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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这对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实务上，甚至是百度词条都能说清楚的一对概念，在当下中国却成了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这句话既生动有趣又恰如其分地刻画了当下我国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所面临的认知模糊的尴尬局面，其中的“剪不断，理还乱”和“欢喜冤家”这两个词语更是入木三分，毫无夸张。究其原因，既有两个专业之间交叉重叠和明显分异并存的学科因素，又有两个专业“互不买账”或“不肯屈就”成为辅助或“被领导”的非学科因素。然而，吊诡的是，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大众都认为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并无太大区别。几乎在所有的政府文件、报告（包括提及“专业社会工作”那些年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或法律文书中，专业社会工作都被视为和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社会组织等同属一个领域的“社会工作”。例如，中央中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将社会工作者、社会慈善资源等共同作为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力量。近些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社会工作也都和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或公益慈善等关键词并列呈现。

2023年会工作部中央社的成立让社会工作界欢呼雀跃。新部制的设置不仅引发“社会工作”概念内涵的学术争议，也意味着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部门的职能重构。一方面，成立不久（2019年）且将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整合在一起的民政部原慈善事业促进与社会工作司被拆分，慈善事业促进职能继续留在民政，而社会工作职能则并入新成立的社会工作部。另一方面，新组建的会工作部中央社中的“社会工作”内涵进一步拓展，主要指更广泛的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政权建设以及推进社会建设的广义行政社会工作，而且定位上属于党的工作，是党在社会领域开展的工作，既不同于原来的行政性服务工作，也不同于社工界口中的专业社会工作。

新部制下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将发生何种新的变化？对两者的融合发展带来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审视。本文试图从历史视角，溯源剖析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沿革，解读两者关系在新时代的走向，为两者未来的专业化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无论中外，追根溯源，现代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同源互构都是学界共识，两者不仅“青梅竹马”，出身相近，而且“门当户对”，共生发展，共享初心价值，共具学科特性。

（一）同源：始于访贫问苦实践

社会工作和现代公益慈善同根同源。同根是指两者的基础相同，均以扶贫济困、帮助弱势人群为初衷。这既是奠定两者共享诸多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也是造成两者共生发展的行动逻辑。同源是指两者来源相同，社会工作和现代公益慈善均发端于17世纪的访贫问苦实践。在时间维度上，公益慈善始于宗教，发轫比社会工作更早。近代慈善和宗教逐渐分离，形成公益慈善的最初样板。同时催生一批宗教慈善人士致力于弱势人群的服务工作，成为社会工作的源头。

有意思的是，社会工作和现代公益慈善同步开始萌芽。1601年，英国同时颁布《济贫法》（An Act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和《慈善用途法》（The Statute of Charitable Uses）。《济贫法》替换了旧有的教会救济模式，正式确立国家对于弱势群体承担的社会责任，其提出的国家救济和分类救济原则成为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领域时至今日仍在沿用的“政策遗产”。该法明确设立救济监督员，为穷人提供就业服务，成为社会工作“助人自助”观念的首创者。《慈善用途法》则在私人社会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从政府指导角度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了规范，其对当时慈善事业的罗列可被视为现今公益慈善定义的最初样板，因而被视为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性起点。显然，这两部分别被视为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之起源的法令的同时面世，是两者“青梅竹马”、同根同源最直接且最有力的证据。

与立法时间重合相似，该阶段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也存在职业和专业重合性。首先，两者的专业人士互相任职。如社会工作的创始人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曾在巴尔的摩和费城的慈善组织会社担任重要职务。1894年美国第一本社会福利教科书《美国的慈善事业：慈善和经济学的研究》（American Charities: A Study in Philanthropy and Economics）的作者沃纳（Amos G. Warner）既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慈善机构负责人，也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其次，早期社会工作教育具有鲜明的公益慈善印记。美国最早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其实是1898年纽约慈善组织会社举办的为期六周的慈善暑期学校，该项目扩展后先升格为纽约慈善学院（1904年），后发展成纽约社会工作学院（1919年），即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前身。在我国，作为一种职业，社会工作最早也是被作为“社会服务”（近似于“公益慈善”）来看待的。

