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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某明星新店产品里，我比较留意到的其实是她用到了所谓的“币式扣”，感觉这类我认为比较带有清代印记的服饰风格或配件反而很容易受到爱举汉服旗帜人物们的追捧，而且某明星的用法也比较奇怪。

用法的问题以后专门开一篇单聊，今天我们先聊聊这个“币式扣”。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币式扣”，大概率会得到这样一段介绍：

这段文字最早来自于2016年6月29日的一篇博文。2018年底到2019年初，中国丝绸博物馆曾办过一个小展“纽扣的世界”，在其馆员的文章《小纽扣 大天地――记中国丝绸博物馆“纽扣的世界”展中的纽扣》里关于“币式扣”的起源介绍也采用了上面的说法：

然而遍寻明代资料，只看到一份“半”出土实物，和一些“被”追认陶俑。

“半”出土文物来自于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因为此墓已经被破坏，文物是收缴而来，与真正的考古出土有所差别，所以只可算“半”出土。

“被”追认陶俑图片主要来自于2016年博文作者指认，对于这些陶俑中“扣子”的观察可能也是她文章中提到“被广泛使用在罩甲，比甲或竖领上”“最初的形态可能更接近另一种形式的子母扣，即一个套环加一个圆扣”的依据来源。但这个观察是否令人信服，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我们不妨回到“币式扣”的最初形态，来认真盘点一下它的前世今生，也就是“扣”字前面的这个“币”，是个什么“币”？为什么要以币为扣、仿币为扣呢？

很显然，菊潭郡主出土的三枚“鎏金银扣”并不与明代的钱币相似，原书里也没有将其称作“币式扣”，问题就有了，中国的钱币又称“孔方兄”，是外圆内有方孔的造型，为什么要将扁平的金属扣称作“币式扣”呢？它们根本就不一样啊！清代以前的“扣子”已经发现了不少，但“外圆内方”的的钱币样式却并没有，可见古人并不以“孔方兄”为扣，这后来蔚然成风的“币式扣”又是从哪里来的潮流呢？

原因出在“币式扣”其实是一种很不严谨的略称，按照故宫博物院对于缀有这类服饰的描述，它的名称应该称作为“机制币式扣”，这个“币”指的就不是中国传统钱币，而是外来的机器制币。

这样就能理解，菊潭郡主的“鎏金银扣”之所以被认为是明代“币式扣”，是我们出于对后世“机制币式扣”的形象认知而作的推断。并且，如果你一些交易古玩杂项、钱币的论坛、网络二手平台搜索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菊潭郡主同款机制币式扣，且售价不高。结合此墓的现场已遭到破坏，相关文物是收缴而来，对于这仅有的“明代币式扣”实物是否切实，我还是要持很大的保留态度。

中西金属钱币的差异不仅在于造型，还在于制造工艺。

中国的金属货币主要采用浇铸的方式，也就是将金属材料加热融化成液态，然后浇入“钱范”或砂箱中。为了铸钱的效率，往往是一次浇铸多枚、多层钱币，而后统一打磨，留方孔就十分必要。

而外来金属货币早期采用锤打方式，将金属加热熔化后切成小粒，用锤打的方式“印”上图案，所以无需留孔。

大约到文艺复兴晚期的16世纪，开始逐步开始用机器代替锤打制币。机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螺旋式压床，一种是碾压式滚床（一些景区的纪念币压币机用的是类似原理，如果有看到可以玩一下）。

很显然，菊潭郡主所处的时代（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殁于正德十年1515年）还没有用上机器制币。且不说菊潭郡主“鎏金银扣”并无任何货币图案，即便它是仿币也只能使用中国传统的浇铸方式或者西方的锤打方式。可能就有大聪明要问了，为啥就只能用这两个方式？因为，如果它纹样上不似中西钱币，制造工艺上还不似中西钱币，那这个所谓的“币式扣”的“币”要体现在哪里呢？扁平的圆饼形状吗，那它可以叫“饼式扣”啊！

只要接触过老服饰收藏、旧币收藏的人都知道，机制币大量涌入中国直到中国开始自己开始机器制币，时间点与其他许多中国近现代进程是一样的：工业革命后以蒸汽机作为动力取代了原本机械中的人力，中国则是在洋务运动后开始购入外国机械进行造币。

一个总是被忽略的史实是——服饰史的本质也是历史，服饰史是历史的一个切片！但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可以将服饰的部分单独剥离出来，或得出有悖于一般历史的进程结论，或要求进行脱离历史的发展改造，前者叫“穿越”后者叫“重生”，只能当短剧爽文看看，无法作为现实来研讨。

其实使用机器制币后，再保留金属钱币中的方孔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因为反而多出一道冲孔工序。但晚清时期的机器制币并没有直接仿制外国货币样式，而是想先解决内部流通货币紧缺的问题，也就是用机器造外圆内方的中国传统铜钱。可见中国的机器制币也不是直接迈进到无孔的铜元、银元样式，而是有所过渡。

