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回国之路
一、回国历程
1960年5月10日，父母花436港元，为我买了回国的船票（票号：0335/Ⅱ/60）。在办回国的手续时，我参加了“万隆回国同学会”，当了领队之一，率回国的同学乘火车前往雅加达。在那里，一行人入住华侨社团“民生社”的办公场所睡地铺，等候与雅加达的回国同学会，协商合并为一个“雅华回国同学会”的回国群体。
1960年5月20日，我手持中国使馆签发的《华侨青年回国升学证明书》（当时简化，以此代替护照），佩带“雅华回国同学会”胸章，登上了挪威“美上美”HEⅠNRlCH JESSEN号海轮北归。登船启程那天，雅加达丹绒不禄（Tanjung Priuk）港口人山人海，挤满了回国华侨和送行的亲人，一时成了印尼华侨社会前所未有的充满爱国的盛会。归国华侨和学子们即将离开父母和亲人，放弃舒适的生活，自费回到正在遭受自然灾害重创的年轻的新中国，立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场景令人难忘。
“美上美”海轮是一条货船，船票当然是统舱。统舱就是一大片空空荡荡的货舱，没有床位和铺盖。我们上船后每个人打开自己随带的蓆子，挨个席地而睡，把随身行李放在身边，我们睡觉时把证件和贵重财物压在枕头下面。这就是当年一个高三肄业学子、年仅19岁的我，壮志凌云地奔向遥远的祖国的客观现实。
经过七个昼夜的颠沛航行，海轮于1960年5月27日晚抵达中国海域，停泊在广州黄埔港外海面，等候次晨在中国领航员导航下徐徐驶入黄埔港靠岸。我们上岸后看到码头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欢迎人群不断高呼：“欢迎华侨青年回到祖国怀抱！”、“祖国是海外华侨的强大靠山！”……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语，盛大的礼仪在当时来讲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祖国母亲，孩儿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离开黄埔港码头，我们搭乘短程绿皮火车，暂时被安置在石牌广州华侨补校接待站休息，等候再分配。也许刚入国门，餐餐能吃上“盖浇饭”，在盛好的素菜上面加上一点肉，主食是糙米或馒头。刚从印尼回国的我，与在印尼的生活对比，确实很不习惯。据早到国门的同学说：“这已经是上了等级的招待”，他们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我们休息五天后，政府公布了分配方案，多数同船回国的同学去了新办的南宁华侨补校。而接待站领导则指名道姓，由我率小分队去北京华侨补校报到。北京是首都，是大家向往之地，除了出乎意料，我当然喜出望外！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每个人都有着爱国的情怀。香港《侨友网》许水清网友寄语道：
乘风破浪美上美，
踏浪奋进喜北归，
初心不改紧跟随，
心不虚度心无愧。
二、刻骨铭心
说起回国，我真是刻骨铭心。那时，印尼当局发布了多项条例，对回国的华侨诸多刁难。华侨申请离境时，必须办理签上姓名并按上10个手指印，按下约八十个指纹的“永不回印尼（Tidak Akan Kembali）的告别书”，犹如把我们华侨驱逐出境。
这一犹如“生死状”的签字划押，令我再也不能返回生于斯长于斯的印尼了。这与父母、亲人、朋友“永别”的苦楚，是泪水盈眶的人间悲情，是凄凉悲伤的精神折磨。但广大北归华侨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意志，没有任何犹豫，坚定签字按上手印。选择回国，对当时遭受磨难的热血华侨而言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决定。
在童年世界里，我还不懂祖国与异国之分，也不知道故乡与他乡的划分概念，与当地的印尼儿童生活在一起，嬉戏在一起，同说印尼巽达（Sunda）话，友好交往，和睦成长。
当我北归的决定传到左邻右舍时，一起玩到大的邻里印尼朋友听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觉得十分诧异，不舍地说：“Kamu mengapa pergi keutara？Tidak akan bisa balik lagi. Kita juga tak bisa bertemu lagi！（你为什么要北归？再也不能回来，我们再也不能再见面！）友情难舍，但决心已下，我只好说：“Kami cinta negeri leluhur sendiri，ini mungkin turunan darah nenek moyang kami！”（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必然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上流着祖先的血！）
究竟是什么理由使我们坚定不移地回国？随着个人的成长，学校爱国教育和家庭传统教育，我们知道“唐山”才是我们的祖国！说明白一点，虽然我们出身不由己，但无论身处何国何地都是无法和自己身上的血脉割裂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游子回家，不需要理由！”
