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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太平】微刊第43期

文｜帅杰

黄山历史上有三条进出通道：其一：汤口—慈光阁—玉屏楼；其二：苦竹溪—云谷寺—白鹅岭；其三：沟村—芙蓉岭—松谷庵—石笋矼。这些通道在四百年前便已形成。因苦竹溪距汤口较近，两条道路又在黄山南部的汤口汇合，故统称“南门通道”；经芙蓉岭的路线则称“北门通道”。

历史上的徽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与黄山联系密切。无论是徽州地区还是后来的大黄山市，开展地方文化或徽州文化研究时，多聚焦黄山与老徽州地域的联系。加之徐霞客两篇《游黄山记》均记录从南门进出，当代南门开发成熟、游人如织（客流量为北门的十倍），世人常误以为“只有南门自古是黄山主要出入口”。实则，历史上北门与南门交通地位同等重要。

北门：徽州名人的登山选择

历史上由北门进出黄山的徽州名人，留下了清晰的足迹：

元代进士汪泽民（婺源人，官至尚书）于延祐庚辰年（1340年）游黄山，其《游黄山记》对行程描述清晰：自黄山西侧焦村经汤岭至温泉，文载“（山）上多名药，采者裹粮以上，三日达峰顶，余心甚欲游，而鸟道如线，不可乃止”。他返回焦村后，游览翠微寺、远眺翠微峰，十余日后又探访芙蓉岭与五龙潭区域。

明代歙县岩寺人潘之恒（重编黄山志书《黄海》），万历壬子年（1612年）陪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由北门登山，潘之恒作《狮子林记》，汤宾尹作《松谷庵游记》。

清代数学家汪莱，歙县人，嘉庆十五年（1810年）游黄山并作《黄山游日记》：自石台出发，经甘棠（宿）、沟村虎岭、芙蓉岭至松谷庵（宿），后游东海大峡谷、西海、光明顶，经天海、鳌鱼峰、百步云梯、文殊院，从前山下山，绕黄山西侧（汤岭、焦村）返石台，全程十日，遍游黄山主要景区。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歙县人，在南京创办晓庄实验乡村师范，秉持“教学做合一”理念，暑期率学生来黄山实践：一行13人从南京步行至太平，由北门上山游览，复由北门下山，原道返回南京。

汪泽民、潘之恒、汪莱、陶行知等不同时期的徽州名人皆选择北门登山，可见北门交通条件完备。更多未留游记的徽州人由北门进出黄山，只是其足迹未被文字记录。

北门：游记与碑刻中的历史印记

历代文人游记与碑刻，为北门的重要性提供了丰富佐证：

明代万历时骆骎曾作《松谷庵记》；徐霞客游黄山，亦至松谷庵，写有前、后《游黄山日记》；清初诗人史鉴宗《黄山游日记》载：“游黄山之路有三：……由松谷庵而上者，仙源之正向也……由丞相源而上者，新安之旁径……由朱砂庵而上者，出汤口浴香池……松谷，其归路也”，明确北门松谷庵是太平仙源方向进山的“正道”；清初进士、治水专家陈日浴作《松谷草堂记》；康熙时太平县训导马斯臧《游黄山日记》，载“由北门上山，从云谷寺下山，绕道黄山东侧（谭家桥）返仙源”；清中期桐城派刘大櫆《黄山记》（南上北下）详写松谷庵、五龙潭景色；清代思想家魏源游北门作《松谷五龙潭》诗；经济学家洪亮吉游北门，题诗赠沟村李姓；书法家林散之游北门作《松谷寺》诗：“久闻松谷寺，今始一观之，山冷芙蓉岭，泉深翡翠池……”；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1921年南上北下，经松谷庵、沟村返仙源。

李氏宗谱与沟村朱炳炎1997年整理的地方资料，更揭示了北门众多的显赫来客：康熙时内阁首辅张玉书游黄山过沟村，见关帝庙内当地书法家李治题“气作山河”匾额，惊为仙笔，令随从拓片留存——若未载于李氏宗谱，这位权倾朝野数十年的重臣游黄山之事或将湮灭。

朱炳炎提供的松山寺碑刻资料

沟村东边松山寺旧存碑文三百余块（1997年时尚存五块）：第一块刻“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若存世可证松山寺为皖南最早寺庙；第二块列“礼部尚书纪昀、两江总督书麟、安徽巡抚宋珪、提督学院奏潮、陈宣布政史周道”；第三块列“礼部尚书汪守和、两江总督陶澍、安徽巡抚邓廷桢、安徽学政鄂木顺额、安徽布政使司邱鸣奏”；第四块列“经筵讲官·礼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加三级汪懿修，钦命·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两江总督·提督军务·加三级铁保，钦命·安徽巡抚·提督军门·加三级初彭龄，钦命·吏部右侍郎·提督安徽学政·加三级戴联奎，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级鄂云布”。