即便短暂历史上有过机器制有孔铜钱，却没有仿铜钱扣，这“币式扣”的“币”不仅仅是机器制币的方式，更是机器制无孔货币的样式。

故宫服饰藏品中最早（我找到的资料里）出现机制币式扣的大约是同治时期（仅找到1件），到了光绪时期就变得很多了，且集中出现在便服中。不论是时间还是用途，都是符合机制币进入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而机制币式扣只是这段历史在服饰上的另一种见证。（有意思的是，2016年的文章作者只说兴起于明代，某明星只说民国大量使用，“清朝”二字跟多烫嘴一样闭口不提）

记录天津风土的《梓里联珠集》里有一段内容：

“平面洋钮”指的应该就是机制币式扣，是当时人们对它的称呼，从这个名称也可以看出它的来历以及流行的原因。

目前网上（主要流传于汉服爱好者之间）基本是将所有扁平状的扣子都算作“币式扣”，甚至包括一些玉质扣子。这个认知同样来自于2016年的文章里提到的“在款式上通常有几何形或花形，材质从金玉到珐琅不等”，原文中还将机制币式扣真正流行的时期总结为“近代以后受到西方钮扣的影响，铜扣居多”。

但从故宫博物院对于服饰的介绍看，明显是进行了区分，玉扣就是玉扣，不可妄加“币式”的定义，甚至于扁平圆形金属扣也不妄加“币式”的定义。

那怎么区别扁平圆形金属扣和机制币式扣呢？我综合总结了一下，机制币式扣大约会有这么几个特点——

1、多为阳刻（图案凸出），这是冲压工艺决定的；

2、双面图案，一般扁平金属扣不会錾刻背面图案，或只有银楼戳记（一般为内凹阴文），而机制币式扣背面会有文字标记且为凸出阳文；

3、批量制造，同批产品因为使用同个币模而具备一些共同特征，服饰上使用多枚扣子一般都是同批产品。

还有一点，是我看到有汉服商家做的仿制款后发现的：现代机制币的外沿会有一道凸缘，也是工艺产生的。因为现在仿制基本都是外形仿，而不是工艺仿，这种工艺产生的特征也应该视作外形特征仿制到位，否则“仿”了个寂寞。

机制币式扣常用工艺有鎏金、鎏银等，还有“烧蓝”，也就是2016年文章中提到的“珐琅”材质。

尽管珐琅可追溯的历史还是不短的，但是在经过錾刻、捶花的金属表面罩半透明的珐琅釉，这种通过金属表面凹凸来表现珐琅釉浓淡的“烧蓝”工艺在我国制作生产历史却并不长，资料上说最早的纪年实物是雍正年间的。尤其是低温“烧蓝”工艺简单易做，多用来制作民间小件饰品，所以老银首饰中“烧蓝”很常见，用到机制币式扣上显然也是这段历史的切片之一。

除了机器制币的时代背景“与我国民众当时追求工业革命带来心得时尚”以外，机制币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金属加工形式和典型产品，尤其是与传统铜钱相比，银元还兼有贵金属属性，使用银元作为装饰物带来的“穿金戴银”的意味与使用传统铜钱还是有所区别的。《漳州外来货币概述》中提到，“由于银元本身具有的保值功能，币面上又大多铸有帝王头像，百姓认为可以镇灾驱邪”，不仅“改制成头饰、纽扣等”，“还有用银元煮水给小孩喝”。

在中国还没开始自己制造银元的时期，外币“番银”就已经有一定的流通性了，它便于成色统一、便于计数，即便残缺或破损依然可以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是金属货币，铜钱没能像银元那样成为带有炫耀性质的装饰配件。

在民族服饰中，使用银元常常作为头饰、衣饰和纽扣，用法有点类似于银泡、银牌。

在作为配饰中，银元也常视作一种现成的扁平圆形配件来使用，有些明显是先改为扣子而后做了配饰。

民族服饰中使用机制币装饰，往往使用尺寸较大的银元，且在一些老物中使用的是曾经流通的真货币，这可能是出于炫耀财富的作用。此外，还可能是因为地域上的差别，使得民族地区早期难以获得机器和币模来专门定制其他图案的“币式扣”。如今虽然有不少仿制，但延续传统多为仿制银元。

此外，云南地区还很常使用“坐洋”（法属印度支那贸易银圆）等外国银元，这也可当地的法国殖民历史和多国交界地域有关系。由于我国近现代曾经制作过、流通过的机制币版本堪称混乱，各个地区、不同时期都有过自己铸造的机制币，这些庞杂多样的机制币本来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各方势力变迁的一个切片，只不过又通过配饰投射到了服装上。

1957年新中国发行第一套流通硬币后，5分硬币是其中面值与尺寸最大的，所以偶尔也可以看到使用，尤其在越南等国的跨境民族中，似乎更常见些。

机制币式扣虽然是服饰上非常细微的部分，依然可以投射出近现代历史的整体轮廓。它不是另起炉灶的历史异类，也不是独辟蹊径的历史时尚，它只是历史切片中一个小小的折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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