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贾似道，后世七百年间的人们总是将他与危害国家和百姓的恶行相提并论。说起他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指贾似道在专权后打压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因为他的权力滥用，才导致了南宋的灭亡。贾似道作为历史上的人物，被后人广泛认知的是他的行为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通过排除异己，掌握大权，这种独揽权力的行为被认为是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宋的权相政治确实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北宋时期采用的是多相制，但这种方式导致官员之间互相竞争、消耗，很难团结一心。为了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南宋建立后决定改变这一制度，实行独相制。虽然独相制避免了官员之间的内耗，但也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些人手上的局面，使得权相掌握极大的权力。
在贾似道之前，南宋已经有秦桧、韩侂胄和史弥远这三位重要的宰相。其中秦桧的影响力不用多说，而韩侂胄和史弥漫远在宋宁宗和宋理宗两朝掌握大权，持续了整整四十年。他们独揽大权，导致南宋中期的朝廷更加腐败。
宋蒙之间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导致南宋的国力严重受损。在贾似道掌握大权之前，南宋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可以说已经难以挽回。不过，贾似道并非无能的庸才，他在宋理宗晚年政治懈怠、宋度宗智力有限以及宋恭帝年幼无知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支撑着南宋的朝廷。甚至忽必烈也曾对他评价极高，希望能将他收归己用。因此，对于贾似道祸国殃民的指责，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要说贾似道独揽大权、误国害民，其实不如聚焦在秦桧、韩侂胄和史谌远等人身上，他们才是真正掌控大权、导致国家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
贾似道之前是个依赖父亲官职地位、游手好闲的小衙内。他的姐姐还是宋理宗的妃子贾贵妃，按照这样的情况，他的未来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他的父亲贾涉不慎得罪了当时的权臣史洋溢远，并在处理忠义军的事务上遭受攻击和弹劾，最终因为过于忧愤而去世。当时贾似道只是个年仅十一岁的少年，父亲的突然离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听了姐姐的劝告，我开始刻苦读书。得益于父亲的提携，我进入了嘉兴司仓工作。后来，在姐姐的扶持下，我又陆续担任了太常丞和军器监等职位。南宋名将孟珙对我颇为赏识，他认真地指导我，把我当作接班人一般培养。孟珙将军还积极向朝廷推荐我，最终我得以担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
在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古又一次向南宋发起攻击。这次他们派出了三支军队，企图一举夺得天下。蒙古大汗蒙哥亲自带领主力部队进攻四川，同时他的弟弟忽必烈也受命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鄂州。鄂州是南宋在长江防线的重要据点，对保卫临安都城至关重要，绝对不能失守。
宋理宗，即使是平常治理朝政不太上心的皇帝，这时也急了，紧急调派各地部队前往支援。那个曾在扬州战场上威名赫赫，一举击败蒙古主帅的贾似道，被安排去镇守鄂州。他还被任命为掌管江西、两广地区的宋军统帅。为了让他能专心防御，宋理宗更是提拔他做了右丞相，全权负责鄂州的战事。虽然鄂州因为平时疏于防范，城里的军队大多是老弱残兵，但贾似道一到，就展现了他的指挥才能，稳稳地挡住了蒙古大军的进攻。他调度得当，战术灵活，让鄂州的防线固若金汤，蒙古大军无法突破。
连续四个月，鄂州城一直难以攻下，忽必烈内心焦虑到了极点。当他得知守城的竟然只是一个名叫贾似道的普通文官时，他深感震惊并发出赞叹：“我为何不能拥有像贾似道这样的人才呢？”同时，他对蒙军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责备他们：“守城的只有一位文人贾制置，你们十万人却无法战胜他，围攻数月也无法攻下城池，你们这些人真是有罪啊！”
听说鄂州攻不下来，忽必烈又加强了黄州的攻势。宋理宗皇帝得知情况后，立刻命令贾似道从鄂州迅速转移，前往黄州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说实话，在鄂州抵挡蒙古大军已经相当困难了，现在要让他们从鄂州突围去黄州，这简直是一场几乎是必死的任务。
