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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亡后官至礼部尚书，率兵抗清，兵败被俘而死。他学问渊博，精通天文，历数、经学、诗文、书画，学贯古今。他的性格严冷方刚，不偕流俗，其字恰如其人。他的书法于行、草书之外，也善楷、隶书。其楷书渊源钟繇而带隶意，用笔方劲峭厉，遒媚质朴；行、草书宗钟繇、索靖而变化出之，结体欹侧多姿，用笔方整紧劲，偶参隶笔，拙中见巧，婀娜刚健，浑厚奇逸。是扇作连绵大草，用笔遒劲，绵里藏针，浑朴厚重，气格高古，飞扬腾沓，意兴激昂，是其佳作。
江山易代之际，书坛巨匠辈出。黄道周，与倪元璐同为天启二年（1622）进士，二人颇相友善，后来又都官至高位，特别是二人的学问与人品为世人所重。他们均擅行、草书，并对当时帖学书法柔媚纤靡的流风深感不满，力图矫正时弊。因此，二人的书风有着某些相近之处，即都追求“气骨”的表现。
在历史上，黄道周名满天下，道德文章都被人赞誉，广受推崇。明史赞其：“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徐霞客评他：“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就连乾隆帝亦不禁赞叹：“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尽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
“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
——张宗祥《书学源流论》
黄道周 《行书砀山道中遇寇诗》册页 水墨绢本 26×16cm×14
黄道周 《行书砀山道中遇寇诗》(款识）
黄道周行草诗书一册，内录七律《砀山遇寇诗》共五首，笔墨生动，奕奕照人。诗册正文七开，十四页，页三行，绢本，题跋首尾五开十页，纸本，全册共十二开二十四页，册高43.5厘米，宽36厘米。诗册款识时间为“癸未正月廿五日”（1643），正是明清易代前一年，黄道周在家乡庐墓期间所书。
诗册裱褙素朴整洁，看得出经过早前藏家精心重装过。更重要的亮点在于此册曾由徐悲鸿先生珍藏、题签、志感，启功先生受托考证史实，并题写了四页工整小字长跋，册前更有章士钊先生题诗三首。一册之中，四位前贤跨越近四百年时空汇聚一堂，文星罗列，佳话胜缘，可遇难求。
黄道周 《行书砀山道中遇寇诗》（诗册扉页）
诗册扉页为悲鸿先生1953年2月题签，签题作两行：“黄石斋砀山遇寇诗”，魏碑楷书，点画圆劲平和，筋骨内含，可谓具足恭敬，落款“悲鸿”，名款左边是一行小字“一九五三年二月以画马一幅易得”。如果我们了解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就知道这套诗册的入藏是颇为不易的。从册尾的跋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徐悲鸿对一代完人、儒学大师、忠节诗人黄道周的崇敬之情与深刻理解，同时也提到他对诗册内容版本的判断，以及收藏倪黄诸家作品的原因。这里徐悲鸿很明确地提到，黄道周“勤于学问，著述繁富”，并且书画作品皆“老练允当，不同寻常”，加上强烈的民族立场与气节支撑，因此黄道周倪元璐诸家作品，比颇有盛誉的大书家祝允明还要高明。可以认为，这也是他借此表达家国情怀与价值立场，并且因崇敬而收藏的一种宣言与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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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 《行书砀山道中遇寇诗》（局部）
