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里的童年往事（下）

回忆里的童年往事

（下）

儿时邻居家的人和事，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更是与我的童年息息相关，是我脑海里不灭的印记。

我家住的机关宿舍院里，邻居中有许多的老革命。他们有的是部队转业的首长，有的是地方武装的干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们都在人民政府里担任了领导职务。那时我刚记事，我家是两间平房，左右邻居是两位老资格的军人。

左边一家我叫张爷爷，是抗日老八路。他只有一条腿，拄着双拐。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辆手摇式三轮车代步，是国家配给他的“专车”。这辆车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高级，惹得院子里一帮小孩子心里痒痒的。那时车也不上锁，就放在门前，有胆大调皮的孩子，瞅准机会就摇出去“兜风”。张爷爷每每发现他的车“被盗”，都气得大喊大叫，举着拐杖追打，吓得“盗车贼”赶紧弃车而逃，晚上免不了又被下班的父母一顿训斥，有的还要再挨竹板伺候。

张爷爷与农村来的张奶奶，带着孙子小新一起生活，儿子一家在枣庄矿务局。小新跟我哥哥是同学，年龄一样大。张爷爷去世后，小新回了枣庄的父母家。过了好多年的春节，我们家有客人来访，妈妈说这是小新哥哥，那时他已经在枣庄成家了。

右边一家我叫刘伯伯，是一位抗美援朝的团长，老伴姓鲍也是转业军人。他们家的写字台玻璃板下面以及墙上，有很多刘伯伯和鲍姨的军装照片，挎着盒子枪，很是威武潇洒。夏天，大家都在门前纳凉，刘伯伯就给孩子们讲他的战斗故事，还会撩起衣衫，介绍他身上的片片伤疤。后来，上小学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校组织去部队军休所，听老革命讲战斗故事，看到老军人身上处处疤痕，我已见怪不怪了。刘伯伯一条腿的膝盖被子弹打穿，痊愈后膝盖再不能弯曲，走路一抬一抬的。以前都是公共厕所，一排排蹲式茅坑，刘伯伯要带着一个特制的小凳子坐着方便，我们这些小屁孩儿很好奇，总要尾随着看个究竟。

刘伯伯的儿子，我叫“大哥哥”，在工厂里上班，媳妇是从老家娶过来的，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印象里是学俄语的大学生，安排到了中学教英语。他们一家人都操着安徽淮北口音，那时候感觉这安徽话比济宁话好听多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机关家属院里盖起了六栋两层的宿舍楼，前两排称局长楼，后四排是科长楼，我们习惯称为“六排楼”。每一排有十几户，每家都有个小楼梯，楼上楼下四间屋，但没有厨房和卫生间，面积大约五六十平米。楼下进门一间作小客厅，往里一间我和哥哥、姥姥住。楼上的两间，父母亲和两个姐姐各一间。家门对面有一排长长的小平房，每家隔成两小间作厨房和储藏室，公共水龙头在楼的中间，公共厕所在楼的西头。这样的居住条件，一下解决了各家孩子多，又都逐渐长大的困难。

我家住在第六排，又有了新邻居。左侧的王学敏叔叔是政府办公室的科长，跟我们家一样有两儿两女。右侧的樊相森叔叔比较年轻，是财政局的科长，一儿两女五口之家。后来王学敏叔叔曾被选派下基层锻炼当了几年厂长，刚巧是舅舅家大表哥所在的工厂，促成了表现突出的大表哥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到青岛化工学院(现青岛科技大学)深造四年，成为家里特别是妈妈的意外惊喜。

父亲的机关同事里，有位叫路志宏，印象比较深，他的年龄与姐姐相仿。父亲一直坚持他的同事无论年龄多大，一律要称呼叔叔。那时路叔叔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经常来我家玩，姐姐叫他叔叔很勉强，他自己也很不好意思这样称呼他。后来路叔叔调到了省里进步很大，等我大学毕业来济南时，他已经是省计划委员会(现发改委)的处长，再后来升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