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发端也呈现类似特征。由于西方基于宗教的文化殖民，中国社会工作的肇始不仅具有强烈的舶来特色，而且也与现代公益慈善的发展紧密联系。沪江大学葛学傅（H. Daniel Kulp）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步济时（John S. Burgess）两位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教育的西方先驱均有深厚的教会背景，二人均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组织。步济时最早将社会工作方法和模式引入中国，他在创办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北京社会实进会这个公益服务组织的基础上，倡议并建立中国首个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了最早的社会工作者。而最早在沪江大学创办社会学专业的葛学傅也是基于传经布道之初衷，开办沪江公社这个公益服务组织，并推进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同期，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诸多其他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或课程的开办过程都伴随着基于宗教的志愿服务组织的创建。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自然同生共长不同，我国近代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同生共长背后机制是西方文化殖民。西方教会在华获得传教权后，开始办学传经布道，但由于中西存在文化冲突，中国民众并不接受西式宗教，因而教会就通过建立公益慈善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和帮助困难民众的方式传经布道，宣扬宗教。而作为一种助人方式，社会工作也伴随着社会服务的开展而逐步萌发。因此，该时期社会工作核心价值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

（二）互构：长于互利共生发展

同时，社会工作与现代公益慈善相辅相成，互利共生。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传统形象和认同基础建立在早期慈善助人实践基础上，以社会服务呈现的公益慈善实践是社会工作的前身。在福利快速发展的工业革命阶段，公益慈善组织广泛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帮助弱势群体，为贫困人士的食品、住所和医疗等基本需求提供帮助。公益慈善的高度发展对自身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提出要求。早期参与助人活动的社会工作者就是在“给钱给物”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专业评估、心理咨询以及能力培养方面的服务，并不断总结与反思，逐渐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模式和理论。慈善组织会社的友好访问员、个性化需求评估和助人自助手法孕育个案社会工作，社区睦邻运动的社区参与、社会服务和社区改造则孵化社区社会工作。因此，社会工作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进展奠定了今日社会工作学科的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助推公益慈善专业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的伦理、方法和技巧深刻影响着公益慈善的发展。作为社会服务输送的承接机制，社会工作通过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服务和支持，促进公益慈善更好地践行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通过开展社会调研和问题分析，帮助公益慈善组织更好地了解社会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案；通过协助筹集资源、制定政策和开展宣传工作，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易言之，社会工作在公益慈善事业发挥积极社会功能的过程中不可或缺。无论是慈善组织会社的个人济贫服务还是睦邻运动的社区扶贫工作，莫不如此。

如果社会工作是公益慈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分离则是两者高度发展的产物。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今日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形成各自独立的专业方向和行业特征，并呈现出渐行渐远的趋势。

（一）专业分离

19世纪中后期，由于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工业生产逐渐取代农业生产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城市化与现代生产方式增加人类社会的风险，贫穷现象有增无减，基于信仰的私人化宗教慈善和有限的国家济贫措施难以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各国政府重新构建福利制度的同时，公益慈善部门改革也迫在眉睫。改革者利用源自商业和工业的概念，试图通过“科学慈善”来规范公共救济的分配，以促进各救济机构和慈善组织协调合作解决社区中的问题。如果扶贫济困是推动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相知相识、共生发展的“伐柯人”，那么扶贫济困的专业化和组织化或“科学慈善”则是引致两者走向分野的导火索。需要指出的是，以“科学慈善”为导向的改革不仅仅是服务方式的专业化，还包括组织方式的机构化，即该阶段的公益慈善改革包括两个导向：机构化/组织化和专业化。

机构化/组织化是指推动宗教慈善向世俗化和大众化发展，将支持贫困人口的角色从政府和宗教组织转移到慈善组织会社手中，形成有组织的现代公益慈善模式。 1869年英国慈善组织会社的成立被视为制度化非政府社会福利的开端。顾名思义，慈善组织会社的功能就是协调那些各自为政甚至相互竞争的慈善团体，优化慈善组织方式，提高救济效率，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福利规划、信息交流和研究事业的发展。今日美国的联合募捐会(United Fund)、机构联合体以及信息和转介服务都与慈善组织会社有着直接的联系。