满腔的热血与沸腾的思绪，有过相同经历的归侨感同身受，听过的人思绪万千。广州《侨友网》站长林斯浓侨友说：“刻骨铭心，一辈子不忘的甜酸苦辣，一样不少！”；原沈阳军区3160部队农场军训一连陈敏垦友说：“林文企，我以前也听一些侨生讲回国的事，真的很不容易，很感人。”
三、分而治之
印尼独立之后，当局接连不断地掀起排华恶潮，极端分子对华人的敌对态度，其实是荷兰殖民统治印尼埋下的祸根。
印尼曾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入侵印尼并占领了足足三百多年。自1596年起荷兰殖民者把这片土地称为“荷属东印度”，实行了掠夺资源的野心，并设置了殖民政府。
作为被殖民国家的印尼人非常憎恨那些压迫自己的殖民者，而荷兰殖民者为了转移印尼人的愤恨，与大多数殖民者一样，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手段，将荷兰人、华人、印尼人分成了三个阶层，印尼人是最低层，而华人地位则在荷兰人之下，印尼人之上。整个社会中，一方面荷兰殖民者认为华人聪明勤劳、善于积累和创造财富，他们在经济上给予华人一定的扶持，但是对华人又不完全信任，害怕华人势力变大会威胁荷兰殖民者自己的统治，时不时地对华人展开经济上的打压；另一方面印尼人认为华人根本是荷兰殖民者剥削自己的“工具人”，他们只看到华人“剥削”自己的财富，却没有意识到罪魁祸首是荷兰殖民者，因此愤怒的他们将华人视为荷兰殖民者的帮凶，对华人的敌视情绪不断高涨。
隨着荷兰殖民势力的拓展，他们意识到将华人纳入治理体系助其巩固殖民统治，是实现经济掠夺的必要步骤，在大型城镇设立华人长官“甲必丹”（Kapitein），意为头领或首领制度应运而生。
华人甲必丹是荷兰殖民者为了更有效统治华人而设置的一种官职，充当甲必丹的华人大都是豪商巨贾，在地方上拥有较大影响力，是荷兰殖民者任命的的华人首领。这种华人官职，一直保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废除。小时候，我从父辈的闲聊中听说过万隆华人甲必丹是陈斐斋，记忆中他的两个孙女：陈丽娜（Lina）、陈爱玲（Erin）还曾是我初中的同学。
荷兰殖民者通过任命华人甲必丹，可以借助华人自身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以“华人治理华人”的一种手段，为殖民者当局处理与华人相关事物，将华人纳入其统治体系，制造华人与印尼人之间的隔阂，使他们相互对立，从而转移印尼人对荷兰殖民者的敌视，达成分化当地势力，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
荷兰殖民者利用华人剥削印尼人，同时又刻意给印尼人灌输华人才是真正的剥削者的观念，抹黑华人形象，故意散播“华人剥削印尼人”、“华人掠夺印尼人利益”之类的谣言，把印尼人贫穷的原因归结到华人身上，蓄意挑起两个族群之间的矛盾，将印尼人的仇恨转移到了华人身上，引发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摩擦。在荷兰殖民者的煽风点火之下，印尼人的反华情绪越来越浓厚，达到降低殖民者进行统治的成本。
四、排华恶潮
在印尼独立战争时期，长期被压迫为三等公民的印尼人，将华人看作是殖民者的帮凶，接二连三地对华人发起排华事件。有历史记录，从1945年始就接连不断地发生排斥、屠杀、迫害华人的惨剧。
-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Surabaya）。
– 1946年3月至9月的万隆惨案（Bandung）、6月的文登惨案（Tanggerang）、8月的山口洋惨案（Singkawang）、9月的巴眼西亚比惨案（Bagansiapiapi）。
-1947年巨港惨案（Palembang）。
– 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
– 1965年至1967年全国性的排华浪潮。
-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
– 1978年雅加达发生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
– 1980年11月中爪哇的反华暴动。
–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的黑色五月暴乱，发生在棉兰（Medan）、雅加达（Jakarta）、梭罗（Solo）等城市由暴徒发动系列针对华裔社群之大规模屠杀最为骇人听闻。当年受难华人数以万计，遭遇经济损失或受伤的华人数量更是庞大。
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尼各地上演。印尼现当代几乎重大排华事件都发生在苏哈托当总统的时代。1966年，苏哈托（Suharto）代行总统职权，1968年3月正式当选印尼总统，从此印尼进入苏哈托时代，开启了长达32年的统治，给印尼各族人民带来一系列的灾难，还制定了诸多严酷的排华法则：
– 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故有的姓名，全部要改为印尼式名字，意味着印尼华人耻辱地长久失去自己的姓氏，就连印尼身份证件上，华人都要有特殊的标记。
– 严禁任何华文报刊的发行、严禁任何华文媒介的教育、封杀所有华人社团和华校。苏哈托政府企图以此为统化手段，致使华人后代不谙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字。