再来说说我儿时的小伙伴吧。五六十年代不实行计划生育，机关家属院里的孩子很多，一伙一伙的，现在闭上眼睛，就浮现出一群身影、一串名字：德运、小全、小雨、明子、小蓓、毛蛋、老虎。我们一起白天粘结了龟(知了)，下午结伴去城东边的洸府河游泳学狗刨(一种非规范游泳姿势)，晚上各家乱窜、满院子里藏猫吼(捉迷藏)。那时候也没啥娱乐项目，就是一起打闹着玩耍，倒是互相亲热得很。小伙伴们长大后，有的去了北京，也有来济南的，最优秀的刘德运，考进北京大学又公派日本留学，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了济宁成家立业，现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前几年他们结伴来济南游玩，我们相聚甚欢。

说起女同学，有一个特殊身份的。开始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是同班，高中又是同校，后来成了我的伴侣、儿子的妈妈，对！我的妻子张昕。昕同学出生在曲阜，1970年她父亲从曲阜县委调到济宁地委宣传部，她家就搬来济宁，住在路东的地委宿舍院，她是小学二年级开学时插班来的，她母亲原来在曲阜师范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老师，就安排到校当了教务主任。我们老同学们一直叫她白主任，虽然后来她当了校长。

小学毕业后的初中三年，我和昕同学分在了一个班，成了同班同学。那个年龄已经过了童年的烂漫无忌，正值少年萌动岁月，男女生虽然互不讲话貌似陌路，其实心里开始有了小心思。那时依然不怎么学习，“批林批孔”，教室搬到了学工的工厂。父亲通过邻居、体育局长王伯伯推荐，我有幸参加了济宁市业余体校的航模培训班，结束培训后我带着分发的一大包航模制作材料，回校组织开展活动。成立航模小组的通知一公布，就在校内炸了锅，大受欢迎！航模小组“一票难求”，昕同学成功入选，我也成了香饽饽，成了他们的指导老师！每天下午，大家盼着赶紧下课，航模小组里一片欢腾，在我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制作航模小飞机，又一起到工厂墙外的田地里，互相配合，弹射放飞自己的作品，慢慢地竟没了平日里男女生之间的拘谨与羞涩。据昕同学回忆，就是那时播下了朦胧的种子，对此我也有同感。

▲航模小组“指导老师”的我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打破了我们悠哉中的学习生活，初二没让毕业又追加一年初三，专门复习功课准备中考，学习骤然紧张起来，也冲掉了我们的一切杂念。很幸运我和昕同学都考进了重点学校济宁一中。随后又顺利考上了各自的大学，先后在济南参加了工作。再后来，我们成了一家人。

▲初中毕业照。二排左五白主任、三排左六昕同学、五排左五锋同学(我)。

在初中老师里，秦亚青老师是我永远的楷模偶像，后来他成了著名学者。秦老师是淄博人，那时跟着哥哥嫂子在济宁一起生活，住在机关北面不远的水利局机井队宿舍，是一排筒子楼的二楼。他白白净净，文静内敛，言谈举止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很吸引我们这些孩子们。秦老师很喜欢我，周末我常去他家串门，记忆很深的是他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听着录音机播放的【许国璋英语】教学磁带，嘴里跟着反复大声朗读。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秦老师报考山东大学，说是政审没过关。第二年屈就录取到山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毕业前他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同声翻译培训班，令人刮目相看。后来他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功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听说他回国工作后的多年里，密苏里大学依然保留着对他的任职邀请。

秦老师一直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直至担任领导职务，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我八几年去过他北京的家，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在厨房一起做饭，围着小餐桌一起聊天。当然，秦老师也很受女生们的关注，妻子昕同学就是崇拜他的粉丝，后来还成了山师大的同窗。我们的初中毕业照里没有留下秦老师的身影，因为那时他已请假，在家紧张准备着下个月即将进行的高考。

岁月如诗，往事如画。

如今我们已悄然迈过退休的门槛，人生的奋斗旅程渐近尾声。与同龄人一样，怀旧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那些青葱岁月的点点滴滴，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蓦然回首，恍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