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锋
摘要
本文旨在对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文物管理所的国家一级文物——“清顺治四年南丹州印”进行一次全面、系统且深入的学术考证与分析。此印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历史实物，更是清初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管辖、推行“钤印政治”与文化整合策略的关键物证。文章将从未名之璞到国之重器的渊源流变、精工巧铸的形制工艺、皇权延伸的政治军事意涵、文化交融的边疆治理价值以及百年传承的当代意义等多个维度，对这枚承载着厚重历史信息的官印进行详尽的阐释。通过对现有文献与实物信息的整合分析，本文力图清晰地勾勒出南丹州印的“来龙去脉”，并深入探讨其在维系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巩固边防等方面的深远影响，同时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空白，为未来相关领域的学术探索提供参考。
一、 宝印渊源：南丹州印之来龙去脉
一件文物的价值，往往蕴藏于其曲折的流传经历与深厚的历史背景之中。南丹州印从莫氏家族的世代珍藏，到最终归于国家宝库，其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边疆史诗。
（一） 古稀老人的捐赠与宝印重光
历史的瑰宝有时会沉睡于民间，等待被唤醒的时刻。200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巴定乡一位名叫莫继雄的73岁壮族老人，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说服了整个家族，将一件世代相传的宝贝——一枚古老的铜印，无偿捐赠给了当地的县文化站。这一义举，使得这枚在历史尘埃中沉寂了数百年的“南丹州印”得以重见天日，并迅速引起了文博界的高度关注。经过专家鉴定，此印被确认为清代顺治四年（1647年）由朝廷礼部制造颁发的官方印信，因其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后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莫继雄老人的慷慨，不仅为国家保留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揭开了一段关于南丹莫氏土司家族与中央王朝互动的宏大历史序幕。
（二） 南丹莫氏：绵延近千年的“土皇帝”
要理解这枚州印为何由莫氏家族保管，必须回溯至南丹地区悠久的土司制度历史。据《南丹县志》及相关史料记载，早在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当地的壮族首领莫洪燕便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主动归附中央政权。这一举动奠定了莫氏家族在南丹地区近千年的统治基础。到了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朝正式设立南丹州，并“以南丹州印赐之”，钦定莫氏为该地区世袭的土司，负责管辖南丹 。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因俗而治”原则下，为管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王朝授予地方首领官职、印信，承认其对辖区的统治权，允许其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乃至军事权力，土司则需对中央负责，履行纳贡、戍边等义务 。在这种制度下，世袭的土司首领在自己的辖区内，实际上扮演着“土皇帝”的角色。
南丹莫氏土司的历史尤为引人注目。从宋代莫洪燕开始，莫氏家族共承袭了28代、53任土官，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统治南丹地区长达931年之久。这使得南丹成为中国历史上实行土司制度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 。莫氏土司在漫长的岁月中，仿照中原王朝的建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政治体系，并通过掌握土地、兴修水利、建立宗祠庙宇等方式，对地方的经济、思想和文化进行全面控制。这枚清代州印，正是这一漫长土司历史在清朝的延续和体现，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土司权力关系最直接的物证。它的存在，证明了莫氏家族在清初依然是南丹地区被官方承认的统治者。
二、 铸印考工：南丹州印之形制与工艺
官印是国家权力的具体象征，其材质、尺寸、印文和铸造工艺都遵循着严格的规制。南丹州印作为清初礼部颁赐的官印，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水平和独特的时代审美。
（一） 物理形制与尺寸考辨
根据南丹县文物管理所的记录，清顺治四年南丹州印具有以下明确的物理特征：
材质： 黄铜 。亦有资料称之为青铜器 ，黄铜是铜锌合金，青铜是铜锡或铜铅合金，古代常统称为铜。考虑到其颜色和清代铸造习惯，黄铜的说法更为精确。
重量： 800克 。
尺寸： 印面为方形，边长7.4厘米，厚1.0厘米。印柄为椭圆形，长8厘米，柄径2.2厘米 。
本文采信南丹县文物管理所记录的7.4厘米边长，此尺寸符合清代州级官印的普遍规格。
（二） 印文布局：九叠篆与满汉合璧
南丹州印的印面布局充分体现了清代的政治特色和印信制度。
印面内容： 印面为阳刻（即文字凸起），采用汉满两种文字。汉字部分为“南丹州印”四字，以九叠篆字体呈现。同时，印面上还刻有对应的满文 。这种汉满双语合璧的形式，是清代官印区别于前代的重要特征，是清朝作为满族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国家权力象征物上推行“国语骑射”、强调满洲文化主体地位的直接体现。
背面款识： 印的背面，即印背，同样刻有汉满两种文字，内容为“州印，礼部造，顺治四年四月” 。这行款识清晰地标明了此印的级别（州印）、铸造机构（礼部）、铸造时间（顺治四年四月，即1647年4月），为我们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断代依据。
（三） 九叠篆：皇权美学与防伪之思
南丹州印所使用的九叠篆字体，是解读此印文化内涵的关键。