朱炳炎手绘松山寺简图

《太平县志》载，松山寺“代出高僧法嗣，多为黄山僧会司”，曾获吕正音、王国柱、朱之翰、潘锡恩等历代名人题赠四十余块匾额，为黄山诸寺之冠。

这些记录仅是冰山一角——多数石碑已湮灭，更多游人的足迹如“鸿雁踏雪泥”，未能留下痕迹。

北门：千年道路的开发脉络

1. 宋元：基础路径初成

宋元时，黄山尚无登顶路，但五龙潭（松谷庵）至仙源的路径已存在。《太平县志》载，唐、宋人写黄山的诗有数十首，然明确登顶者寥寥，多游黄山周边低矮区域（温泉、汤岭、翠微寺、芙蓉岭、松谷庵）。南宋进士吴龙翰（歙县人）咸淳四年（1268年）10月登莲花峰，夜宿峰顶，其《黄山寄游》载“赑屃登高，餐胡麻饭，掬泉饮之，不火者三日”，可见山上无人定居、没有烟火。宋末元初的张松谷，博学多才，医术高超，在五龙潭修炼，四乡百姓常往求药、祈雨，印证五龙潭与山外已有通路。元代汪泽民游北门时，见芙蓉岭、五龙潭寺庙“僧居数代”，推知南宋后期或更早，五龙潭与山外已辟道路。

2. 明宣德：松谷庵道路拓展

明宣德年间（1426—1435），沟村李氏家族为张松谷在五龙潭建梵宇大庙——松谷庵，一时宣、歙、休、池香客云集，松谷庵与山外道路得以修护拓展。

3. 明中期：北门登顶路开通

明代弘治丁巳（1497年）春，宁国府州同姜绾《黄山纪行》载：一行人先骑马二十里至黄山脚下，改乘便轿，经芙蓉岭、松谷庵，后达天都峰顶。可见五百年前，北门已有通达山顶的道路。明中期土地兼并加剧，皖南商帮兴起，财富集中，富人开始捐资修桥补路，推动了黄山道路发展。

4. 明末：旅游线路初具规模

万历时进士吴伯与（宣城人）《游黄山记》载：由北门进山，夜宿山中五晚，遍游景点并至九龙瀑，经云谷寺、石笋矼返松谷庵，可见山上旅游线路已具规模。万历三十九年，五台山僧人一乘至黄山，于山顶建狮子林（此前山上仅有茅棚），建屋者多为黄山北麓村民。明朝后期，山芋、南瓜、马铃薯等作物引进，旱地粮食产量提升，“食货足而后生养”，人口快速增长；至太平天国战乱前，皖南达人口高峰，人口增长与财富集中，进一步促进了黄山道路的开发。

5 清代：道路持续升级

“仙源路”刻石

康熙二十三年，沟村李郁春捐资在狮子峰建狮林精舍（春秋讲学地），并于黄山路边关帝庙捐田助茶、捐建通黄山的永济桥；康熙时太平县令陈九陛修筑北门路桥，题芙蓉洞额“请观”，路边刻石命名“仙源路”；松谷庵邻寺东古寺康熙间敕建为“十方丛林”，嘉庆二十一年重开戒场、宣扬戒法，规模宏大、香火鼎盛；乾隆时，沟村李时厚捐巨资筑黄山道路三十里；乾隆初年，辅村李厚修筑通往黄山的竟成桥；光绪时，任学邦重建五孔竟成桥。

6. 民国：北门大发展

民国时，李法周、萧昌明与黄山建设委员会推动北门交通显著提升：

李法周与佛教振兴（1916—1934年）：1916年，李法周来到黄山，见寺庙倒塌、佛教凋敝，发愿重振佛教、整治道路，四处劝募（款由慷慨人士出，法周专款专用）。经其努力，1922年监造松谷庵上一里的缘成桥（黟县汪蟾清捐款）；1924年募款建二龙桥南桥、狮子林与云谷寺寺庙客房、招隐亭，修整黄山多处道路；1925年监造始信峰至北海惠明桥（王森甫捐款）。同期，沟村谭芝屏1922年捐银千两，由僧兴云监造松谷庵前志成桥；谭芝屏以工代赈，修整仙源至沟村二十里石板路；沟村李本余捐资修黄山道路百余丈。

萧昌明与天德圣教（1926—1942）：1926年，萧昌明创立天德圣教，会员迅速扩至数万人；1933年获国民党认可，于南京创“宗教哲学研究社”（全国大中城市设分社）；1936年总部迁黄山芙蓉居，自诩圣主；1937年春、夏季为蒋介石在芙蓉居做两场祈福法事，各地分会头目及立法院院长于右任、马晓军、邹鲁、王震南、行政院长茅祖权等国民党要员云集，皖南军政要员齐聚芙蓉岭。此时期，黄山北门路上游人摩肩接踵，安徽省长刘镇华派保安队维护治安。萧昌明于北门扩建亭台楼阁、整治道路及环境，与国民党要员留下大量摩崖石刻；朝圣客不远千里至芙蓉岭，多会登达山顶一游。