专业化是指推动公益慈善从无差别的直接现金救助向基于需求评估的综合救助转变。公益慈善组织聘用“友好访问员”，在需求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就业手段，提供道德教化、情感支持和实际指导等服务，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这也促使了个案社会工作的产生。1917年里士满《社会诊断》一书的出版，进一步确立了社会服务的科学化路径。助人不仅需要有理论指导，更强调证据为本。易言之，社会工作的所有实务模式和助人方法都要通过实证研究得以验证其有效性，之后才能被推广使用。社会工作专业组织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专业化进程。1919年美国学校社会工作协会与1952年实务社会工作者组织的成立使得社会工作逐步走向标准化，1956年国际社会工作联盟的成立则进一步加快了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的脚步。自此，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真正“分道扬镳”，形成各自不同的专业路径和学科模式。可见，“科学慈善”在推动现代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诞生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的分野。

与西方不同，我国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的分离并非源自专业化发展，而是由于特定的国家政治历史原因。近代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后，既有与同期进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慈善的共同发展，也有与我国源远流长的东方慈善的融合实践，开启两者共生发展的短暂美好时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慈善等专业被迫关停，直至1979年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专业方得以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继续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然而重新出发的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在带动各自专业向前的同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复兴道路。社会工作更关注学科专业化发展，选择从高校起步，秉持教育先行的原则，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任务。如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一类高校恢复社科类专业招生，引进香港社会工作人才以充实师资力量等。而公益慈善则侧重行政管理，选择以实践为主导方向，由官办起步，紧密依托政府相继成立的少儿基金会、希望工程、慈善总会等官方慈善机构组织，并在重大灾害中发动志愿者力量。近几年兴起的网络捐赠更体现出其立足群众的亲民路线。

同时，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进一步强化两者的分离。其一，运作方式上，社会工作主要凭借专业资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获得资源，而公益慈善组织则缺乏专业资质，主要依靠民间筹款或基金会资助来获得资源。其二，项目申报中，由于政府公益创投项目普遍强调执行主体的专业性和可量化的投资回报，使得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公益创投等资源获得中产生竞争关系，社工机构长期依靠项目制运转，通过专业团队和资金优势在项目申报中形成竞争力，传统慈善组织若缺乏这些条件将处于劣势。其三，工作手法上，社会工作以临床社会工作（包括个案、小组和社区）为主要技术，而民间公益组织则强调社区参与式发展。

这种因社会转型带来的定位差异导致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最终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有时甚至出现“相爱相杀”的场景。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常常认为公益慈善不够“专业”。“社会工作所做的服务和公益慈善服务有区别吗？答案是一定肯定的’有’。区别在哪儿？在于社会工作是专业的。呜呼！好一个’专业’。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公益慈善’是不专业的。”在以专业标榜的社会工作界看来，公益慈善缺乏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助人过程，更注重对志愿者的管理；慈善救助存在效率低下、训练缺乏、组织无序等问题。另一方面，在从事公益慈善研究的学者们看来，社会工作是慈善服务的中间一环，从属于公益慈善——社会工作是通过专业方法开展的公益慈善服务，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一样，都是公益慈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而且我国社会工作的行政色彩浓厚，过于依附政府，自主性不够。

（二）学科分野

经过将近百年的独立发展，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已经形成各自独立的研究主题、方法论、理论体系和研究目标，学科分野明显（表1）。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化程度高、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学科，强调通过个案干预和服务提升社会福祉；而公益慈善更偏向于社会自发性和资源动员的实践活动，注重社会影响和公共福利的提升。

首先两者学科基础不同，分属不同一级学科。社会工作是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知识，形成独立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框架，系统化程度较高，学科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训练、知识积累和经验。而公益慈善则属于管理学一级学科下面公共管理二级学科的三级方向，尚未形成像社会工作那样统一的学术体系和严密的理论体系，更多依托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尤其是管理学中的非营利组织管理、市场营销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更多强调社会行动和道德实践。

其次，两者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不同。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都关注困难群体和社会治理实践，但关注的重点人群和主题各有侧重。在重点人群上，公益慈善更多关注面临突发性困难或具有特定需求的群体（急难人口），特别是那些遭受重大打击而产生短期紧急需求且需要快速援助的贫困人口、灾民、孤儿或身心障碍人士等，而社会工作则更关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持续困境的人群（弱势群体），如慢性病患者、贫困家庭、老年人、儿童、身心障碍人士等。在具体实践上，公益慈善关注慈善组织、捐赠者、受益者以及慈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这些组织的运营模式、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效果，以及捐赠者和志愿者的动机、行为模式和影响力等。社会工作关注整个社会系统（如社区、家庭、机构），致力于增强社区资源、改善社区环境和促进社区发展，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的优化和改进。