过往，由于年小幼稚，对惨酷事件没深刻印象，但正视历史，接受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历史作为过去事件的记载，它存在过，发生过并经历过，自然有着其缘由，有其经历的过程。我们必须接受历史真相，拒绝遗忘，铭记惨案。我们唯有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才能让每一个国民在五星红旗下得到祖国的庇护，确实保障我们的安全和富足。印尼的暴力事件不敢重演，苦难不再发生。
华人因为历史上经济地位较高，被污名化为“剥削者”，印尼人本就不待见华人，所以印尼独立后，印尼政府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华人的条例，执政当局和一些极端军人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排华反华浪潮，在经济上排斥华人，在政治上迫害华人，打压华人，使华人生活陷入困境，人生安全没有得到保障。
我印象最深刻，也是身临其境的是1959年11月18日发布的由苏加诺总统签署的《第10号总统法令》（Perintah Persiden No10），颁令要求散布在乡镇地区为数达84000家左右的华侨亚弄店（Warung，即零售商），必须在1960年1月1日起结束营业。与此同时，还专门颁布了关于接管外侨零售商资产的条例。
此令一经颁布，各地乡镇都在关押驱赶华侨，封闭华侨商店，华侨们终日承受惶惶不安的煎熬。全印尼约有50万在乡镇经商的华侨，有占华侨总人数10%左右的人很快失去了生计，陷入生存绝境。当时，进步华文报刊也频频报导排华事态：
– 1959年5月以来，印度尼西亚武装军警强迫西爪哇雅加达芝拉马亚（Cilamaya）华侨迁移，并殴打华侨。
– 1960年印尼发生排华时，印尼华侨被押进尖美士（Ciamis）的监狱，穿着囚衣被强迫劳动。
– 印尼西爪哇军事当局在万隆附近小镇芝马圩（Cimahi）排华时，开枪打死了两名华侨妇女林金娘与杨木妹。……
每天所发生的一件件有关排华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更加让我们生活在万隆大城市的华侨坐立不安！难以预料哪天会不会也遭此厄运。
难以忘记，那是在1960年4月，西爪哇军警当局对华侨施以武力强迫动迁，导致世代生活在万隆市周边的华侨全家老小涌入万隆市避难。面对大批流离失所的受害难侨，万隆中华总会等进步华侨社团和进步人士担当起安置难侨的工作，配合中国政府做好撤侨，组织难侨们办理集体回国。万隆华侨中学临时停课，腾出教室接待难侨，抽调好多精干的年轻教师和学生骨干负责接待工作，提供生活方面必要的帮助，维持秩序确保安定，我荣幸成为接待组的成员之一。
在爱国社团共同协调下，接待组成员不分昼夜，妥善接济和安排难侨们的生活，力所能及解决难侨们的一些实际困难，他们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我树立了榜样。我庆幸从中学习了很多社会工作经验，为能担负接待工作感到自豪。
那时候，中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成行，我们父母还要给子女备置三年五载足夠过渡用的衣物盘缠，为了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家几乎耗尽了多年的积蓄，先后送走了三兄弟回国。回国的经历如此艰辛，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的，那真是悲惨！只有受过同样磨难的广大归侨，才会感同身受，我们回国真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每个人也同样爱着自己的祖国，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爱国情结。海口市印尼侨友会会长黄来福校友说：“佩服你的记忆力，详尽的回忆，感慨万千！”。
华侨学生回国真的不容易呀，没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哪能迈出家门走进国门。原沈阳军区3160部队农场军训一连王家宏垦友称赞道：
“ 毅然决然北回归，
中国圆梦齐共追。
峥嵘岁月六十载，
不改初心永不悔。”
我们在印尼历经风风雨雨，饱受印尼反华排华惶惶不安的煎熬。决定回国，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也是炎黄子孙血脉坚守民族的尊严，更是华厦文明故国的召唤。
祖国，永远在我们心中，对于每个炎黄子孙永远减不掉的怀念，永远抽不去的挂念，永远替代不了的爱，永远忘不了的根。
五、备注
本文原载于章华荣主编的纪实性文学作品集：《我心依然》 —— 为老五届大学生立传存照（第五集）。2022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如今转载时，我略有改动文字，补充了从文献中查到所见所闻在头脑里留下印象的根据，还附加了一些图片，提升真实感。
林文企 2025.7.7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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