存世黄道周书法作品，除抄录《孝经》等经典外，大多是道周本人的文字辞章。据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初步统计，有线索可查的共231件，其中只有两件跟砀山（豫皖北部交界处）遇寇（一名遇警）事件相关。一件是楷书立轴七律一首，一件是清代行世的行草扇面，录七律两首，两件文字均出自《砀山遇寇诗十首》。十首组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六月十八日至七月间，黄道周被朝廷派出的缇骑（锦衣卫）从南昌逮至北京，中间经历砀山之险后的路上。据《黄漳浦集》卷四十六，原题作《砀山道中遇警身先缇骑得过寿张十首》。新见的这本诗册未见鉴藏著录，为目前所知的第三件涉及砀山遇寇事件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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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 《行书砀山道中遇寇诗》（局部）
本诗册则款识为“癸未正月廿五日”，时为遇寇事件三年之后了，其间经历廷杖八十、一年半牢狱审查、大涤讲学、戍谪远地、遇赦回乡等重大事件，直到在北山老家守墓期间书此作品。查《黄漳浦集》，诗册内容为组诗十首之前五首，可能限于篇幅，后五首未及一并抄录。从书写角度看，诗册整体上相对理性、节制一些。人生经历系列失望挫折，儒家经时济世的理想抱负渐次回落，盛年波澜老来平，加上案头坐书，小行草连绵跳荡之际，笔触间也收敛了立轴类作品的激越跌宕、大开大合之气，恰如沧桑老者娓娓道来，情绪上较为平和从容。徐徐打开逐页观赏，到第九开，笔意贯通畅达，渐入无人之境，至十二开似到书写情绪的巅峰，“虎”字大出数倍，兀兀如孤峰独立。想必书写至此，已有心中波澜悄然掀起，情动不能自已。其后一行半，如水银泻地，饱满情绪倏然而止。题款数行逸笔草草，呼应了此前的畅达之意，全部过程依然可见黄氏风格的文气馥郁、才情奔涌。
启功题跋
启功题跋
本文还要介绍诗册中的一大精彩亮点，即启功先生的四开小字跋语。作为著名的金石书画鉴定大家，启功先生的题跋自然非常重要，而其行书小字，点画一丝不苟，结字平和爽朗，笔墨极为耐品。此跋推考史实，摘录文献，溯流索源，将诗册所及的背景知识详为介绍，并解释了诗句版本异同的原因。“悲鸿先生得之，属为考订”，则介绍了题跋的缘起。悲鸿先生2月入藏此册后，题署志感，多有慨叹，随即托付启功先生观赏题跋，足见其信任之殷。而启先生暇时考索推证，拟成四开工整跋文，来龙去脉考证得清清楚楚，诗册内容的传世版本也录出同参（“阙文可补，异同亦见”），3月底即交卷，不负重托，堪称佳话。
徐璋 《松江邦彦像册》 夏允彝 夏完淳父子
南京博物院藏
学者杨频考证，本册的受书人极有可能是夏允彝。夏允彝因为主考官黄道周的录取，夏允彝成为进士，曾做过五年县令，极有政声，甲申明亡后，积极在南方一带组织联络反清武装，失败过一次，后来即决定放弃武装反抗，并自杀殉国。他以非常悲壮的方式，在家族亲人肃礼的仪式中，走进池塘，俯身呛水而死，死时背部衣衫尚未打湿。其子夏完淳年方15岁，目睹此悲怆的一幕，肝胆欲裂，更加坚定了继承其父反清的遗志，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度过了后来可歌可泣的两年时光。在政治立场与精神境界上，黄道周与夏家父子的表现也都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有更多史料可证这件诗册（手卷）源于黄道周写给夏允彝的书信部分，其历史文献价值将是很大的，因为它见证了晚明志士们惊天动地的生命轨迹与抗争历程，承载着天地之间回旋的正气长歌。
章士钊题跋
册后章士钊诗三首本是作跋之意，大概因为空间原因，写在了悲鸿先生特意为他留出的册首空页之上。章跋三诗，第一、二首赞黄道周品节高迈难能可贵，第三首赞徐悲鸿成就及其诗心所向，跋语中颇有耐人寻味处，细解读之，或能为今天提供此件藏品的更多信息。由于诗册在章先生处放置了半年以上，悲鸿先生大概也不好催促，也就没法再请其他名家题跋，因此诗册目前唯有启功、章士钊两位先生的考证或诗题文字。但是今天看来，已经可以说汇聚了难得的四绝，即黄道周诗与书法，徐悲鸿题签志感，启功考证校录，章士钊诗跋。册中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时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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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 《行书砀山道中遇寇诗》（局部）
