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卜正民 译者：陈佳臻
崇祯年间的价格猛涨
如何通过叶梦珠的记载来分析“崇祯深渊期”的价格变化？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明朝灾荒粮价的全部记载。其中可能会涉及一些前文已经谈过的内容，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崇祯年间价格猛涨的原因。
14世纪到17世纪物价总体在缓慢地上涨，与此趋势相类似，不同时期灾荒粮价也呈现上涨趋势。在明朝统治的前两个世纪里，斗米百文是标准灾荒价格。在短暂的严重危机期间，灾荒价格会超过这一上限，但每回总能在灾荒过后回落到接近原本粮价的水平，使总体价格保持不变。图5.1显示出17世纪30年代 斗米百文到千文的变化过程。白银价格也在上涨，但迹象不甚明显。1428年，1钱被认为是标准灾荒价格，但到了15世纪80年代，标准灾荒价格就已经上升到1钱5分，16世纪还在进一步攀升。在偏离以正常价格为下限的背景下，灾荒价格也会有一个上限，其通胀率大致也与正常粮价的温和通胀率相呼应，直到16世纪中期，年均约为0.2%。
到了万历时期，两次“万历深渊期”的粮荒规模和强度皆远超以往，对粮价造成更大的扰动。迟至17世纪第二个十年，某些地区的灾荒粮价据报仍为旧的斗米百文，到了“万历深渊二期”时，这种限制基本被打破并废除。即便如此，直至此时的灾荒价格还没有严重扰乱明朝原有的价格体系。尽管危机期间粮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上涨压力，但危机过后，它们基本能够恢复正常。直到17世纪30年代和17世纪40年代的动荡期间，农民们发现，自己努力种植再多的粮食也无法养活所有人，灾荒价格进入了全新时期。直到万历时期，支撑朝廷制定救荒政策的逻辑一直是价格最终会回归正常水平，因此官府要做的只是设法将价格变化曲线拉回灾荒前的水平。灾荒赈济旨在帮助民众渡过难关，直至农业恢复生产、粮食恢复供应、价格回归正常。然而，到崇祯时期后期，原先的价格水平被打破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每一个异常价格，都将在接下来新出现的价格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曾经民众相信某一价格已经临近极端，不会出现更为糟糕的价格，这种信心也逐渐消失了。灾荒价格猛涨，直冲云霄，灾荒粮价几无上限，人们对此亦束手无策。
诚如我们从叶梦珠的《阅世编》中的价格记载所看到的，明朝价格的故事并未因明朝灭亡而结束。明末的价格混乱并未止于1644年，此时中国处于蒙德极小期中，因此接下来清初的几十年里，农业仍然受到压力，价格依然被层层推高。粮价在叶梦珠青年期趋于稳定时，已处于每石2两到3两的范围之内了，这个价格在以前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想象的。又过去几十年，粮价才最终回落，但也仅仅只是回落到崇祯初期的价格水平，而当时的价格早已远远高于万历价格体系下的正常粮价了。
问题在于，将触底价格定位在哪里，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解释价格波动的形状和幅度。一些历史学者将叶梦珠所谈的价格下降视为康熙时期经济萧条的证据。的确，有很多已经定性的证据支持这一史实，也诚如一些学者所谈到的，康熙时期确实是艰难的岁月。然而，这种分析是从清朝的角度出发的，它有一个隐藏的假定前提，即崇祯时期的价格是后来17世纪价格变动的基准线。但若从明朝的角度看，崇祯时期的价格显然不是重建价格长期变化时应予参考的合理基准线，因为崇祯时期的价格并非费希尔波浪模型的第三阶段，即长期价格加速高涨阶段，而是短期气候条件对崇祯统治末期的中国经济造成的致命破坏。至少，这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像清朝价格史学者所认为的，将叶梦珠所提到的崇祯初期粮价（1632年时的斗米1钱）视为正常价格，那就会忽略掉一个事实，即除了灾荒年，明朝的粮价大多保持在5分以下。以崇祯时期作为起点，而非从更早的几十年前起算，就等于淡化了崇祯时期价格的特殊性，以及忽略了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反过来从明朝而非清朝的角度看，叶梦珠的价格记载表明，价格在17世纪末重新稳定下来，但价格并非回到先前水平的一半（如果是以17世纪40年代价格为基准线的话，那的确可以得出如此结论），而是达到先前价格（明朝正常粮价）的2倍。且并非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以同样的方式波动，尤其是棉花等原材料，是否卖得出好价还要取决于运输和广伸触角的商业网络，同时还要受到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即便借用叶梦珠的价格数据，将整个17世纪的价格走势构建为一道长波浪的话，那么最终这道长波浪中价格的回落点将会远高于起点的水平。更何况从叶梦珠的记载可以看到当时的价格并非一道“波浪”，只是崇祯时期灾荒引发的一次价格高涨，这一高涨最终也没有消退，没有重新回到民众熟知的初始“平衡”状态。17世纪末的价格谈不上恢复正常，只是建立起一种新常态。但这些新的正常价格改变了成本，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给家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在康熙时期的经济萧条下，民众几乎赚不到能与这一新价格相匹配的钱。从这层意义上讲，康熙初期，民众确实经历过一次经济萧条，但这次萧条应视为“崇祯深渊期”的价格效应造成的。此外，与其说这种“新常态”实现了新的“平衡”，不如说它是一种暂时的停顿。接下来在整个18世纪，伴随着人口增加，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明朝崩溃时的灾荒价格与气候扮演的角色
如果一定要描述“崇祯深渊期”及其后时段的灾荒价格的形态，那么它更像是汹涌的海啸，而非起伏不定的波浪。要在极短时间内将价格推高至如此水平，必须是由强大的外部力量引起的，即能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的突然冲击，而非内在通胀或货币供应变化等因素缓慢的影响。
