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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科举制度最为成熟，同时也是对高级科举功名控制最严的时期，哪怕是权限最高的皇帝，最多也只能有限地赐予举人功名，而进士则必须硬考。这就奇怪了，皇帝一言九鼎，为何就不能赐给读书人或官员进士头衔呢？

看到这里，想必就有人提出疑问：同治年间，慈禧太后不是赐左宗棠进士出身吗？御史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诸位，在官方文献中，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依据，在《左文襄公全集》、《左宗棠全集》、《清史稿》中，就明确记载左宗棠是举人出身。

又，天顺七年二月会试，因贡院发生特大火灾，烧死了九十多个举人。事后，明英宗降旨赐殉难举人进士功名，全部埋于朝阳门外，立“天下英才之墓”碑。但是这次事件属于特殊情况，也是唯一一次有记载的皇帝追赠进士的案例。

言归正传，皇帝之所以不能赐给臣民进士，其主要障碍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维护科举制度的公平性

封建王朝选官的制度从世官世爵制，再到九品中正制，最后过渡到科举制，见证了国家选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其中最能显著的特点就是“公平公正”四个字。尽管隋唐时期，还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但到了明清时期，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可以通过科举改变人生，即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不管是什么朝代，国家的根基就是人才，人才的根本就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科举时代进士功名难如登天，非得几代人的努力不可。换句话说，科举制度就是国家最底层建筑，一旦遭到破坏，政权就不稳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读书人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考中进士，而皇帝若是随意赐给官员进士功名，那么科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广大的读书人也不会皓首穷经，去钻研四书五经了，人人都想通过非正常渠道去获取进士。

相比较于进士而言，皇帝赐举人的情况还是有的，但数量也很有限。就拿乾隆朝为例，乾隆皇帝赐举人的数字也不会超过二十人，而且获赐举人的都是生员，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们都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道德修养。

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凡是被皇帝赐予举人的，后来都考中了进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从制度上来讲，皇帝不能直接赐给进士，最多只能给个举人头衔好让他们参加会试，而对于主持会试的考官们来说，如果皇帝所赐的举人，都无法金榜题名，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皇帝瞎了眼。

嘉庆十九年状元龙汝言的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龙汝言的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后来因为在皇帝万寿时，替东家献了乾隆皇帝的御制诗而得到嘉庆的认可，并赐其举人准予一体会试。

显然嘉庆帝是要提拔龙汝言，可是该科的会试主考官不懂事，淘汰了龙汝言，结果惹得嘉庆帝不悦。第二科会试时，主考官取中了龙汝言，嘉庆帝直接将他点为状元。

其二、口子一开就很难堵住

有很多制度一旦有了先例，后世皇帝在沿用过程中就会变形。比如康熙皇帝首开捐纳，他本人对捐纳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但是到了道、咸时期，捐纳制度就走样了，基本上只要肯出钱，就能买到相应的官职。

道理是一样的，假设康熙皇帝开了赐进士的先例，后面的雍正、乾隆在沿用时，就不会顶着“违背祖制”的压力。而到了咸、同时期，保不准就会出现赐进士泛滥，或是捐钱买进士的现象。

此外，皇帝若是赐给某人进士，就必须要给他官做。进士作为科举最高级的功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定能入仕，而国家的编制是有限的，内外文职官员的数量还不到二万人，这些官缺中不全部都是进士，还有举贡监和荫生、捐纳等出身。

本来官缺就紧张，皇帝随意赐给进士就会打乱原有的生态平衡，吏部也不好操作。如果皇帝赐给某人进士，但是又不能授予官职，那么皇恩浩荡也就体现不出来，纯粹是多此一举。所以皇帝宁可直接破格授予某人某某官职，也不愿意去开赐进士的头。

皇帝不赐进士是原则，不过有时候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实现。康、乾时期，朝廷就专门开了博学鸿词科，其目的就是在正规的科举制度外，选拔各省文学之士，从而体现出皇帝爱才惜才的姿态。

博学鸿词科说白了就是皇帝赐进士的委婉做法，这拨人都是通过当朝大员和地方督抚举荐上来的，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考试不仅简单，淘汰率也很低，大部分人都会顺利通过考试成为进士，或授予翰林，或授予他职。

或许是因为博学鸿词科的名声不太好，乾隆之后就不再举行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仅剩科举制度。经过不断地摸索验证，皇帝最终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进士，还是得硬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