回到诗册（卷）作者，黄道周一生行事，当时已经影响甚巨，有“一代完人”之称，即使改换朝代，其评价也丝毫不受影响，正如后来乾隆皇帝的上谕所评：“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有清一代，黄道周作为前朝殉节者的代表，谥号可证其所受尊崇的道德高度：“黄道周硕学清操，孤忠亮节，克全儒行，无愧贞臣，今谥忠端。”正所谓“德成乎上，艺成乎下”，这样的道德影响力及其书画中体现出的“老练允当”，应该也是徐悲鸿得此册后“殊惬心愿”的原因所在。
联想到黄道周与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对待生命的凛然与从容态度，悲鸿画跋中所说的“先生任道自从容”，真是极为精彩的概括。追昔抚今，这本诗册既是打开尘封历史的一个入口，也可以说是几个历史片段感人的交响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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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 《行书砀山道中遇寇诗》（局部）
相较于“千人一貌”的台阁体，张瑞图的书法，力矫时弊，别具“奇逸”之态，有着典型的个人面目。
张瑞图《行书自作诗册》，款识：“天启丙寅书于东湖之审易轩。瑞图。”知为张瑞图作于1626年，时年五十七岁。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张瑞图《行草书法册页<后赤壁赋>》”，亦是作于天启丙寅年，款识风格、布局等，与本件可谓如出一辙。
款识中“东湖”应即“东湖草堂”，设于“拙巢湖”南畔，与“审易轩”同为张瑞图故居的“斋室”，常见于其六十岁以前诗文中。其晚年筑室白毫庵，又自称白毫庵道者或白毫庵主。天启三、四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斗日益激烈，为免陷入“党争”旋涡，张瑞图告假回乡，悠游湖山，而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迭遭黜逐。
晋江东湖公园
天启五年十一月，朝廷拟擢升张瑞图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由于此前这一“党争白热化”时期，其既避开了迫害东林党人的嫌疑，又不得罪“阉党”，故次年即应命北上，再次赴京任职。考其在天启丙寅夏日抵京，故此册页，虽未记月日，而从“书于东湖审易轩中”，则可知仍为张瑞图书于其家乡福建晋江，正是行将北上之际。
这件册页，张瑞图书旧作诗四篇，分别为《瀛海公署观画角鹰屏风图歌》《辛酉北上至河间公署逢除夕作，用杜工部起语韵》《为郑大白庶常题小影》《送吴仲声年兄会试作》诗文皆著录于张瑞图《白毫庵集》，商务印书馆出版，诗词标题略有不同。
整册书法，行笔高低歆侧，不求匀称，可谓率性超然，圆处多作方势，有折无转，而似乎有意的横撑，提按节奏明显，结字也是“上大下小”，左高右低。因闽南之地，佛教信仰隆盛，张瑞图也虔诚礼佛，曾言“晶莹烁迦罗，万象无循态”。《桐阴论画》附注又云：“张公画罕见，书幅甚多，相传张系水星，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为之。”或可知张瑞图肆意的笔势似有“符箓”的意境。
纵观本册，行气连贯，笔力劲健，通过“疏密”“粗细”的布局，如字与字之间，错落有致、密而不窒，行与行之间则疏可走马，寓之动态之势、放逸之趣，字形略呈长方形结构，部分尖利横撑，点画中又以“上大下小”时出奇险之态，可谓风清骨峻，节奏爽朗，有其典型面貌。此对于其书法风格变化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明末时期，风雨飘摇，大儒黄道周因直言进谏被罢。他回乡办学，在福建漳州榕坛、浙江余杭大涤书院等处举行较大规模的讲学，并于崇祯十六年五月，开始营建自己的书院——邺山书院。明朝覆灭时，黄道周挂帅出征，奈独木难支，最终英勇就义。
黄道周《行书自作古风诗卷》局部