字体特征： 九叠篆是以小篆为基础，为了填满印面，将笔画进行极度繁复的弯曲折叠，追求一种“曲屈平满”、均匀对称的艺术效果 。其名称中的“九”并非实指折叠九次，而是取“九为数之终，言其多也”的虚指含义，形容其折叠次数之多 。根据印文笔画的繁简，实际折叠次数可多可少。
选用目的： 官方印信之所以青睐九叠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彰显权威： 九叠篆线条繁复、盘曲回旋的形态，给人以庄重、威严、华贵的视觉感受，与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匹配 。其寓意“九五至尊”，象征着国家权力的正统与神圣。
高度防伪： 由于九叠篆的设计极为复杂，几乎每一方官印的字体布局和折叠方式都独一无二，极难模仿伪造。在古代，这为保证政令、文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
艺术装饰： 九叠篆将汉字的结构美学推向极致，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装饰艺术，体现了官方的审美取向。
书写者考证： 关于南丹州印上九叠篆的书写者身份，目前所有已知资料均未提及 。这符合历史常情。官印的铸造是国家行为，其印文篆稿通常由礼部、工部或翰林院等机构中精通篆学的官员或专业工匠（“印铸局匠”）集体创作或依谱制作，强调的是规范而非个人风格，因此一般不留书写者名款。
（四） 铸造工艺推测
关于顺治四年礼部铸造此印的具体工艺流程、模具材料及工匠身份，现有资料同样阙如 。但我们可以依据清代一般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进行合理推测。清代官印铸造技术成熟，通常采用范铸法（如失蜡法或砂型铸造）。其流程大致为：首先由篆文作者写好印稿，经皇帝或主管大臣审定；然后由工匠制作印模（可能是泥模、蜡模或石模）；接着进行铜料的熔炼和浇铸；最后经过冷却、脱范、打磨、修整、刻款等工序完成。整个过程分工明确，工艺精湛，以确保官印的质量和规制的高度统一。
《九叠篆字集》
三、 皇权象征：南丹州印的政治与军事意涵
南丹州印远不止是一件行政凭证，它更是一枚深植于清初复杂政治军事环境中的权力棋子，其铸造与使用，深刻反映了清廷统一天下、经略西南的宏大战略。
（一） “先声夺人”的政治战略
南丹州印最引人深思的政治意涵，在于其铸造时间。此印铸于顺治四年（1647年），而清军真正攻占并控制南丹地区，是在七年之后的顺治十一年（1654年）。这种“兵马未动，印信先行”的做法，绝非偶然，而是清朝统治者高明政治手腕的体现。
战略预判与法理准备： 1647年，清朝入关不久，南方尚有南明等多个政权与之抗衡，天下大势未定。然而，顺治皇帝（或其背后的摄政王多尔衮）已将南丹这样的西南战略要地纳入统一版图的规划之中。提前铸造州印，是在法理上预先宣告了对该地区的主权，表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决心，并将南丹视为“必争之地”。这是一种成本极低的政治宣示，一旦军事条件成熟，即可迅速完成权力的接收与合法化。
招抚与分化： 提前备好官印，也是一种政治招抚的工具。清廷可以此为凭，向仍在观望或抵抗的南丹莫氏土司传递信号：顺从清廷，即可获得与前朝同等甚至更高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性承认（由新朝颁发的新印为证）。这对于分化瓦解南明阵营、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钤印政治”与边疆治理
官印在古代政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形成了独特的“钤印政治”文化。南丹州印正是清初边疆治理中“钤印政治”的典型范例。
确立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 土司的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予，而官印就是这一授权最具体、最权威的信物。莫氏土司接收并使用这枚由清朝礼部颁发的州印，就意味着在法律和程序上承认了清朝的统治，成为清帝国地方行政体系的一员。朝廷通过颁发新印、收缴销毁旧印（尽管南丹州印因特殊历史原因得以保存，实属罕见）的方式，来不断强化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垂直权力关系 (莫氏网首页, 。
行政权力的凭证： 在南丹州印被启用的顺治十一年（1654年）之后，莫氏土司发布的任何官方文告、法令、司法判决，理论上都必须加盖这枚州印方能生效 。这枚印章是其行使管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虽然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盖有此印的清代官方档案文书 但在南丹附城拉要屯村民收藏的《陆氏族谱》中，发现了该枚州印的印记。这虽非官方文件，但同样证明了此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已被实际使用，并被民间视为权威的象征。
（三） 对土司兵权的节制与调用
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土兵”，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例如，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就曾征调南丹等地的土兵前往东南沿海，协助戚继光抗击倭寇，并以骁勇善战著称。清廷授予南丹州印，同样包含了对这支军事力量的控制意图。
军事调动的合法性信物： 中央朝廷或上级地方政府向南丹土司下达军事调动命令时，相关文书必须有相应的官印（如兵部大印或总督、巡抚印）为凭。而土司集结和派遣军队，其发布的内部命令也需使用南丹州印，以示其权力来自官方授权。这枚州印，构成了整个军事指挥链条中，确保命令真实性与权威性的重要一环。
巩固边防： 南丹地处广西西北，与贵州接壤，是西南地区的战略通道 。通过土司制度和官印的授予，清廷将莫氏土司的力量整合进国家防务体系，使其成为稳定西南、巩固边防的可靠力量。这枚小小的州印，维系的是广阔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魏国锋九叠篆篆刻作品
四、 文化交融与边疆治理：南丹州印的文化及外交价值
南丹州印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象征，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并作为一种特殊的“内部外交”工具，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民族关系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 满汉文化交融的缩影