贾似道害怕吗？当然害怕。但他害怕的不仅仅是死亡，更多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无法坦然接受。在宋理宗的催促下，他内心矛盾重重，但仍旧坚定地说出了“虽死不足惜，只是遗憾未能展现英勇光辉的壮举。”这样的心声。随后，他带着七百名忠诚的亲兵勇敢出城，面对蒙古大军的严密包围，他们奋力突破，最终成功杀入黄州城。
当忽必烈带领蒙元大军继续发起攻击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在四川征战的蒙哥突然在合州钓鱼城不幸去世。由于蒙哥离世时并未留下任何遗诏来确定自己的继承人，争夺汗位的人纷纷开始暗中蠢蠢欲动。甚至连忽必烈也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北归争夺这个位置。
蒙哥去世后不久，南宋朝廷就得知消息。将军吕文德率领军队支援四川，并且在九月已经抵达鄂州。关于议和的事情发生在十一月，贾似道肯定了解这一情况。他也清楚湖北路军队早晚会撤离，即便进行议和谈判，也不会争取到过于有利的条件。
到了元朝建立的时候，才又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在咸淳十年，也就是公元1274年，忽必烈起草了一份名为《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的诏书，在这份诏书中，他列举了灭宋的理由，其中就包括这件事。似乎这件事情被遗忘了很长时间，也许当初忽必烈为了稳定军队的情绪，才找了一个撤军的理由也不一定。
不论经过多少曲折，贾似道仍然成功保卫了鄂州这个关键的军事要地。由于这场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他得到了赞誉与提拔，被任命为卫国公并拜为少师。随着他在朝廷的地位逐渐稳固，他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此后，他排除异己，独揽大权，成为当时的权臣。
实际上，如果有人认为贾似道每天只顾享受权势生活，那就误解他了。贾似道并非无所事事，他是有抱负的。他首要的任务是增加税收。因为连续的战争已经使南宋的国库严重匮乏。他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充国库收入，以确保国家的经济稳定。
景元五年（公元1265年），宋度宗登基。在这一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中，政府记录的人口数量仅为一千三百万。尽管南宋统计人口时只计算男性，但如果将其翻倍计算，总人口也仅有大约三千万。然而，南宋在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约为六千万。据元朝灭宋后的统计数据显示，江南地区的百姓人口数量不超过五千万。
那么那些空余的户数究竟去了哪里呢？原来是被一些势力隐瞒了。赵构南渡后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一种宽容豪强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地方豪强隐瞒人口成为了常态，不论是大量圈占民户的地主豪强，还是拥有私军的豪强都在参与其中。这样一来，这些被隐瞒的人口就不被官方统计了。
以贵州的播州杨氏和思州田氏为例，它们在湖南、江西、福建以及两广地区也有很多小型的富有家族。然而，这些家族直到明朝初期朱元璋采取强硬的手段才最终得以平定。换句话说，这些地方的豪强家族一直顽强存在，直到朱元璋出面，他们才被有效地管理和平定。
早些时候，地方豪强只是象征性地统计一下他们管辖区域的居民数量，朝廷也会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税款。但随着蒙宋战争频繁爆发，许多百姓为了躲避战乱而投靠地方豪强寻求庇护。为了支持朝廷对抗蒙古大军，地方豪强开始要求更多的自主权，因此他们也不再向朝廷缴纳税款。
南宋将领在抵抗蒙军的同时，也在借作战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兼并土地。这样的行为导致南宋国库更加空虚，甚至连用于抚恤将士的资金都捉襟见肘。
国库没有充裕的资金，就只能发行更多的纸币。用这些新印的纸币向老百姓买粮食。这样一来，流通的纸币数量激增，很多纸币实际上就跟废纸差不多，这就相当于从百姓手中强行征收粮食，这种做法被称作“和籴”。
贾似道在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成为宰相后，开始实行公田法。这个公田法的具体要求就是，要求有权势的人将超出的土地份额主动拿出来一部分作为公田，也就是要将手中超过限制的土地的三分之一交给朝廷作为公田。这些公田会租给没有土地的百姓去耕作。朝廷方面，则按照一定的规定标准收取租税，用这种方式解决国家空虚的财政储备问题，同时也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一开始，公田法只在相对富裕的浙西六郡进行试点推行，效果良好后逐步推广至整个江南地区。
谈到贾似道，他为了实现公田法，率先将自己的一万亩私田捐献出来作为官田，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政策。
购地置业需金钱支持，但贾似道资金匮乏。他决定再次发行纸币，以纸币作为支付手段从官僚和豪强地主手中收购土地。他虽采用掠夺性的低价手段征地，但巧妙地将原本的负担从贫困百姓转移到了富裕的地主阶级身上，从而在客观上减轻了底层民众的经济压力。