黄道周博学多闻，才艺双绝，善天文历数，文思敏捷，性格刚毅，有一种政治家、学问家的风度。好友徐霞客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此卷所录五言古风二首，即是其为好友徐霞客所作《五言古风四首》中的前两首。
黄道周（1585-1646）楷书文信国砚铭
手卷 水墨纸本
此卷是黄道周罕见的大字楷书，清劲古朴，纸墨完好。“得”“前”二字为异体字，晚明书坛重镇中，喜欢在其书作中使用异体字的还有王铎、倪元璐和陈洪绶等，这均符合书家博学崇古，或与明末尚奇创新的时风潮流有关。
所书内容“其原兮四水回旋，研复研兮至道得焉，得之前贤兮传之后贤”为文信国研铭，文信国即文天祥，为南宋抗金为国捐躯，慷慨赴义的民族英雄。中国历来讲究“书以人传”，忠良直臣，受后人景仰尊崇，其书迹自然备受珍重。两位传统儒家最高道德忠臣代表，诗文与墨迹汇于一卷，殊为难得，堪为双绝！
据卷后张熊题跋可知，此卷原为张熊旧藏，后为芸斋周昌富易去，请胡公寿及张熊写石附后，装为一卷。
黄道周《楷书文信国砚铭》张熊题跋
文人赏石，自宋代已蔚然成风，明清更趋繁盛，赏石、评石成为文人雅尚，写石亦成为文人画喜爱的重要题材。赏石与文人绘画共通，亦是中国传统文人道德、情感、品格精神追求的体现。
卷首有“施善昌印”“劫余生少钦五十岁后”二印，此二印乃徐三庚为施善昌所刻。施善昌（1828-1896），又名邦庆，字少钦，国学生。江苏震泽人，常年在上海经商，丝织业和丝织品贸易的领军人物，长期任上海丝织业会馆总董，为晚晴最重要的义赈慈善家之一。与子侄施则敬、施肇信等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和管理做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明史·黄道周传》记载，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部属黄道周，并言“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大意是以黄道周得博学多才，可以担任辅臣之职。
迂蹇的大学士魏照乘知道崇祯皇帝很不喜欢性情忠贞的黄道周，于是趁机驳斥解学龙胡乱举荐。崇祯皇帝亦因这次的举荐而雷霆大怒，竟然下旨将解学龙、黄道周下狱，并准备以“伪学欺世”的罪名从重惩治。
黄道周是天启二年（1622）的进士，这一榜，状元为文徵明曾孙文震孟，探花是编写《明史艺文志》的陈仁锡，同年及第的还有倪元璐、王铎、徐石麒等，可谓星光璀璨，很多人后来成为朝堂砥柱人物，声势显赫。
而黄道周的仕途却并未顺畅，初为翰林院编修、经筵展书官，天启五年（1625）因阉党乱政，弃官归乡。崇祯二年（1629）好不容易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却因三次疏救受袁崇焕案牵连、拟处死的故相钱龙锡，而被降三级调用。在奏疏中，黄道周毫不惧死为钱龙锡辩护，又坦言区区寸心，皆为家国之计，令崇祯皇帝大为恼火。
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因病请求归休。即将离京时，其在奏疏中指出“小人柄用，怀干命之心”，以致于士庶离心，寇攘四起，建议崇祯皇帝“远小人，任贤臣”，并举荐了一些有志之士。对此，早已心存不满的崇祯皇帝以“滥举逞臆”直接将黄道周削职为民。
崇祯九年（1636），崇祯皇帝想起黄道周，下诏复官，擢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然仅两年时间，黄道周又因指斥杨嗣昌等私下与清廷议和，再次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这场激烈的谏争中，黄道周更是怒责崇祯皇帝“忠佞不分，邪正混淆”。
由于黄道周屡屡冒犯天威，甚至说出“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之言，几乎直接将崇祯皇帝指为昏君。因此，当得知解学龙举荐被贬江西的黄道周，并说其有担任辅臣才能时，崇祯皇帝更是无法遏制此前多次被黄道周直谏的怒火，而将之下狱，准备重办。
黄道周被下狱中所写行书“传家十八章”手卷，长达近三米，卷中累累十八首自作诗，透露着其虽陷身困境，生死未卜，仍寄寓子侄“忠义传家”的殷切期望，是“一代贤臣”处于人生厄难中最真实显现的精神丰碑，令人尤为之钦仰。