南丹州印印面上满汉文字并用，是清代“恩威并施”、“满汉一体”又突出满洲主体性这一复杂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
文化上的承认与整合： 使用汉文九叠篆，是对中原传统官印制度的继承，表达了清朝作为中华正统王朝的身份认同，易于被汉族及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各民族（如壮族）所接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柔性”策略，减少了统治的阻力。
政治上的主体性宣示： 同时并用满文，则时刻在提醒使用者和观看者，这个政权的权力核心来自满洲。满文作为“国语”，其与汉文并列于象征国家权力的官印之上，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宣示。这枚印章，如同一位无声的信使，将清廷的文化政策带到了遥远的西南边疆，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在国家框架内的交融与互动。
（二） “内部外交”的媒介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南丹州印曾被用于处理与安南（越南）等国的国际外交事务 ，但它在清廷与南丹莫氏土司的“内部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册封与朝贡体系的物证： 皇帝向土司颁发印信，是册封行为的核心环节，类似于一种上国对藩属的仪式。土司定期向京师朝贡，汇报地方情况，则是其履行臣属义务的体现。这一来一往，构成了中央与土司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而官印正是维系这一关系的关键信物。
沟通与互信的桥梁： 对于世代生活在边疆的莫氏家族而言，这枚来自京城礼部的铜印，是他们与遥远帝国中枢之间最直接、最可信的联系。它超越了语言和地域的障碍，成为双方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石。莫氏家族历经百年动荡依然珍藏此印，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这份由中央授予的权力和荣誉的珍视 。
魏国锋九叠篆书法作品
五、 历史回响：南丹州印的传承与当代价值
历经三百余年的风雨，南丹州印跨越了历史的长河，在当代社会中依然熠熠生辉，其价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一） 重大历史事件节点
围绕南丹州印，我们可以梳理出几个关键的历史事件：
顺治四年（1647年）： 清廷礼部在北京铸造此印，标志着南丹被纳入清朝的战略蓝图。
顺治十一年（1654年）： 清军攻占南丹，此印极有可能在此时或此后不久，正式交付给归顺的莫氏土司使用。
清代至民国： 在“改土归流”的浪潮中，南丹土司制度最终走向终结。但这枚象征着家族昔日辉煌的州印，被莫氏后人作为传家宝秘密保存下来，躲过了历次战乱和政治运动。
2003年： 莫继雄老人将州印捐献国家，使其从家族记忆上升为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
21世纪初： 此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其重要价值获得国家最高层面的确认 。
（二） 当代研究与文化遗产地位
在今天，南丹州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术研究价值： 它是研究清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关系史，特别是土司制度和边疆治理政策的“活化石”。印章的形制、印文、铸造信息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证据。其罕见的存世状况（旧印未被销毁），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 。
文化遗产地位：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南丹州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重要物证。它不仅是南丹地方历史文化的核心标志，也是壮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与中央政权长期互动的历史见证。它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社会教育意义： 南丹州印的故事，生动地向公众展示了国家统一的来之不易，以及中央政府为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所付出的努力。它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社会教育功能。
清顺治四年南丹州印，虽仅为方寸之物，重八百克，却承载了远超其物理分量的历史、政治与文化重量。
它是一枚战略之印，诞生于清朝统一天下的深谋远虑之中，体现了“先声夺人”的政治智慧。
它是一枚权力之印，作为皇权在边疆的延伸，是清廷对西南土司进行有效管辖、维持中央集权统治的法律凭证和权威象征。
它是一枚融合之印，满汉合璧的印文是清代多民族国家文化政策的缩影，见证了中央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它是一枚传承之印，在莫氏家族数百年的守护下穿越时空，最终成为全体人民共享的宝贵文化遗产，并继续在学术研究和国民教育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综上所述，南丹州印是解读清初国家建构、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的关键物证。尽管目前关于此印在清代具体使用情况的档案文献、其铸造工匠与篆写者的确切信息尚付阙如，但这恰恰为未来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对南丹州印的持续深入研究，必将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更为生动和翔实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