下文笔者以相关主题知网文献的关键词来分析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研究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我们先是分别以“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为篇关摘主题词，搜索1995—2024年间知网CSSCI来源期刊以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分别共获得727篇和3837篇，然后对其关键词（社会工作主题5813个，公益慈善主题893个）进行频数分析。从表2中排名前十的关键词表可见，两者关注的主题大部分不相同，但都关注“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排在公益慈善研究前十位的关键词中，但“公益慈善”未进入社会工作研究关键词的前十位。如对全部关键词进行比较分析，会发现有221个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两个主题的研究中，约占“社会工作”主题论文关键词个数的3.8%，占“公益慈善”主题论文关键词个数的24.7%，即将近四分之一公益慈善论文的关键词出现在社会工作论文中。如计算关键词出现的频数，那么21.1%（2453次）的“社会工作”主题论文中的关键词出现在“公益慈善”主题论文中，38.3%（477次）的“公益慈善”主题论文中的关键词出现在“社会工作”主题论文中。整体而言，两者有部分共同的研究内容，但大部分研究主题相异。

再次，两者常用研究方法不同。社会工作主要采用一般社会研究方法，既包括定量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和定性研究（如深入访谈、参与观察等），也包括混合研究。由于社会工作特别强调实践为本的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ch)，故常常采用行动研究、参与式研究等方法来凝练服务模式，通过实验或准实验设计来评估和改善干预效果。公益慈善则采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通常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捐赠者行为、捐赠动机、社会效益等问题，使用数据分析、案例研究和政策分析等方法较为普遍，但不像社会工作那样注重个体和群体的直接干预和评估。

最后，两者研究目标和使命不同。社会工作的学科目标是通过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克服社会、心理、经济等多方面的困难。它强调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能力、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融入，属于社会服务的一部分，强调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公益慈善的学科目标主要是通过动员社会资源，促进公共福利的提升。其导向侧重于资源的筹集与分配，强调捐赠行为、志愿服务和慈善项目的管理。慈善的核心理念是通过自愿捐赠和社会倡导实现社会问题的缓解，重点在于调动民间力量，更多是一类社会倡导与公共事业的实践。

201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将社会工作机构纳入其社会服务机构中，2019年2月民政部新组建的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将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合二为一，这为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和制度支撑。2023年会工作部中央社的组建则在重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的同时，重塑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在制度层面的融合取向，体现国家对新时代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事业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使命。

上文分析表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因扶贫而生，后共生发展，同时又因组织化和专业化而分，并在学科和专业发展中呈现不同的走向，但两者均秉持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之理念，“相爱相杀”不应是两者的最终归宿。当前社会市场化、城市化和数字化多重结构力量相互交织，价值观念多元善变，个体与群体矛盾错综复杂，社会风险有增无减，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和群众工作方法难以驾驭日益多元复杂的基层社会。在此背景下，会工作部中央社应运而生。根据职责划分，社会工作和公益（志愿服务）被纳入社会工作部的职责，慈善事业促进则仍留在民政部，两者共同承担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这无疑构成未来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融合发展最重要的新制度基础。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个国家战略目标，立足国情社情，遵循共同价值观，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通过实务桥接、教育整合和体制融合三方面，实现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融合共生的新治理格局，推动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

（一）推进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实务桥接，整合社会资源供应链

社会资源（物品或服务）从生产者/提供者到使用者/消费者需要经过生产、组织和输送等环节。承担第三次分配的公益慈善和以科学助人为专长的社会工作，均以通过优化资源分配推进社会福祉为目标，均属于社会资源分配连续体中的一环，只是两者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功能，并呈现不同的推进重点和服务方式。公益慈善着眼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源生产和组织，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为目标，但较少关注“最后一公里”问题。社会工作聚焦社区层面的资源分配和提供，注重个体困难的解决和改善，但宏观调配资源的能力偏弱。如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实务桥接和融合共生机制，则往往会让社会资源的供应不顺畅，特别在“最后一公里”，容易出现效果不彰的问题。

