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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河南新乡发生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当地最大体育商店的老板祁文山被警方逮捕。然而几天后，当地政府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祁文山竟然是潜伏了27年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新乡新乐路51号的一家小商店引起了不少居民的议论。这家店专卖体育用品，外表不起眼，生意冷清，但老板祁文山和妻子的行事风格却让人颇为反感。在许多当地老百姓眼中，祁文山一家的生活方式简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祁文山的作风堪称吊儿郎当，整天和一群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打交道，不拘小节，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印象。他的弟弟祁士义，是个能工巧匠，二胡拉得相当好，可惜性格浮躁，毫无长远打算。解放前他和一帮国民党特务组成小乐队，为一些反动分子提供服务，依靠这种不正当手段谋生。解放后，祁士义神秘消失，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而祁文山的妻子也同样不被人看好，成天与一些江湖人物打牌、抽烟，生活无所事事。夫妻二人经营的麻将馆常常是烟雾弥漫，室内光线昏暗，仿佛永远没有清新的空气。想要凑近看一看，不戴个口罩都呛得透不过气来。街坊邻里常常笑话他们一家，认为祁文山家根本不配称得上“正经人家”。

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各地还有不少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他们悄悄潜伏在各个地方，伺机捣乱，想破坏新政府。为了应对这个情况，1950年10月，国家开始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祁文山平时和那些国民党的人来往很频繁，居民们觉得他和反动派有关系，于是就把他举报给了公安。

这家人很快被抓进了监狱，与那些国民党特务一起接受改造。可是没过多久，警察就把他们放了出来。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按理说应该收敛点，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似乎在向百姓传递一种信息——“我们和警察有关系，无论我们怎么作乱，警察都不会管！”

就这样，这家疑似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大奸商被周围的百姓排斥，大家都从心底认为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他们的孩子上学时，班上的同学都会嘲笑她，说她的爸爸是奸商，结果小女孩成了班上的孤立对象。

祁文山1917年4月出生在天津市，虽然他是城里人，但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普通人家的生活也不好过，祁文山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更糟糕的是，在他15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留下他一个人，孤苦无依。

没办法，祁文山只能离开家乡，辗转到了河南焦作，去找他在铁路工作的三哥。

由于祁文山自己没受过正规教育，深知没有文化会吃亏，三哥就把他送到了焦作的扶轮学校，想让他学点字，接受新知识，改变命运。正是在这所学校，祁文山接触到了进步的思想，开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1935年12月，祁文山在焦作积极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倡导学生们反对国民党的压迫，要求捍卫民族的尊严。由于他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很快被列为通缉的对象。

第二天，祁文山果断做出决定，翻越学校的围墙悄然离开，匆忙给三哥送去一张纸条，字里行间写着：“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要为民族的解放去战斗。” 纸条虽然简短，却表达了他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奋起的决心。

祁文山逃离焦作后，先到郑州暂时躲藏，随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前往洛阳，开始了更加隐秘的革命斗争。

1936年，年仅19岁的祁文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暂时以铁路工人的身份在洛阳潜伏下来，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地下党的工作。根据党组织的部署，他参与筹建了洛阳陇海铁路地下党组织。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豫西特委决定在陇海铁路洛阳地区建立一个地下党支部，直接由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祁文山被任命为组织委员，负责组织和管理工作。

随着洛阳的沦陷，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大家决定暂时隐藏身份，采取更加隐秘的工作方式。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祁文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宋长富”。而为了掩护身份，党内的两位同志装作一对夫妻，和祁文山一起生活。由于他年纪最小，大家亲切地叫他“小宋弟弟”，而他则称那对“夫妻”同志为“姐姐”和“姐夫”，大家彼此之间彼此信任，齐心协力展开秘密工作。

1938年11月20日，豫西特委紧急指派祁文山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护送一位代号为“胡服”的首长。胡服身材高瘦，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穿着一件蓝色大衣，看上去普通得很，没有一点首长的架子，反而显得和蔼可亲。他关心地问祁文山目前的工作进展，祁文山向他汇报了自己在陇海铁路上做的工作，如何组织工人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等。胡服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对祁文山工作的肯定。

任务完成后，祁文山成功将胡服护送到了河南渑池的兵工厂。回到洛阳后，他向党组织汇报了这次任务的情况，才得知原来这位“胡首长”竟然是刘少奇同志。

因为祁文山非常聪明，办事细心，反应也特别快，党组织很快发现了他的潜力。于是，他们决定让他成为一名红色特工，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间谍工作。

1939年，祁文山去延安学习。学习结束后，很多学员都兴奋地合影留念，但因为祁文山已经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特工，上级特别提醒他，不能留下任何照片，免得日后暴露身份，影响潜伏工作，甚至可能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因此祁文山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看到有人拿着相机，他立刻躲开，不让自己出现在镜头里。

到了1941年，祁文山被派去苏联的红军军事学院，在那里他学习了情报搜集和爆破技术。他非常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很快就通过了考核，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特工。

接下来几年，祁文山在天津、北平、郑州等地执行情报工作。在北平潜伏的时候，他一度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段时间对他来说特别艰难，但他没有慌张，依然按照原来的计划，默默地继续收集情报，一直相信自己最终会和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直到1945年，祁文山终于找到了冀鲁豫地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重新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确认了身份后，中央发来电报，上面写着：“你找党，党也一直在找你。”

这一刻，祁文山终于松了口气，心里充满了感动，原来党一直没有忘记他。

那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暗中谋划挑起内战，试图抢占抗战的成果，形势依然紧张。祁文山也因此获得了新的任务：去河南新乡，负责新设立的冀鲁豫军事情报站，同时担任地下党书记，专门负责收集敌人的军事调度和运输等重要情报。

