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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总是纳闷：为什么我真心对待别人，却换不来别人对我的真心？

同样的问题，在我至亲至爱的女儿身上也是这样：我总感觉我真心实意地对她，总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她，但她似乎就是不领情！

直到女儿告诉我，我总是好为人师（自以为是），总是以说教的方式对待她，我还在纳闷：为什么、从什么时候，我竟然给她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直到最近读了《闺范》中的“姊妹之道”，我才似乎有些明白了：或许是我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却愿意对别人的选择评头论足吧？！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不知道别人都遭遇了什么经历，就不要对别人的选择说三道四。

战国时期，齐国要去攻打鲁国。在郊外，齐军看到一位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还拉着一个孩子的妇人。

妇人看到齐军后，马上放下怀中抱着的孩子，抱起手里牵着的孩子慌忙逃命。被抛弃的孩子大声啼哭，那个妇人却头也不回。

齐将看着这个孩子，不解地问：“刚刚那个抱你的人是谁啊？”

孩子哭着回答：“是我妈妈。”

齐将追上妇人，质问她：本来是抱着一个、领着一个，为什么看到军队来了，却要抱起那个领着的、把原本抱着的扔掉呢？

妇人回答说：“我现在抱着的，是兄长的儿子；刚刚被我遗弃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啊！你们来了，我自知没有办法同时保护两个孩子逃离，只能丢下我自己的孩子啦。”

齐将更糊涂了：“你自己的孩子和你兄弟家的孩子，你更亲谁？”

妇人义正辞严地回答道：“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当然更亲自己的孩子；但是从社会道义来说，我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是我自己的事；如果我只顾自己的孩子、不管我兄弟家孩子的死活，事后我就要接受社会道义的谴责。失去自己的孩子我肯定很痛心，但我可能还会有活下去的勇气；如果在我的看护下失去了我兄弟家的孩子，我就只能’社死’了，既使我勉强活着，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了！”

面对公义与私爱，她选择了公义。

这个记载在《列女传》中的“鲁义姑姊”的故事，引发了后世持续不断的讨论。明代学者吕新吾评价道：“义则义矣，然而未闻道也。”

理是这么个理，但是不符合常理！

他的理由是：孩子不仅是母亲的孩子，也是父亲的孩子。如果义姑的丈夫还有其他子嗣；或者丈夫还在、可以再生，而兄弟已亡、只留下这个独子，那么义姑的选择还情有可原；

否则，以“义”的名义放弃自己亲生的孩子，终究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

在危急时刻，人的决策往往依赖本能与直觉，而非冷静的理性分析。

如果你处在鲁义姑姊当时的场景，你又将如何权衡利弊？作何选择呢？

现代社会，我们常常站在历史后人的视角，对前人的行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或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拷问丈夫在自己与婆婆同时掉进水里的时候，他会先救谁？

这种脱离真实困境的或者是假设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他人情感的道德绑架。

齐将从鲁义姑姊的个体行为中，看到了“礼仪之邦”的整体实力：“鲁未可伐也。山泽妇人，犹知行义，而况士大夫乎？”于是撤军回国。

一个妇人的选择，避免了两个国家之间一触即发的一场灾难。

齐将的洞察在于，他没有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而是将其视为鲁国道德水准的缩影，他从局部看到了整体，从个别看到了普遍。

然而吕新吾的评判则恰恰相反，他聚焦于选择的“瑕疵”，认为齐将的判断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可悲矣。鲁士大夫，如义姑者几人哉！”齐将根据碎片信息对人妄下判断，依据单一事件对整体妄加定论，是可悲的。

“鲁义姑姊”的故事之所以千年流传，是因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道德经》有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意思是最高尚的德行是不刻意表现德行，一个志愿者如果只为了做给人看、或者赚积分、积累时长，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有德之人；网络上那些“摆拍式行善”的行为，是虚伪的、不善的，与那些真正发自内心的义行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正如《道德经》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高尚品格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源自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

我们常常处于“旁观者清”的位置，随意地评判他人的选择，却很少意识到，没有亲历他人的处境、不是站在他人的视角，我们很难理解他们在做选择时都想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个性张扬、很多人习惯于刻意表现自己、轻易评判他人的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一份鲁义姑姊的纯粹，一份齐将的洞察力，以及一份《道德经》倡导的自然而然的智慧。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没有亲历他人的处境、不是站在他人的视角，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