在这十几年间，朝廷成功收回了一百多万亩的田地，实际上这还只是那些隐藏在地下的三分之一的田地数量，不难想象出豪门权贵们究竟隐瞒了多少土地和人口。这样的行动无异于从虎口夺食，自然遭到了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虽然朝廷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对于地主官僚们来说，这无疑是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损失。因此，他们想尽办法来反对公田法。
有人指责贾似道实施公田法时强行买卖，欺压百姓，掠夺民利。但因为贾似道是朝廷重臣，他们只能通过散播流言蜚语来诋毁其政策。甚至有人借彗星出现异常现象来指责公田法造成国家灾难和百姓受害。因此，贾似道曾考虑辞官回家，但宋度宗却多次挽留他。这些指责和批评让贾似道倍感压力。
国库虽然有钱，但是朝廷内外的贪污腐败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武将们，在与蒙古大军交战时，常常虚报开支，滥用公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贾似道制定了一种新的策略，即打算法。这种办法主要是用来监督武将们的开支情况，严厉打击滥用军饷的行为。
重新得罪了一大批武将后，贾似道要如何让已经获得利益的本地武将心安理得地听从他的命令呢？许多武将纷纷投降蒙元，特别是刘整，他投降元朝后，立刻向忽必烈提议攻打襄阳，这一决策直接改变了南宋的未来。这种情况让人堪忧。
在咸淳四年，也就是公元1268年，蒙元军队由刘整等人率领，向襄阳发起了猛烈进攻。与一些人的看法不同，贾似道并没有隐瞒襄阳的战斗情况。为了应对襄阳的战事，贾似道实际上组织了十四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这些救援行动所花费的军费高达两千万以上，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终仍未能成功抵挡蒙元的进攻。
在咸淳九年，也就是公元1273年，襄阳城被攻陷，南宋的局势已经非常不利。在这个时候，贾似道意识到南宋在抵抗蒙元的战争中已经处于绝境之中。为了挽救国家的命运，他决定孤注一掷，带领南宋最后的精锐部队与蒙古大军在丁家洲进行决战。贾似道很清楚，这场战斗获胜的希望非常渺茫。因此，在出发前，他嘱咐其他大臣，如果发生任何变故，应该安排皇室成员撤离到海上。他认为，只要还有皇室成员存活，就有可能复兴国家。
在德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贾似道遭遇了一场大败。当时，蒙元大军已经逼近临安城。然而，朝廷中的大臣们却将注意力集中在贾似道身上，认为只要将他撤职，蒙元军队就会自动撤退。这种压力甚至影响到了掌权的谢太后。无奈之下，谢太后只得将贾似道贬职，派他去广东。
贾似道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要说他是不是奸臣，得深入了解他的行为和事迹。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奸臣。但如果称他为忠臣，他在掌权时的行为又似乎不太符合这个称号。他过于沉迷于声色犬马，甚至为了玩蟋蟀还写了一本《促织经》，给人的感觉是相当昏庸的。这些行为导致人们对他的评价非常极端。
南宋形势危急之际，贾似道以个人之力对抗官僚地主的敌意，给风雨飘摇的南宋维持了生存的微弱气息，这点确实很值得称颂。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个人道德来评价他，这样做太过片面了。事实上，在南宋末年，贾似道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他为主张抗战的南宋做出了不少贡献。
《宋史》把贾似道列为奸臣，这点让人深思。元朝丞相脱脱虽然负责编写《宋史》，但他还有其他任务，于是这项工作又被转交给阿鲁图。但阿鲁图不懂汉文，所以实际上是由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理学学者完成的。这些学者深受理学影响，因此对贾似道的评价自然也不会太正面。毕竟贾似道与理学有所冲突，他的名声自然难以被美化。
说到贾似道之后的士大夫们，情况怎么样呢？除了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坚持抵抗之外，很多士大夫都安排家人撤离到其他地方。甚至有些士大夫为了顺利离开临安，还故意让人弹劾自己。到了末期，朝廷里自称有能力的大臣几乎都跑光了。
陈宜中接替贾似道后，成为一个坚决主张投降的丞相人选。此人常常夸大自己的能力，自吹自擂。在朝廷重臣纷纷逃离之际，他自称拥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力量，仿佛诸葛亮再世一般神奇。然而，谢太后任命他担任丞相后，他并不珍惜机会积极作战，反而一心只求求和。他畏缩不前，不敢指挥作战，甚至拒绝了文天祥等人的迁都建议。这种举动让突围的机会彻底丧失。这个陈宜中啊，就是一个投降派的代表人物，实在是让人失望透顶。
蒙元大军包围之际，谢太后带领其他文臣选择投降。那些幸免于难的士大夫们继续以文字为武器，记录这段历史。他们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导致国家灭亡，因此将责任归咎于贾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