黄道周屡屡被贬，又遭致牢狱之灾，受崇祯皇帝记恨，皆因其心存浩然正气，决计“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是次秋拍，另有“倪元璐、黄道周 兰花、为杨廷麟作五言诗合卷”，亦见孤臣志士之风骨，卷中黄道周草书五言诗或亦是作于此次狱中，诚可谓“双美并重”，极是难得。
三百余年前，黄道周在狱中以凛然气概，写下士大夫碧血荐轩辕的铮铮诗篇，三百余年后，两卷同呈拍场，百代师表、忠义不朽也。
黄道周［1585-1646］
行书“传家十八章”
水墨绢本 手卷
徐霞客《滇游日记》中有言：“至人惟一石斋（即黄道周）。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将黄道周视为古今天下第一“完人”，极尽推崇、赞誉之词。
而“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黄道周“气节”亦应是彪赫青史，隆武帝赐谥“忠烈”，乾隆皇帝誉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赐谥“忠端”，道光皇帝亦下旨从祀孔庙，殊荣至极。
黄道周性情极为高洁，从不计较个人仕途前程，所行所止皆是以忧国忧民之心，为天下苍生请命。其曾有札致胞兄称：“计吾生年以来，未有一言一事，内不可告于妻子，外不可告于朋友，幽不可告于鬼神，明不可告于黎献者。“足见君子坦荡，光明磊落。亦有诗“不识谁渔父，能箴楚大夫”、“莫教千古下，比屋诵离骚”，时时以屈原自我砥砺，浩然之气充盈天地之间。
黄道周 行书《传家十八章》手卷（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黄道周著述亦是宏富，四库全书收录其文章百万余字，与刘宗周并称“二周”，是晚明时期当之无愧的“学术与忠义”并传的大儒。《明史》亦载：“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可见其文字之中气骨独标。惜其书法传世鲜少，后世每每瞻仰其完人风采，却不能目睹感受其风姿傲岸墨迹手泽，颇以为憾。
而本卷“黄道周 行书《传家十八章》”，水墨绢本，长达近三米，尺幅不小，囊有自作诗十八首，累七百余字，亦可谓其诗文之宏篇，诗文内容著录于《黄漳浦集》《黄漳浦文集》《明别集丛刊》等。
根据款识“时在燕都，寄示家中曹从十八首”，可知书于京师。诗中“忆昔繁华子，于今坐赭徒”直接表明了黄道周彼时沦为囚徒的身份。“坐”为因事获罪，“赭”即红褐色，古代用作囚犯的特定服饰颜色，如“赭衣”“赭徒”均代指罪犯，“徒”意为囚徒。“幽谷多风雨，寒灯亦放华”应是说其虽然身陷牢狱，风雨磨难，而寒灯之下却仍然心志坚定，不改初衷。
考黄道周年谱、为官履历等，其在京师又因罪获狱，故本卷虽未署年款，显然为崇祯十三年（1640）年末至崇祯十四年（1641）这一段时间所作。此次入狱，黄道周差点枉死，幸得大臣力谏，才得以死里逃生，却仍被廷杖八十，并发配广西充军。
卷中诗云“忆昔繁华子，于今坐赭徒”表明黄道周彼时获罪入狱
此难中，黄道周因廷杖，身体消损严重，仅杖疮发作便卧病八十余日。结合崇祯十四年（1641）杨嗣昌暴毙，崇祯皇帝下旨令黄道周复官，石斋以告病辞官。亦应可知黄道周被贬广西的时间应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末左右。
在狱中，黄道周曾书《孝经》以当役钱，如天津博物馆藏款识注为“崇祯辛巳（1641）元冬黄道周颂并书于白云之库”，“白云” 为刑部代称，“库” 则指锦衣卫西库。而本卷寄示家中，未免家人担忧牵挂以及招惹不必要的麻烦，黄道周仅落款“时在燕都”完全是情理之中。
卷中诗云“幽谷多风雨，寒灯亦放华”表明黄道周深陷狱中，却初心不改
诗歌往往是诗人身临不同的境遇有感而发，而于狱中，自然是更有所思，所作往往是直抒心肠，亦多名篇。如文天祥《过零丁洋》亦或杨继盛《致妻》《示儿》以及袁崇焕《入狱》等，本卷黄道周十八首诗，著录累累之余，亦足窥其真实心境。
如“长贫祖德在，骤贵里儿痴”云及安贫乐道的家风，“原巷不容席，鲁粮动隔旬”隐露狱中局促环境，“山槿日中萎，岩松霰后苏”表达经历磨难之坚贞，“鐕别金根字，穿槌坐老翁”，又说牢狱之艰辛。
“渐滫兰不佩，摩火石犹燃”彰显高洁性情，“人非破绣出，道岂铸金夸”感慨大道艰辛，“岂有麟鸾侣，而寻狐兔盟”是君子不党，不与同流合污的清正，“廿年废餐寝，无处写幽通”又是一种殚精竭力却报国无门的悲凉。
