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后街8号”，这是一个在当今地图上找不到的地址。但是你如果来到火宫殿北侧的火后街，细心搜索一番，会在在围墙下看到有一处“天心区红色文化遗址 火后街8号”标志牌。这方不起眼的石碑，镌刻了一段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历史。
火后街8号原为军阀毛炳文的一处公馆。1949年，中共湖南省工委、长沙市工委和长沙特支，正是在这栋公馆里成功策划和指挥了长沙和平起义、湖南和平解放。
1946至1949年，长沙的中共地下党，除了直属中央的周竹安领导的秘密电台外，还曾有一支不为人知的地下党力量——长沙特别支部。1949年7月与长沙市工委合并。
1948年9月初，一位身着旗袍、戴着墨镜的富家小姐，走进了东庆街一条小巷内的平房前，与另一位女青年接头。这位自称胡曼玲的富家小姐，是来自新四军5师的地下党员，真名叫陆方。中共中央上海局将她派往长沙，任务是为接手中共长沙特别支部打前站。
1949年1月，伯陵路(今蔡锷路)上来了一位自称王益林的擦鞋匠，他的到来并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两天后，这名山东口音的擦鞋匠就在伯陵路上消失了。原来，这位擦鞋匠就是新到任的地下党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他与同样装扮成擦鞋匠的长沙特支联络员接上了头。
刘晴波与陆方顺利地找到了特支书记陈克东，接管了长沙特支的领导工作。两人假扮夫妻租住在火后街8号，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朝夕相处的生活，使两人擦出爱情的火花。1949年7月中旬，经组织批准，刘晴波与陆方结成真夫妻。
1949年，中共上海局在长沙已建立了湖南省工作委员会、长沙市工作委员会。长沙特支是中共上海局在湖南系统内单独活动的、唯一一支不属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敌特、警宪人员始终未能侦察到这支地下党组织的存在。但高度警觉的长沙市工委地下党员屡屡发现有一些无法确定身份的人也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市工委于是派专人去香港，与上海局香港办事处取得了联系，要求澄清这些神秘人物的身份。
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钱瑛接待了市工委的同志，听了汇报后说：“上海局的事你们党组织不要管。”这句话实际是在暗示市工委的同志，但他却没有听明白。市工委的同志从香港回长沙后错误地传话说：“上海局在长沙没有另外的党组织。”市工委通知下设各支部：这些身份不明的人是国民党派来假冒共产党的“红旗特务”，要加强防范。
直到1949年7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由上海局演变而来)的指示，长沙特支与长沙市工委合并后，省市工委的地下工作者才知道这些所谓的“红旗特务”其实是自己的同志。
1949年7月底的一天，一个矮个子山东人领着两个人向火后街8号走去。街坊邻居向山东人打招呼：“王先生带客人回来啦！”王先生指着随行的高个子对邻居说：“这位是孙健大哥。”指着另一位中年人向邻居介绍道：“这位是唐先生。”三人在附近遛跶很久后，进入了火后街8号。1949年7月底，刘晴波领着周礼和沈立人，在火后街转了很久，又进入8号院内，决定将中共长沙市委机关初期所在地定在这里。
8月1日，来了一大批人抬着办公桌椅进了火后街8号。接着，市电讯局来人架设了电话线并派来话务员，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在公馆周围站岗。街坊邻居非常诧异，纷纷猜测是什么神秘人物来到了这里。
其实，火后街8号是原长沙特支领导机关所在地。那天的三位来客，是长沙地下党的三位主要负责人：租住在这里的山东人“王益林”是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他领来的两位客人中的“唐先生”是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另一位“孙健大哥”是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
8月1日，经周礼批准，市工委决定改变过去分散办公、定时碰头的形式，在火后街8号半公开集中办公，长沙地下党由地下状态进入半公开活动。
同一天，周礼决定以长沙特支为主，成立“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领导机构迎解联党组，刘晴波任党组书记兼主席团秘书长。
8月3日，刘晴波在“迎解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调三架飞机轰炸长沙并在“迎解联”办公地点省参议会投下一枚炸弹的罪行。当晚，刘晴波在返回火后街途中，在保安巷遭伏击，特务先连开三枪，刘晴波的警卫人员开枪还击，双方激烈巷战三分钟，特务仓皇逃跑，刘晴波及警卫人员安全无恙。
“迎解联”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党组是“迎解联”的最高领导机构，而“迎解联”对外展示的却是社团组织的身份。“迎解联” 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制定解放军进城时间、路线和驻防地点；二是组织发动群众，筹措钱粮迎接解放军。
“迎解联”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方案，并随机迅速调整“迎解”具体步骤。为防止白天敌机可能来轰炸，商定解放军入城时间为8月5日晚9时。
1949年8月5日晚10时，解放军46军138师在小吴门举行盛大入城式，分三路以威武雄壮的队列，整齐划一的步伐进入长沙市区。宣告长沙和平起义成功，湖南和平解放，古城长沙由此翻开全新篇章。
8月6日晚6时，已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率领原地下党负责人在“迎解联”新办公地藩正街集合，分乘20多辆车，于8时扺东屯渡，迎接以金明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城。
“迎解联”从1949年8月1日成立以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于9月8日宣告结束。并于当天执行“迎解联”的最后一次任务——欢迎二野过境，此项工作持续到10月底结束。“迎解联”历时近三个月的“迎解”与解放军进城工作至此全部圆满完成。
1949年8月25日中共南下市委与地下党市工委胜利会师，合并组成新的长沙市委，曹瑛任书记，首个办公地仍设在火后街8号公馆。
除了“火后街8号”外，天心区另有一处和长沙和平解放相关的红色文化遗址标志牌：“槐树巷5号”。
“槐树巷5号”位于天心公园西门附近，曾是槐树巷里一个普通的公馆,历经多年变迁,原址已不复存在。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三工委湘鄂赣三省工作指挥部在槐树巷5号成立。该机构为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工委的重要人物——徐楚光是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长沙人民的解放事业唯一一位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烈士。
徐楚光烈士
1947年4月，时任三工委主任的徐楚光在这里组建了湘鄂民主联军，并出任政委。之后他迅速在汉口、长沙、衡阳、郴州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站，织起了一个地下工作网络。接着，他又成功策反了湖南保安大队及保安团、湖北省水上警察局、汉口警备区、武汉绥靖大队等国民党军警武装，为长沙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中秋，徐楚光在槐树巷5号吃完月饼，便匆匆忙忙地从长沙赶往武汉，准备到大别山向刘邓首长请示组建边区队部武装问题。然而，第二天，他却因为叛徒夏伯诚的出卖而身陷囹圄。在狱中，他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等高官厚禄将其收买，但徐楚光丝毫不为所动。1948年10月9日，已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关押了一年之久的徐楚光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这位年仅39岁的“卧底英雄”壮烈牺牲。
*本文摘录自书籍《何以天心》。该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作为天心区为2024年长沙市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献礼之作，由湖南城市记忆文化有限公司执行组稿。（编辑排版|南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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