力，后来因他揭发单位一位领导人贪污行为，受到报复，被以有历史问题解除了公职，那年爷爷六十多岁，家被从公墓给赶了出来，只好在公墓附近的何家坟村安了家，生活非常困难拮据。由于我爷爷为人很和善，与村里的人相处的很好，社员们对我爷爷很是照顾，他每日种种菜，写写字，日子过的倒也清静。

八十年代有人出了一本书，叫《八宝山纪事》，记述的是八宝山公墓的纪实，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我爷爷在书中被写成了王玉珉，所做的事被一笔带过，把事迹都加在了一个叫刘德录人的头上了。其实，当年这个人还只是一个孩子。我七九年去北京，特地去八宝山公墓看一看，那时还没有武警，只是有几个门卫。由于没有介绍信，门卫老头不让我进去，我嬸嬸说：“ 你知道王玉崑吗？这是他孙子。”那老头一听，马上热情地说：“ 王玉崑，太知道了，他是这里的第一任办事员。” 那门卫老头不但放我们进去，还带我们转了半天，指给我爷爷当年住过的厢房，还领着我到存放朱德、陈毅、陶铸、康生等领导人骨灰盒的一号厅看了看。

解放前，我父亲参军入党，他与我爷爷曾分属国共两个阵营。解放后，父亲受爷爷的历史和家庭成份的牵连，政审受到了很大影响，他和我爷爷二十多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一九六五年，我父亲调到西北的兰州市工作，在路过北京时停留了一星期，我母亲说：“ 孩子们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可还没有见过爷爷。” 便联系到八宝山公墓，打听到了我爷爷的地址，和爷爷取得了联系。我们住在崇文门外的大昇客店，中午时分，来了两位老人。妈妈说这就是你们的爷爷和二奶奶，由于没见过他们，我们兄妹们一脸的惊讶。记得爷爷是一个清矍瘦弱的老人，斑面寿眉，手里提着一个柳条编的篮子，里面装着自己种的红薯。爷爷一见面就挨个的抚摸着我们兄妹的头，泪流满面。那天父亲把我们都撵到了门外，我趴窗外听他们交谈，父亲言辞激动地指责着爷爷，爷爷只是默默地叹息和垂泪，以致我多年后还感到父亲的认真和过份，必竟是父子，有必要那么阶级分明和严肃吗？其实，我爷爷解放前已家境贫寒，成份定为城市贫民。但是由于我父亲不与爷爷联系，成份还是按照老家的富农填报，这对他自已以及使我们子女们的人生经历，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天，爷爷很晚才离开，记得那次一家人见面很不开心，爷爷吃饭时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那可怜、悽凉的背影我至今难忘。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爷爷。

爷爷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要参加劳动。他曾想回到他离开五十多年的老家，但是到了沈阳，我六姑奶告诉他：“ 你这个时候还敢回家去，这不是去找死吗？” 听说爷爷面对着家乡的方向，大哭了一场，从此就一病不起了。记得有一天放学，我看见父亲在房间里黯然落泪。妈妈悄声地说：你爷爷去世了。

后来小叔叔告诉我，爷爷去世后竟找不到一块墓地，是我小叔叔与几个朋友在深夜里，将爷爷偷偷地下葬在一处偏僻之地。爷爷生前经办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葬事，自己死后却无埋身之处，说起来真令人唏嘘。直到“文革”后，爷爷的遗骨才迁回老家下葬，与我父亲葬在一处了，多年来已生不往来的父子，却终于都叶落归根了。九十年代，在老家重修墓地时，我将爷爷的生平都如实地镌刻于碑，这没什么好隐晦的，爷爷历经三朝变迁，他也是一生坎坷，在那个乱世之道，谁的人生不是波折难料呢？我是不看重什么阶级感情而只重亲情的，因为，爷爷是我的血脉之源。

我虽然与爷爷仅一面之见，但是在我的印象之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和霭可亲的老人，我是不会因为他在旧社会的经历而怨恨他，因为，在旧时代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命运和经历都是无法选择的。况且，他为新社会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情。我现在自已也做爷爷了，我感到亲情是血缘维系而不能割舍的，因为，这也是做人基本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