“鳞松宜腊布，血栢想青回”以松柏凌寒自勉，“含忧心孔细，历患髩轮苍”直陈心系社稷，“得失怀中事，疎详子夜知”感叹不计较得失，苍天可鉴，“所遇哲人少，谁闻中泽音”，痛惜时不我予，亦有不逢明主的哀伤。
“及身吾已泰，多难想凌冰”有国难当前，欲挽大厦将倾之愿，“当身消泰㞭，弥海先昆仑”亦是舍身报国的大无畏气骨，“扶绳犹错履，切响动危弦”暗示朝局复杂，稍有不慎即会招致祸端。“日中能顾影，毛领尚骖驿”则是磨难中亦保持乐观，“七寸儒巾上，真多虎豹关”显见其书生挥斥方遒之豪情，“梁笱吾何恤，繁音在宛鸠”亦见不慕名利、不谐流俗的浩然正气。
黄道周狱中书丹，洋洋洒洒十八首，每诗皆是可窥其践行文人士大夫气节的最高坚守，将之寄示家中子侄，亦应是希望家人亦能恪守大义。
笔者尝想，崇祯皇帝以黄道周结党及伪学欺世入罪，然事实上黄道周自天启二年进士及第后，通籍二十余年，历俸却不足三年，足以见其对名利之淡泊，亦并不衷于仕进。其秉持操守，正直敢言，力陈时弊，公卿不过是畏而忌之。而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亦难任贤从谏，终使得大明国祚未久崩塌。
晚明书坛名家璀璨。黄道周与倪元璐、王铎并称“三株树”，兼之傅山、张瑞图，又称“五大家”。近人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中曾言：“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又说其是得天独厚之人。
本卷行书书风雄健从容，而笔力又一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骨力内蕴，浩然之气浑厚，凛然有气概。宋荦《漫堂书画跋》亦盛称黄道周的书法：“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
黄道周的官宦生涯大部分都流寓贬所或在故乡讲学。书写此卷约莫三年后，即甲申之变，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南明弘光皇帝任命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兵部尚书，令其募兵抗清，可惜大厦将倾，其终不能力挽狂澜。兵败被俘的黄道周宁死不降，临刑前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此为国尽忠殉节，令人动容。
民国时期，是卷为同盟会元老、致公党核心人物陈演生珍藏，汪精卫、周震鳞、翁桂清、刘大同、曹亚伯、但懋辛、莫纪彭等题跋。
民国七年（1918），陈演生任援闽粤军政务处长，随部赴闽建设闽南护法区。因仰慕黄道周的声名气节，政务之余与好友翁桂清等人四处寻访其手迹，终于石斋故里获得此卷，奉为至珍，共有九位同期同盟会成员及粤系官员为此卷题跋。
令人唏嘘又倍感讽刺的是，此卷黄道周狱中书写的饱有浩然之气的忠贞长卷，汪精卫两次题跋。
清末，陈演生与汪精卫皆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其中陈演生参加广州抗清起义，汪精卫则携炸弹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俘后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慷慨篇》。诗中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使其名震当时。
而抗战期间，陈演生与汪精卫分道扬镳。陈演生以致公党核心领导人身份坚守香港，汪精卫却背叛民族，沦为汉奸。1941年，陈演生将这幅黄道周手卷从广州邮寄给时任伪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希望能唤醒汪精卫的昔日良知。汪精卫题跋中“然二十二年风尘扰扰，竟至见神州之再付陆沉，石斋先生有知，其痛愤为何如也”，又钤印“鞠躬尽瘁”印鉴，试图为自己辩解，终究是自欺欺人而已。
同一手卷中，“古今第一完人”黄道周与“第一国贼”汪精卫在民族危难之际，曾经相近的境遇，历史定格却完全不同，最终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亦时刻告诫世人，惟有忠义能传不朽。
