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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事异常激烈之时，新中国却悄无声息地发起了一场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整顿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批从农村革命战场转向城市管理的共产党干部，有些在枪林弹雨中历经锤炼，却在面对盘踞的非法资本家的诱惑时出现动摇。为此，新中国一边在党政机关内部推进“三反”，另一边则针对违法商户展开相对应的“五反”运动，形成了双线作战的整顿格局。
“堡垒常常是从内部攻破的”，列宁的这句名言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过时。1951年10月，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旨在动员全社会节约资源支持抗美援朝的号召，意外揭开了后来“三反运动”的序幕。通过这一增产节约运动，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党政机关内部隐藏着大量的贪污腐败、浪费资源和官僚主义问题。
从东北局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即可窥见端倪——沈阳市部分单位共揭露出3629名贪污嫌疑人，东北贸易部门检举的赃款高达5亿元（旧币），而东北铁路系统则积压了数千亿元的物资无人处理。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令毛泽东深感愤怒，他认识到这不仅是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全国范围的普遍问题，因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厉斗争。
三反运动主要在国家机关内部展开。随着运动深入，也逐步向全国工商界推广自查自纠。对查出的严重贪腐案件，组织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依法严惩重大犯罪分子。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津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这两位曾在革命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干部，竟沦为新中国成立后盗窃国家财产的巨贪。触目惊心的贪污事实凸显了这场运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与此同时，党中央迅速发现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不法分子的阴谋活动。他们通过行贿谋取利益，利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手段牟取暴利。回扣和送礼几乎成为腐败公职人员的“家常便饭”。不法商人与腐败官员相互勾结，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风险。更严重的是，这些资本家试图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权，这种挑战是新生政权绝不容忍的。
此时，三反运动进入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也逐渐告一段落。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于是针对私营工商业者迅速展开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运动率先从大中城市启动，依托工人阶级、守法资本家和广大群众力量，势如破竹地展开。
“五反运动”贯彻“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方针，在人民政府高压态势下，不法商人纷纷选择坦白。尽管如此，运动也引发了一些社会恐慌。为了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毛泽东随后作出重要调整：一方面扩大团结面，力争最大限度打击严重违法分子；另一方面缩短运动时间，慎重甄别各类案件，防止误伤。
到了1952年6月底，三反和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国近千万人参与其中，退还赃款高达10亿元（旧币）。两场运动相辅相成，既击退了不法资本家的攻击，稳固了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也清洗和挽救了大批国家干部，净化了党的队伍。这些成就为后续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针对国家机关人员的贪污问题，运动坚持“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并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的方针，规范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方式。为保障五反运动的顺利推进及工商经济的稳定运行，党中央将私营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采取差别化处理措施。
尽管措施细致，运动高潮期仍发生冤假错案。一些地区出现逼供信现象，运动规模扩大导致无辜群众误伤；对不法资本家的打击也使部分资本家惶恐不安，企业生产下降，市场冷淡，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幸而党内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保证运动能够高效有序地结束。
作为后来的我们，可能难以亲身体会“三反”和“五反”运动当时的必要性。但在那个红色政权刚刚站稳脚跟的年代，这两场运动意义非凡。它不仅成功遏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猛烈冲击，更在全社会树立了廉洁勤俭的新风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守法经营教育，为我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迈向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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