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在专业性与实践模式上各有侧重，但在目标与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构成两者实务桥接和融合共生的学理和实践基础。社会工作以专业理论和方法为支撑，强调服务对象的需求评估、精准干预和长期陪伴；公益慈善则依托社会资源的动员与配置，注重社会影响力的拓展和公众参与度的提升。两者既独立发展，又在相互促进中实现互利共赢。一方面，建议社会工作以其专业性引导公益慈善向科学化、专业化发展。通过需求评估确保公益项目精准匹配受助群体，借助个案管理、社区工作等方法优化干预模式，提高公益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采用社会工作专业评估体系对公益项目进行绩效监测，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增强社会信任度；聘用社工专业督导，为志愿者提供培训，提高公益慈善的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建议公益慈善的平台和资源助力社会工作落地实践。公益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等可为社会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帮助社工机构扩大服务范围和实现筹资多元化。同时，发挥公益慈善的社会倡导能力，提升社会工作议题的关注度，推动政策支持；运用公益慈善的科技资源和数字化工具，优化社会工作服务和提高工作效率和覆盖面。可见，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可以在实践中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为社会福祉的提升提供更加科学、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多地的基层治理实践表明，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应致力于搭建“社会工作＋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线上及线下平台网络，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与实践模式引导，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与公益慈善的资源效应，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融合发展。

（二）课程和研究方向互纳，建立公益慈善社会工作学科分支，推进教育整合

自20世纪“科学慈善”导致两者“分道扬镳”之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均发展出相互独立且自成体系的学科，相当长一段时间相互少有往来。不过，两者均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至少均兼具应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特点。再加上两者在实务上的互补性，因此，在近年来学科的快速发展中，两者呈现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的特点，为教育整合奠定良好基础。

首先推动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课程和方向互纳，将公益慈善（管理）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方向，或者将公益慈善相关的课程纳入社会工作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反之亦然。近年来，中国高校在社会工作本科和硕士项目中逐渐引入公益慈善相关课程或设立公益慈善方向。根据现有资料，已有多所高校在社会工作专业下开设了公益慈善相关课程或方向，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公益慈善的学科发展由于受到学科目录的影响，近年才开始较多设置专业。从近年来一些高校的慈善管理专业培养方案来看，也将社会工作相关课程纳入其中。由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专业特长和服务重点存在互补性，互相修读课程，可以实现取长补短、兼容并蓄的目的。

其次，积极探索建立公益慈善社会工作学科分支。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发展情况看，让一个从属于另一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建立公益慈善社会工作的研究方向或学科分支很有可能且十分必要。公益慈善社会工作是指在公益慈善组织从业的社会工作者开展的，和慈善财产的募集、使用、管理，以及公益慈善项目的策划、执行、评估等相关的专业社会服务。这是一个将社会工作原则与慈善实践相结合的专业领域，旨在提升公益慈善活动的效率、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力。该领域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使公益慈善运作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通过连接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该领域能够将传统慈善行为转变为更加结构化、高效且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实践。易言之，公益慈善社会工作接近于社会工作中的社会福利。

（三）进一步推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部门统整，促进体制融合

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之间存在长期的体制分割，分属不同的部门。社会工作相对长期不变隶属于民政，但公益或志愿服务部门的隶属则不一而足，文明办、团委或民政三者皆有可能。这种分属往往会造成部门分割，既不利于资源和功能的协调，也不利于实务的桥接。新成立的会工作部中央社明确将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统整在一起，并和人民信访工作、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两企（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三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一起，构成新时期党统筹领导社会领域工作的重要内涵。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既是对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的重构，也是对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关系的重塑，将进一步加速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互相嵌合过程，通过人才、资源、方法的相互合作与互助，实现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共赢发展，特别是会工作部中央社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将得到更多政策支持和发展机会。

推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部门统整，实现体制融合，需要从政策引导、机构协作、资源整合、数字化赋能等方面入手。首先，建立明确的法律框架，促进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协同治理，明确社会工作机构在公益慈善项目中的角色。政府可通过专项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工作机构与公益慈善组织合作，推动资源共享。其次，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设立联席会议制度或合作平台，促进政府、社会工作机构、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推动公益基金会设立社会工作部门，鼓励大型公益基金会设立专业的社会工作部门，提升慈善项目的专业化运作水平。再次，进一步推动两者的资源整合与服务融合。构建协同服务模式，推动社会工作者深度参与公益慈善项目，如个案管理、社区发展、社会救助等。发展社会企业模式，支持社会企业将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结合，形成可持续发展路径。最后，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信息化建设，构建公益慈善与社工服务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升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透明度与协同管理能力。共享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数据，提升精准化服务能力。通过这些举措，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统整与融合将更加紧密，也能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社会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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