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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0日，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联合主办的“礼乐文明与原儒精神”学术沙龙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B202会议室隆重举行。此次会议是纪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江苏大学等11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唐文明老师在开幕式上回顾了今年清华国学院百年系列学术活动的举办情况。他提到，本次学术会议是系列学术沙龙的一部分。唐老师还强调，清华国学研究正在不断深化，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推进。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袁艾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杨泽波教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赵法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祥俊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进行了发言。

杨泽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儒家现代政治当以荀子为基础》。杨老师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儒学研究多以孟子为中心，忽视了荀子，导致儒学在转化为现代民主政治时受限。他强调，儒家若要实现现代转化，必须以荀子的性恶论和制度观为基础。荀子重视礼法制度，但存在不足：未充分发展法权意识，依赖圣人治理。杨老师提出，现代儒学应补足法权意识，降低对圣人政治的依赖，同时保留孟子的道德理想，寻找制度与道德的新平衡，以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

赵法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先秦儒家的情性本体与道德形上学——以〈乐记〉为中心的考察》。赵老师指出，学界对《乐记》人性论的常见理解存在不足，应从“情性论”角度理解其思想特征。《乐记》通过“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将情感、音乐与天地中和之气相连，构建起礼乐教化的理论链条，使音乐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在“未发”与“已发”问题上，《乐记》强调君子之情可直接用于礼乐教化，普通人则需通过礼乐教育回归中和。赵老师还指出，《乐记》的情性论早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开辟了儒家另一条人性论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重新理解《乐记》的意义在于揭示儒家人性论中以情为本体的传统，为全面把握先秦儒家道德形上学提供启示。

李祥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礼乐文化的共同性思想——以〈礼记〉为中心的探讨》。李老师指出，《礼记》是儒家阐发礼乐文化共同性思想的核心文献。他强调“礼”的类同性与“乐”的合同性，体现秩序与情感交融的生命共同性。礼通过分类与差异维系社会秩序，乐则在差异基础上实现和谐。从实践角度看，《礼记》重视从外在规范到内在修养的转化，把礼乐共同性落实在个体德性修养中。礼乐共同性的源头基于天道与生命一体的流行，礼是天地之序，乐是天地之和。《礼记》体现“差异一体”的思想，包容差异，实现整体和合。李老师总结，《礼记》的共同性思想继承上古礼乐文明，为秦汉以后社会提供秩序与价值支撑，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唐文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孔子的三代叙事与秩序原理》。唐老师从《论语·为政》中孔子对三代历史的理解入手，指出其核心在于“所因”与“所损益”。汉儒马融等认为三代历史差异可用“文质三统”说明：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唐老师提出“质文递嬗”的层级差异，认为虞舜是“质之质”，夏是“质之文”，殷是“文之质”，周是“文之文”，化解了传统说法的矛盾，也解释了孔子推崇周礼的原因。唐老师还引用《白虎通》等文献，说明三代分别对应人统、地统、天统，将礼制与天地运行结合。最后，他总结孔子的三代叙事既强调礼制损益循环，也展现礼制完善进展，为儒家历史与政治秩序观奠定思想基础。

第一场会议的主题是“先秦儒家哲学研究”，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蔡广进老师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伟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李记芬老师、广州市委党校的索巾贺老师、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李宗宜老师依次进行了报告。

孙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荀子“道德动机”说再考察》，孙老师认为，荀子通过理性、情感与礼义制度三者的紧密结合来奠定道德动力或道德动机的根基。理性与情感是道德动力或动机产生的内在根源，礼义制度是道德动力或动机产生的外在保障，三者在道德动力或动机的产生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

李记芬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好学者有怒还是无怒？——从颜渊“不迁怒”说起》，李老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对“怒”的认知未能涵盖其完整面向。孔孟强调“不迁怒”，既是自我修身要求、也是社会实践要求。而荀子强调“习以化怒”、“怒之应”等，也揭示了怒是可为、可导的，具有积极意义。