倪元璐［1585-1646］
黄道周［1594-1644］
兰花、为杨廷麟作五言诗合卷
水墨纸本 手卷
庚辰（1640 年）作
此“倪元璐、黄道周 兰花、为杨廷麟作五言诗合卷”，为倪元璐写兰花、黄道周行草书五言诗书画合璧手卷，卷中忠贤高洁，以身殉道，是士大夫孤臣志士之风骨，亦诠释志同道合之真谛。
其中，倪元璐与黄道周为同科进士，为官清正，有忠义之气，在宦官乱政时，便因魏忠贤杖杀“清流”杨涟、左光斗之事而仗义直言；典试江西时，又公开出言讥讽魏党，表达对东林党的同情之心。其父亲倪涷亦是清流，惠政一方，为琼州府知府时，抚按推“卓异第一”，可见家风之端正。
崇祯十五年（1642）底，清军势如破竹，京师告急，朝廷岌岌可危，倪元璐旋即变卖家产募兵千里勤王。次年，又迁户部尚书，然明王朝已经积重难返，“甲申之变”时，倪元璐自缢殉国，殊为壮烈，谥“文正”。
此卷，倪元璐于金笺扇面上绘墨兰一丛，逸笔草草，清气袭人。兰花，寓意坚贞清雅，淡泊高洁，可谓君子矣。倪元璐写兰亦契合其坚贞志向与性情。世人敬仰，誉之“文章华国，节义维风”，张廷玉亦称其“名与日月争光”，堪称士人典范。
黄道周行草书五言诗，计诗四首，笔者考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二《黄道周手书诗翰》中载：“上虞罗氏藏黄石斋先生手书诗翰六种，共近体诗二十首。其一云’熙朝真气古洪韵……烧却祖生鞭’，其四云’世道依稀在……偏归老步兵。’江上急徵，别玑部老先生，并谢初士西珮从之达生诸兄正。凡并前列八首。七月朔日。弟道周顿首。”
可知卷中诗文为七月朔日黄道周送别杨廷麟而作。杨廷麟，字伯祥，一字玑部，性勤学好古，闻名翰林，充讲官兼直经筵，与黄道周、倪元璐并以文章节义名天下，称为“三翰林”。
明清国祚鼎革之际，黄道周抗清而死，倪元璐自缢殉节，杨廷麟投水尽忠，皆是高义志士。本卷囊及三家忠烈，背后文人士子坚守之“民族大义”，意义尤为不同。
黄道周送别杨廷麟所作诗，或是崇祯十一年（1639）年底，杨廷麟兵败，次年被贬江西，而此时黄道周亦因获罪被囚禁于江西，故有此慨。而款识中“道周书于白云西库，时乱起正一百日也”则应是崇祯十二年（1640）黄道周因解学龙举荐而入狱，其回想去年惜别画面，如今又身陷囹圄，自然难免忧心时境、国难，因此再书当日诗句，借此抒怀，以消郁郁。
诗中“岑牟天覆被，蒯窭鬼提携”、“岂不乐兹土，己怀礼树忧”、“到头多罪过，不在此离愁”、“清昼无逃雨，遯荒岂素心”、“避秦迷去路，报国惜孤行”等均可见黄道周一片忠贞之心及忧国忧民之情，更见其心中屡次因谏言获罪，报国无门的困苦。钤印“阙下完人”、“但觉长不死”，亦可窥知黄道周气节之高，心志之坚。
此卷递藏有序，最初由清初藏家李馥旧藏，后归朱垣所藏，之后辗转于日本福田鸣鹅手中，卷后有朱垣、张鲁生、杨守敬等题跋。其中，朱垣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已卯（1819）两次题跋；于清光绪四年（1878）经张斯桂题跋；另有杨守敬两次题跋。
综上，本卷书画合壁，隐喻着倪元璐、黄道周、杨廷麟三位“忠义志士”的风骨、誓死不屈的民族浩然之气，是旧时文人士子矢志不渝坚持之“大道”，此间忠烈精神，为华夏亘古不移之脊梁，其价值之可贵又远非寻常墨迹可比拟也。
倪元璐1593-1644 赠肯仲有感诗轴
立轴 水墨绫本
题识：只不言温树，酬人即已闲。抝鹃商陆子，痴雀纥干山。靴隔搔难著，床同梦不关。环连慎自解，此是解连环。有感作，似肯仲兄正之。友人倪元璐。
钤印：倪元璐印、太史氏
黄道周1585-1646 草书七言诗轴
立轴 水墨绢本
题识：春前麺蠒鲤鱼羹，不用高张百尺灯。大小儿女别祢好，团桑月色上莱城。黄道周。
钤印：黄道周印、一凤五化
黄道周(1585-1646) 行书五言诗
立轴 水墨绢本 176×54 cm
比较而言，本作黄道周《行书自作五言诗》与天津历史博物馆所藏《行草书读倪鸿宾<疏>五律诗轴》、上海博物馆馆所藏黄道周《行书七律诗轴》、故宫博物院藏《草书五律诗轴》风格较为接近，应为黄道周50岁之前所作，取法钟繇、苏轼，横向取势，结体方扁开张捭阖，用笔斩钉截铁且豪纵自如。
