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冬，东长安街一处简朴的宿舍楼里，灯光亮到深夜。屋内摆着一只帆布挎包，包口露出厚厚一叠蓝色信封。信封旁边坐着的，是30岁的林颖。窗外寒风凛冽，她却端坐不动，像在等待什么。
眼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部队复员、政府重组、外交机构正一点点搭起框架。林颖被调往中央外事口学习俄语，课堂里男女学员年纪相仿，热情高涨。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一位名叫马列的年轻军官频繁借口请教发音，主动为她打水、搬书。朋友打趣：“马列八成动了心。”众目睽睽，林颖没给回应，只淡淡一句：“先看看这87封信再说。”
时间往前推六年。1944年9月11日，河南夏邑八里庄的静夜被枪炮撕裂，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突围中中弹倒地，年仅37岁。前线接报后，延安电台沉默了整整三分钟。次年春天，这个噩耗才绕过封锁线传到皖北。接信的林颖已经生产，她抱着襁褓里的儿子，手却抖得几乎拿不住纸张。
林颖跟彭雪枫的相识，仅隔着一张借来的长凳和一支昏黄的油灯。那是1941年9月，淮北区机关院内，刘子久和刘瑞龙忙着给师长“张罗婚事”。林颖当时是县委妇女部长，身量纤细，说话利落。当夜讨论完工作，彭雪枫递上一页便笺：“共同目标，彼此尊重。”短短八字，语气平静，却让林颖记了一辈子。
从1942年到1944年，两人聚少离多。每逢调动，彭雪枫都会在马上写信，待宿营点停歇便托交通员送出。信不谈家长里短，只写战局、写伤亡、写下一步要取的据点。林颖读完，折好，按日期编了号。从第一封到第八十七封，字体由工整变得匆忙，墨色由浓转淡，最后一封落款只剩“雪枫”两字，笔迹明显颤抖。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爆竹齐鸣，可在新四军遗属院里，林颖照旧每天五点起床，带孩子跑操，随后去文件翻译组报到。她对同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任务要紧。”在那段物资紧缺的年代，她分到一条带补丁的棉裤，却把配发的新棉花全拆下来塞给重伤员做裹脚布。
建国之初，中央对烈士家属倾斜了多项政策：抚恤金、医疗优先、子女读书免费。数字看似温暖，可失去伴侣的孤独只能自己咽下。驻京干部夜里常能看见林颖桌前的油灯亮到凌晨，纸张上歪歪斜斜的俄文单词密密麻麻。有人劝她早些休息，她摆摆手：“时间不够用。”
也是在这样的节奏里，马列出现了。沈阳出生的他在延安学军事，又兼修外语。改名“马列”，听来生硬，却透着野心。他第一次向林颖递条子时，措辞相当认真：“崇敬先烈，也敬慕同志。”说完涨红了脸。林颖没有拒绝，也没接受，只从抽屉取出那叠信件：“这是我过去的全部，你先看。”
马列花了整整三夜。第三夜，宿舍熄灯号吹过，他合上最后一封，轻声叹息：“原来，一位师长可以把作战计划写得像情书。”第二天，他把信整齐放回原处，敬了个军礼。那一刻，林颖才肯正眼看这个后生。
之后两年，两人一起翻译外电简报，一起研究朝鲜战局。马列不再急于表白，只在夜里默默检查那盏老旧台灯的电线。时局风云诡谲，外交部常派人连夜出差，林颖留在办公室写稿，马列在旁边泡两杯淡茶。有人笑他“护灯泡”，他不辩解，只说：“工作完再走。”
1952年夏，外交学院小礼堂里，几位同事喝了口稀酒算作祝贺。没有戒指，没有敬酒曲，结婚证上写着：男，马列，29岁；女，林颖，32岁；证明人——周恩来。周总理对林颖说：“生活往前看。”话音不高，却像石子落水，激起层层涟漪。
婚后，两人各自忙碌。马列在总理办公室做外事秘书，出国陪同任务一个接一个；林颖进了妇联国际部，主抓翻译培训。对孩子彭小枫，他们定下原则：不搞特殊化，班级打扫卫生照样排班。有一次，小枫帮同学抬木箱子，肩膀磨破皮。老师心疼，想通报安全隐患。林颖摇头：“孩子流点汗，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林颖终生没把那87封信交给任何媒体。有人想编《将军家书》，她婉拒：“信给了社会，意义当然大；可那是他留给我的战场。”直到晚年，她才同意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原件，数字副本对研究人员开放，但保留部分私人段落。
1970年代末，彭小枫已在部队担任团职，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下：“爸爸的事迹，我当作坐标；您和马叔的选择，让我懂得怎样走向未来。”短短一行字，却把三段人生串在了一起。
就这样，一位将军、两桩婚姻、八十七封信，在共和国的时间轴上留下深深的刻痕。脱下战争外衣，故事归于平静，却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