索巾贺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终身之乐”与“终身之忧”——浅论孔孟忧乐观之异》，索老师认为，与孔子“终身之乐”有异，孟子言“君子有终身之忧”并提出“生于忧患”，这是因为孔子提出“乐其意”，即未得亦能乐、超越了外在与内在修行之得失，突破了“得之则乐”的思维模式。

李宗宜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权何以一体？——论孟子经权观与具体普遍性》，李老师认为对孟子而言，行权涉及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判断，而行权必然反礼，但并不反经。由于判断需依标准做出，故经权实为一体，其本质是对道德原则具体普遍性的理解。这一理解揭示了一条由具体性出发重建普遍性之路。

随后，与会学者就情感与道德动力的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第二场会议的主题是“礼乐文明与政教建构”，由江苏大学文学院的黄湛老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方朝晖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王文东老师、高思达老师依次进行了报告。

方朝晖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殷周之变与礼乐背后的世界观预设》，方老师指出殷周之变后正式确立的“此世取向”的世界观，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与礼乐制度的深层根基，更作为一种文化预设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文明。

王文东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轴心时代的“礼性”及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建构中的认同意义》，王老师指出“礼性”是对礼教的本性、精神、价值的理性肯定，其贯彻于礼的内、外结构体系之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发展与建设中的价值认同。

高思达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论早期中华礼乐文明的政教建构与“天下”观念的生成》，高老师考察了礼乐文明形态的发生、建构、内涵及其世界观意蕴，指出以“天下”作为终极关怀与贯通天人之际的独特政教模式，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超常连续性与包容性的根本特质。

随后，与会专家就中西方哲学中的“超越”范畴，中国以“礼”为中心的文明形态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三场

第三场会议的主题是“经学与礼制的演变”，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高思达老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孙逸超老师、高瑞杰老师，江苏大学文学院的黄湛老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黄永其老师依次进行了报告。

孙逸超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王安石与元丰郊庙礼制改革》，孙老师指出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的天人之道，这一改变取代了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为了祭天礼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高瑞杰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天学、礼学到理学：兼论经学与经学史的展开》，高老师从天学、礼学、理学与实学等经学的不同面向出发，细致地剖析了经学史思想的展开及其不同维度。

黄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清代学风转移下的礼教与德性关系论》，黄老师指出清代人性修正理论存在两条发展路径，其一为以陈确、颜元、凌廷堪为代表、以礼乐习行为具体内涵的“新复性说”，其二则为以王夫之、戴震为代表、以扩充心性为路线的“养性说”。

黄永其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论汉宋祭天礼变迁中的“百神从祀”问题》，黄老师指出张载、朱子等理学家与受朱子学影响的礼学家对汉代“百神从祀”的问题进行了重新诠释，这使得祭天礼不仅保留了原先的塑造政治神圣性、合法性的功能，同时也开始与理学的修养工夫相融合，更加注重培养主祭者的内在德性。

随后，与会专家就历代思想研究范式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四场

第四场会议的主题是“原儒思想的阐释路径”，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李宗宜老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兵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蔡广进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刘晓飞老师依次报告。

马兵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重返本义：“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三种诠释路向》，马老师分别指出易学史上对于《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的三种主要诠释理路，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的本义，是阴阳通过对立与转化呈现出变易之“道”。

蔡广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畜养、空间与正当性问题——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牧民”隐喻及其治理逻辑》，蔡老师指出“牧民”隐喻的核心喻义是“畜养”，在空间意识层面“牧”的经验原型乃是“定牧”而非“游牧”。从牧民到自牧的修身向度，揭示出伦理责任是牧者自我治理技术的实质。

刘晓飞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曾子形象的理学塑造》，刘老师指出汉唐学者所理解的曾子之孝更多停留在一种外在制度的层面，理学家则更强调曾子之孝通过内在的修养而上达于天道天德。对于曾子的理解背后既可以看出理学家修身俟命的生活态度，也可以看出理学家求为圣人而不甘于以一善成名的学问追求。

在热烈的掌声中，“礼乐文明与原儒精神”学术沙龙顺利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