录似子庸兄丈，“子庸”者，不知何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道周《诗翰》，记有：“己卯初冬（1639），戴伯闇过集草堂赋得万籁此俱寂。依韵和之…… 属五作成差可哦咏。适子庸至。复命赋之。其起语云”。可知“子庸”与黄道周交往甚密。对于黄道周的某些习惯性写法，如“庸”字，无论是楷书写法，还是本轴行书写法，皆取元人如赵孟俯、宋克之法，右侧补点划。相对于“五伐三洗亢复来”、“一凤五化”做为黄道周的常用印鉴外，其自号“鸡窠先生”印章钤盖作品较少，故尔此作更显珍贵。
黄道周(1585-1646) 行书《题郑峚山集》序
《黄漳浦集》卷三十八
自入仕途以来，黄道周就以忠直敢谏屡次见罪于崇祯皇帝，但也因此以高尚人格成为正直士大夫的精神偶像。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黄道周被流放至湖南辰州。其由北京至湖南，经直隶、河南、湖北为正路。因为农民起义烽烟四起，黄道周只得绕江苏、浙江而行。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五月二十日，黄道周同老友萧山曹木上为郑圭《峚山集》作诗序，即为此卷。卷末黄道周跋言曰其十年前欲为郑圭《峚山集》作序，未能。曹木上“以寿子、玄子意勒笔为之”，“曹木上”为黄道周老友曹振龙。曹振龙，字木上、乘六，杭州人，中解元之后无意仕途，而是隐居治学。黄道周一至苏州，就在船上致信于曹振龙，告知他的畅游计划，并将家眷托付予他，可见二人友情至深。另，崇祯十一年（1638）冬有记，黄道周至大涤书院，“陈卧子、曹木上诸友，日奉杖履，将行，又为诸友絷维三日”。“寿子”、“玄子”即郑寿昌、郑铉。清初燕翼堂刻本明·郑寿昌、郑铉辑《郑孔肩先生家传纂序周易说约本义四卷首一卷》一函二册，上栏卷端题“虎林郑寿昌寿子、铉玄子辑”，可证。“长君寿子既精奥，冰蓝胜出遂高踔。亦曾手解十三经，曲台武库具深造。次公玄子更绝伦，新书往往难弟昆”，可知郑寿昌、郑铉应为郑圭晚辈，或为子侄。“使孔肩九京闻之必为发粲也”，“九京”即墓地，说明此时郑圭已经去世，此卷或可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信物。
郑圭，字孔肩，明钱塘人，经学家。其学通《易》，取六十四卦各为一论而成《易臆》三卷，书成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天启三年任平乐县令。于七载任内，因有惠民的实政而受乡民建亭以追念的待遇。为诸生时，好读柳宗元、苏东坡，被视为真学者，钱谦益在《郑孔肩文集序》中说明:“近代之伪为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在批评明代前后七子学古而赝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对郑圭学问的认可。
倪元璐(1594-1644) 草书《春日出城访客》
“以性灵传笔墨，以绳尺传才力。以学问传意思，以道德传兴会。”
倪元璐，晚明书法巨匠，风格鲜明而激烈。但纵观一生，他对书法的投入远在政事、诗文之下。关于自己学书的经历和感悟，关于对前代大师和同辈书家的理解或评论，倪元璐不曾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其子倪会鼎编纂的《倪文正公年谱》也以父亲的政绩为主要撰述对象，鲜少提及书画艺术。此外，倪元璐作书极少记录时间，使得研究他的书艺具有相当难度。
关于倪元璐，倪的挚友，同为书家的黄道周有一段话流传甚广：
壬午初年，仆见公作书，语人曰：鸿兄命笔在颜鲁公、苏和仲而上。……尝戏问鸿兄少时作何梦晤，公云：吾十四五岁时尝梦至一亭子，见和仲举袖云：吾有十数笔作字未了，今举授君。（《黄漳浦集》卷四十一《书倪文正公帖后》）
作为为数不多的同期文献，黄道周的话通常用来佐证倪元璐与苏轼风格之间的关联，进而推论演绎，将倪氏书法的“异态”归因于尚“意”的内在观念。
本件草书五言律诗《春日出城访客》轴，绫本，草书三行，气息完足，是其典型面貌。有异于晚明巨轴风尚，倪元璐极少书写大幅，本件自作诗轴属于倪书中尺幅较大者，愿观者珍重。
黄道周 自书诗草册
黄道周 草书七律诗轴
黄道周 (1585-1646) 行书五律诗二首
扇面 水墨金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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