我们现在知道了，明末的危机其实也是彼时全球危机的一部分。但欧亚大陆两端的情况却存在差异，在进行比较时，不仅要注意到气候带之间的不同，也要注意到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这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小冰期对中国农业造成的负担的特殊性。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曾大规模调研欧洲气候史，并注意到“总体而言，目前，过度降水是温带气候区——如我们所在的地中海以北的西欧中部地区——的主要危险”。勒华拉杜里将干湿视为气候变化的关键标志，认为潮湿在此二极中更具威胁性。他甚至认为“干燥极好，只要不随机伴生高温或过热即可。至于寒冷，尤其是冬天，影响则相对较轻，且是好是坏的评价还要取决于寒冷的运作方式（如下雪与否）”。
受权刊发，节选自《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加]卜正民 著，陈佳臻 译，九州出版社 2025年6月。
明代中国的情况则有些不同。无论是叶梦珠还是陈其德都认为，干旱是粮食生产的最大威胁。他们和其他时人一样，都认为是干旱将价格推高至民不聊生的水平。他们确信唯一能舒缓粮价的因素是降雨。然而，这一时期，小冰期气候变化的实物指标显示，造成崇祯危机更重要的因素是变冷，而非干旱。我在本研究中使用的价格数据，却很难让我们看出这种区别。方志编纂者有时候会附上简短的夹注来解释粮价猛涨的原因，但几乎未见归因于气温下降的记载，除非编纂者亲眼看到运河结冰堵塞，或看到反季节的霜雪降落在田间。这种记载缺失主要是由于彼时缺乏计量温度的度量衡，部分还因为彼时很难检测出寒冷对植物生长的影响，除非时间过去很久以后。干旱带来的残酷证据，似乎已经提供了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解释。
欧洲湿冷的气候与中国干冷的气候之间的差异也值得密切关注。这很重要，因为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系统在应对降水压力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诚如勒华拉杜里所注意到的，只要不伴随过度降雨，欧洲的粮食生产就能更好地应对寒冷，过度降雨反而会导致歉收。农业系统的这种韧性部分来自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中畜牧业占比更大，部分则源于其谷物更为耐旱。相比之下，对中国来说，当寒潮来临时，比起寒冷与强降水组合的湿冷天气，干冷天气更为致命。小麦和水稻的种植都要大量的水，且水稻需要更多的水，生产1公斤米需要大约2500升水，而小麦大约需要1500升水。灌溉水稻（通常如此）时，它能吸收的水量预计占整个灌溉系统水量的五分之二。因此，水稻农业不仅消耗更多的水，也更容易造成水资源短缺。若降水过多，水稻就会是一种优良作物，且水田的结构利于排水，比旱地更容易析出积水。但当干旱来袭时，尤其是连续数月毫无征兆的干旱，水需求量大的水稻就难以生长了。更糟糕的是，寒冷的气温会缩短作物的生长周期，这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所造成的影响。在极端气候肆虐时期，整个春天、夏天往往连续数月滴雨未下，田地干涸，运河也干涸。用我们的话说，自然（当然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老天爷）把农民逼到了难以忍受的绝境。
随着明朝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渐行渐远，崇祯危机造成的冲击往往被遗忘，天灾最终也被解读成人祸。18世纪的许多文人都会怀着对前朝的脉脉温情，认为明朝是个更好的时代。1733年，《扬州府志》（扬州位于长三角地区的长江北岸）的编纂者回顾16世纪，认为那是一个纯朴的时代。与编纂者身处价格猛涨的时代不同，那个纯朴时代“价和税平”。如果将明朝视为失落的世外桃源，那么粮价必定会给人们的警示是，不可盲目商业化，不可抛弃可以因循的旧俗。不管是18世纪的文人，还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文人，他们对类似问题的阐述，最终必须要落在道德上。道德是唯一能够对经济开展系统性阐述的基础，也就是说，它在阐述中的位阶要高于价格的冲击。至于气候，与上天一样，本质上皆属于无法分析的系统。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大约在三十年前，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到16世纪和17世纪全球白银贸易上，这一研究加强了人们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认识，摆脱了传统以道德沦丧作为王朝兴衰的叙事角度。然而，在以全球史角度考察和重新解释大明王朝的崩溃时，如果没有考虑气候因素，那便会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中国经济在小冰期各种“极小期”中脆弱的一面。万历至崇祯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可能会对某些行业产生影响，但农业生产仍是明朝经济的基础，是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手段，因此农业生产若受到冲击就可能是致命的。当田间作物因干旱或寒冷而枯萎时，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类的温饱，还有与之息息相关的灾荒价格，这也正是为什么灾荒粮价能够成为反映某一王朝环境发展变迁的最好的文献指标。在小冰期最恶劣的年份里，寒冷和干旱给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双重打击，此后直到19世纪50年代再席卷重来。明朝的价格体系和政治体系皆无力承受粮食供应彻底的崩溃。也许满人更能适应寒冷干燥的气候，在气温骤降时他们大举南迁，进入并占领了混乱的中原，进而统治全国，其对中国的再造，影响至今。清人设法适应了后崇祯时期的价格，并最终在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价格体系。直到19世纪中叶，冰期结束时的气候扰动再次将他们推向了下一波灾荒、内战，进而导致大清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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