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之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开到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整编。部队行进中，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不慎坠马，上级任命我代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黄大将，一步一个脚印，从开始的支队政委，也就是团级干部，到纵队一级，也就是师级，现在来到了军团级。）
红一方面军于1933年5月间到达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由于部队受到削弱各部均进行了缩编。红一军团编了第一、第二两个师。（取消了军这一级）红三军团编了第四、第五两个师。红五军团开始只编了一个第十三师，后来又从地方部队编了一个师。当时地方部队编了三个师，即兴国模范师、瑞金师、宁都师（即少工国际师）。不久即将兴国模范师归红三军团建制，为第六师。宁都师归后来红五军团建制，为第十五师。（记得长征的时候，红一军团辖第一、第二和少共国际师，可能是后来的变化。）上述八个师，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大湖坪
过去的红军部队包括三种武装力量，除了主力红军之外，还有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主力红军一般不担负小的战斗任务，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力红军的补充和扩大，主要依靠地方部队升级和改造敌军俘虏。大湖坪整编之后，主力红军削弱了。兵力也不充实，加之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基本上就没有打过好的胜仗，俘虏很少。地方上虽然相继建立了一些新的部队，但不是用于充实主力红军，而是另外编了几个新军团（即红七、红八、红九军团。）同时又把活动于赣东北地区的红十军南调中央苏区，使之脱离了原来的根据地。
表面上看起来，红军编制扩大了，由原来的三个军团增加到六个军团，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子，徒有虚名。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凡是推行“左”倾路线时，总是把肥皂泡吹的大大的，尽干自欺欺人的蠢事。
不久，袁国平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我被派到第五师任政治部主任。（看来，当时黄大将的地位要低于袁国平，贺昌等人。贺在长征留下的干部中仅次于项英陈毅，袁贺两人都先后牺牲了。）
黄克诚还记录了他与上级贺昌之间的关系：
1、1932年6月，红三军团不久恢复了红五军番号，邓萍任军长，贺昌任政委，黄克诚任政治部主任。在行军中，我同政委贺昌一起，他批判我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服，就跟他争论。晚上宿营，继续争论，吵的很厉害，彼此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同他说，准备同他争论二十年。贺昌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么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吵过之后，照样相处，也不影响工作。
2、1932年底，我在广昌会议时被集中批判，会议之后被撤销第三师政委的职务，调去做政治部宣传部长，一周之后，又被调到教导营当政委。（一撸再撸）。后来贺昌调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就把我从教导营要了回来，任命我为政治部宣传部长。我们两人重新相处，还是老样子，继续争吵，他批判我右倾机会主义，我批他盲动主义。但彼此之间仍然相处的很融洽，工作一点不受影响。
当时，毛主席已经靠边，中央还犯了一个大的确错误，就是分兵作战。红一军团分两部分：红一军团，在抚河、赣江之间，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中央的打算是要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得胜利。（分兵走霉运，后来也发生过。）
红一方面军历来作战注重协同配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所以，屡战屡胜。而分离作战，导致部队消耗很大，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丧失了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准备工作的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