黄山建设委员会：1932年筹备成立，正式规划建设黄山旅游。1938年，委员会利用赈灾款“以工代赈”，同时建设南北登山道——南门耗资3.5万元，北门3.2万元，抗战时期，经费拮据，从相近投入看，委员会对南北门同等重视，亦可推断两路重要性相当。此外，抗战时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干部培训中心、太平县政府、太平中学迁驻沟村，每期1300名士官及工作人员利用战时空隙，登黄山观光，进一步提升北门人气。

南北并重的深层逻辑

    北门行人频繁，源于其独特优势：

地理距离：太平距黄山仅二十里，歙县距黄山一百二十里，黄山经济文化生活更多依托太平县，北路往来自然频繁。

北方客源更多：南京（明朝陪都、民国首都）及中原为政治经济中心，古人偏好长江—青弋江水运（舒适廉价），经太平由北门进山更便捷（汤宾尹、陶行知行程即典型）。解放前诸多时期，北门道路人流量更胜南门。

旅游路径需求：黄山景区面积大、行程长，游客多不愿走回头路，形成“北上南下”或“南上北下”路径，客观上需要南北门并重。

“南门为主”的错觉，源于三因：其一，北门历史研究不足；其二，太平天国战乱（太平人口从28万锐减至1万余）与抗战，日军机对太平投弹千余枚，并投燃烧弹，致文献损毁严重；其三，徽州文化研究侧重“徽州—黄山”联系，弱化了“太平—黄山”关联。 

双门并耀的黄山记忆

南门依托徽州的经济文化，便利杭州方向游客；北门凭借长江—青弋江的水运，便利南京与中原游客。历史上，黄山南北门因互补的交通功能与旅游需求，始终同为重要出入口。重识北门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对黄山交通史的补全，更是对地方文化脉络的深度梳理。

参考文献：《黄山志》《太平县志》《馆田李氏宗谱》《黄山指南》（黄海散人著）《黄山区文史资料通讯》。

迎客松

黄山杜鹃花

编辑｜信繁

他们在从前 | 江兆申与他的黄山题刻

1993年9月份，江兆申书画展在东杨梅山老博物馆展出，同事章卫东和我一同去观展，记得每人要付两元才能进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江兆申的作品，也是第一次知道江兆申。其后，他在岩寺下街的祖屋翻新重建，江兆申祖屋据说曾是清代著名词家张皋文教馆，因屋子在我姐夫家隔壁，边上是一座小学，过去时也曾在门外打量过。后来到黄山，在天海白云新道约1.5处悬崖上有“卧石披云”石刻，单字1米见方，落款“癸酉（1993年）秋，菽原江兆申书。”那是他在屯溪办展同期的事情吧。图一即为江兆申在黄山摩崖石刻处留影。
江兆申（1925-1996），字菽原，斋名灵沤馆。曾任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书画处处长。我在黄山市文联编《徽州文选》时，在三友书店江涛帮助下，选录了江兆申一篇自述，算是对他有了基本的了解。江兆申少年时在母亲和舅父的支持下，对书画产生了兴趣。15岁那年开始独立谋生，曾从事公私文书的工作。1949年，在时代变迁之际，他辗转上海，后又到台湾。正是在台湾，江兆申拜入了溥心畬门下，得到了艺术修养上的教诲，也逐渐找到在艺术上的定位。1965年，江兆申在台北中山堂首次举办的个人书画篆刻展，不仅在台北美术界崭露头角，更为他争取到了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工作的机会。正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使得他可以深入研究古代名家作品，从鉴赏到创作，有了质的提高。后来，江兆申又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客座研究员，这个期间他游历各地博物馆，亲自鉴阅许多中国古代书画，使自己的视野得到一次很好的拓展。
黄山之行后，江兆申陆续完成几幅以黄山景为题的画作（图五、图六），以黄山花岗岩山石的块状形态，运用方折皴线来传达石质纹理。整体山势取斜角走向，云海弥漫山前山后，山崖间老树悬枝向下伸展，发人奇想。可以说，从此之后，江兆申试图以对自然写生的体悟，在笔墨点染变化间取得新的次序与法则。但江兆申晚期画风并非单一仅局限于自然的旅游写景，而是摹写历代书画名迹的深层基础上，呈现出复古画风，融合传统色彩美学。
江兆申自己说，他的绘画过程时常是一种“随缘”，这让他的创作显得放松而自然。1996年4月29日，江兆申起程赴沈阳，在辽宁博物馆提看欧阳询、杨维祯、赵孟頫等历代古迹，赏游无量观、龙泉寺、香严寺等古刹寺庙。翻越阊山，驱车蒙古草原，行程两千公里，准备着再次写景河山。5月12日，在鲁迅美术学院学术演讲会中，突发心肌梗塞，猝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