当时祁文山收到一个来自社会部领导的建议：最好找一个工人家庭或贫农家庭的女孩，因为这样的女孩通常会忠诚一生，愿意用生命保护你。而且领导特别嘱咐他“千万别去招惹那些洋学生”。祁文山听从了建议，最终选择了一个来自天津的老乡，名叫王建淑。

1945年冬天，王建淑踏上了从天津前往新乡的旅途，去寻找那个她只在信中听说过的丈夫——祁文山。为了不引起注意，王建淑始终保持冷静和从容，她知道，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的妻子，她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不能给丈夫拖后腿。

在祁文山的指导下，王建淑开始学一些特殊的技巧。为了更好地融入上层社会，她学会了抽烟、打麻将等通常只有民国富太太才会做的事情。

为了掩护身份，祁文山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叫“宋一文”的富商，表面上和日本军官交往，实则是为了获取情报。而王建淑则伪装成低调的富太太，开始与许多上层社会的女性建立联系。这些社交活动不仅有助于她融入当地的上层圈子，也在无形中为祁文山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

任务完成后，祁文山带着妻子从哈尔滨返回新乡，继续他们的潜伏工作。虽然外界对他们的身份产生了怀疑，甚至百姓将祁文山视作“恶势力资本家”，他依然坚定不移地为解放新中国默默努力。

为了更好地执行任务，祁文山不得不扩大自己的产业链，利用生意往来搜集信息。南来北往的商人、旅客和士兵，偶尔会带来一些对革命有用的情报，而这些都成为了情报网络中的一环。

情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隐秘的行为。为了避免暴露身份，祁文山把自己的情报收集点设在了家中，家里成了会议和讨论的中心。白天祁文山和他的同志们在外面四处搜集情报，晚上则回到家中集合总结。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王建淑通常站在门外，一边抽烟，一边与街上的人闲聊。

在冀鲁豫情报站工作期间，祁文山和王建淑夫妇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其中最关键的一次，居然直接救了500名解放军战士的命！事情发生在1948年年底，当时祁文山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得知，国民党316团的团长庞庆振，得到了一个情报：新乡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藏有500多名解放军伤员。庞庆振是国民党大员庞炳勋的儿子，他急于立功，便请求上级批准，派遣三个团的兵力，打算消灭这些伤员。

一得知这个消息，祁文山和王建淑立即采取行动，紧急将这一关键信息送了出去，及时告知了解放军。就在庞庆振带着大军前来围攻时，解放军的伤员早已悄悄撤离，敌人根本扑了个空！而且解放军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恰恰相反，解放军从侧翼埋伏了兵力，狠狠地反击了庞庆振的部队，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

这次行动，完全归功于祁文山和王建淑夫妇的精确情报工作。他们的及时反应，不仅保住了500名伤员的性命，还成功打击了敌人。由于他们的表现，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情报站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祁文山和王建淑的情报工作为冀鲁豫军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帮助了许多关键任务的顺利进行。为了表彰他们的杰出贡献，冀鲁豫军区在他们离开情报站之前，特意授予了祁文山“二等人民功臣”的荣誉称号。

祁文山觉得自己好久没回家了，决定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天津老家工作，组织也同意了。祁文山非常高兴，和妻子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回到熟悉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但就在临走前几天，组织又发来了新的指令：“继续留在原地工作！”而且当时所有在河南工作的干部，都被要求留下来。祁文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建淑，王建淑听后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也要留下来，继续支持丈夫的工作，帮助他在潜伏中保持安全。于是夫妻俩决定不离开，继续在新乡执行任务。

到了1950年，组织根据形势的需要，安排祁文山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潜入敌人内部，和真正的特务及战犯一起关在一起，目的就是监视他们、牵制他们，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

在监狱里，新乡的公安局长和侦查科长经常把祁文山提出来审问。那些国民党的人都认为祁文山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所以才会被这么多人盯着、提审。

然而实际上，他们审问祁文山并不是为了打压他，而是向他请教案件的细节。因为祁文山对新乡的国民党特务非常熟悉，几乎是了如指掌。在他暗中指挥下，很多在外面的国民党特务很快就被抓捕归案。

在监狱中，祁文山通过观察和交流，得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有个国民党特务组织正在策划暴动，甚至已经商定好了暴动的具体时间和计划。祁文山及时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上级。最终公安机关顺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暴动。

当关押的那些国民党战犯和特务差不多处理完了，祁文山也不再需要继续待在监狱里。外面的工作还得继续进行，于是祁文山因为“认罪态度好”被“放了出来”。

不过当时的局势依然不稳，敌人随时可能搞破坏。为了确保安全，组织决定让祁文山开一个商店，叫做“前进体育用品社”。从表面看，这只是祁文山作为一个“资本家”开设的生意，但实际上，这个商店背后却是公安机关的秘密侦察站，是党在建国前地下情报工作的延续。

祁文山和他的妻子王建淑当然知道这个商店的真正用途，可是当地的群众并不知情。他们只看到祁文山一家依然经营着这个商铺，就误以为他们没有改正过去的恶习，于是夫妻俩经常遭到外界的误解和冷眼。

1968年，祁文山的特殊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折。一天，他突然被公安局“逮捕”了。当他到了公安局才知道，原来公安部决定结束他长期潜伏的生活，让他回到正常的社会中。其实，他们把他“逮捕”起来，是为了保护他，避免被敌对势力伤害。之后任何想见他的人，都得先经过河南省公安厅的批准。

不久后，新乡市政府发布了一个震惊的消息：祁文山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过去的27年里，他一直是一个秘密的红色特工。

参考资料：

央视网：
https://news.cctv.com/2019/04/17/ARTIWciNW2fDLCeX8CzvIecv190417.shtml 2019-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