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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翻译著作如果在这里评分较低，只有三种可能：要么作者行文问题，要么译者翻译问题，要么就是评分者的理解问题。

通读全书之后，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能看到作者的观点，但很多时候看不清论证。或许要求全面的论证对一本引论类的哲学启蒙书是强人所难——但简化的论证对我这样的读者又略显抽象和不易理解，这是作者和读者需要面对的两难——或许尼采本就反对所谓建筑在体系基础上的论证，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论证。又或许，这是作者的故意为之，以便挑选合格的读者，后者有足够的能力理解他想表达的东西。以此看来，评分较低的最后一个因素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是我的问题，我还需要修炼逻辑和哲学素养，以便进入符合施特格迈尔要求的合格读者的行列，以便从而看得清仿佛拒绝体系性的尼采的哲学“体系”。

本书内容正如译者所言，“是将尼采的概念和学说放到尼采生活、思考、写作的语境脉络中来加以理解和考察，并希望这种理解和考察最终反过来在读者自己的生活、思考、写作的语境脉络中产生某种影响，发挥某种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尼采的主张——要求普遍有效性的哲学是狂妄的，应当通过视角的丰富性取代哲学表面上的客观性。

“尼采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实验，目的是看对他自己以及对他的（男女）读者来说，在没有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情况下，人在多大程度上仍然能够定向。尼采不断推动哲学思考，追问使看起来自明的东西成为可能的条件，其目的是呈现其他不同的选项，扩展人类定向的游戏空间，这既让人感到惊恐又让人感到解放。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人像尼采一样走得这么远。尼采严肃地对待哲学，将哲学看作人类严厉自我批判的实验，这种实验不是在人面前隐藏而是展开生命及不断变化，不是将人昏昏欲睡地固定在似是而非的现状上，而是让他驾驭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地、欢乐地与时间同行，并利用时间中的惊奇来达成新的定向。”

因此，在作者看来，要理解尼采的哲学，离不开他的生平经历，后者最深刻的特征呈现在其哲学观念中就是“大解脱”，“从认识的深刻内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算是那些自己曾对之坚信不疑的东西，一旦变成了思想的紧身衣，一概必须予以抛弃。“首先是语文学，然后是叔本华及其盲目意志形而上学（叔本华认为这种盲目意志是生命的基础），还有瓦格纳以及他那通过他的音乐来革新文化的观念，最后是那些与他关系非常紧密的朋友。因此，尼采认识到，哲学的使命不是别的，而就是获得解脱，就是从信仰中解放出来，就是认识各种各样的精神枷锁，最后变成一个’自由的精神’。这个’自由的精神’不断面临着信仰的危险，但又总能不断将自己从信仰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他的疾病。然而，他的自我解放超出了疾病等传记性因素的范围；因此，不了解尼采的生平，我们将无法理解尼采的哲学思想，但是，仅仅了解尼采的生平，我们也将无法理解尼采的哲学思想。”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宣称“此在”是“被抛”于世的，这里有两个含义：一是此在被投入这个世界，不得不面对某些不可改变、不可避免的东西（被动和消极意义上）；二是此在面对这种被抛，仍有筹划的可能性和自由（主动和积极意义上）。这就像在法律和秩序之下才有自由，此在的被抛反而意味着自由。同等意义上，尼采将疾病视为实现“大健康”的契机，因为“每一次新的疾病发作都更强化了这种健康；疾病可以带来’精神的成熟和自由’，在这种成熟和自由中，人可以’以尝试为生’和’使自己成为冒险者’”。“人可以用新的眼光打量一切，尤其是’切近的和最近的一切’，学会为了现在同样也被作为生理现象看待的健康和疾病而自行用药，以及开始变得’智慧’。”

我们说，人生的主题也可以被描述为患病与康复，有时是身体的，更多是心灵或精神的。自诩从不生病的人或许从生存论上更加危险，因为恰恰是体弱者或多病者指导身体需要调整或治疗，而前者会有一种想当然，以为小病不是病，以为自己绝不会生大病，正是这种想法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寻常人对于去西藏需要注意的事项都会分外小心，特别是刚上高原的前几天绝不敢剧烈运动；偏偏有自诩体壮者为显强壮，一去了就要在篮球场上一试身手，他或许不会生病（但愿如此），但不生病更显危险，因为一条歧路由于方向性的错误将要离正道越来越远，如果不是造成身体的伤害或毁灭，也一定会造成观念的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