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徐州剿总司令部里气氛压抑得像凝固的空气。电报机“哒哒”作响，一封任命令刚送到，邱清泉盯着上面的名字，手指不自觉地颤了几下。十六兵团的新司令，竟是孙元良。
邱清泉一边冷笑，一边把电报拍在桌上：“飞将军？这仗怕是要飞出花样了吧？”隔壁房间，杜聿明看着同一份命令，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这一纸调令，会把战局带到什么境地呢？
南京的宋希濂听到这个消息，反应更直接。本来他是杜聿明的候选接班人，可一得知要和孙元良同场作战，他连夜打报告请辞：“要么我走，要么他走。”一时间，蒋介石不得不放下原本的安排，把原本准备去美国治病的杜聿明硬留在战场上。为什么一个兵团司令的任命，会让前线将领如此忌惮？
孙元良的“逃命”本事，早在抗战初期就出了名。1937年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刚下令突围，各部队还在组织防线时，他这个八十八师师长竟突然不见了踪影。
据说有人最后看见他时，他正把将官呢子大衣塞进一件破棉袄里，混迹在溃兵和难民之间。挹江门口，宋希濂持枪拦他，他翻身跃上民宅屋顶，踩着瓦片消失在火光与浓烟之中。三天后，他“率残部”在栖霞山出现，理由是进行“游击”，这让前线同僚气得直拍军法处的桌子。
在战场之外，孙元良也以“经商手腕”著称。淞沪战场上，堆积如山的棉纱、民间捐赠的罐头与药品，成批被运进法租界，换成银元流入他的腰包。军需主任的账本里，光是倒卖物资的利润，就足够全师吃上半年。
可面对军法审讯，他总能全身而退——鹿钟麟说“查无实据”，顾祝同说“黄埔骨干难得”，甚至与他有过冲突的张治中也替他说话。陈诚的抽屉里，还锁着孙元良的亲笔信：“此生愿追随钧座，不再带兵。”
抗战末期，日军进攻贵州独山，重庆急缺可用的将领，只好又想起了他。任命他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可他麾下许多部队竟是“仪仗队”出身，连枪都没摸过。
幸好杨森的二十军拼死守住阵地，他才得以挂上“保境有功”的勋章。
1946年，国民党重组十六兵团，蒋介石看中的，是他叔父孙震掌握的川军班底。孙震为保兵权，亲自担保侄子接任兵团司令。
接掌兵团后，孙元良的第一把火烧向军饷与物资。军需处长刚报出账面与实发饷银相差三成，他就命人将各师留守处的粮食全部变卖。八万银元的壮丁安家费，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谓“快速纵队”，战车营领到的竟是十辆烧木炭的改装卡车，倒是五十辆新道奇卡车十分齐整——这些车后来被质疑是“预备跑路”的工具。
淮海战役打响后，杜聿明的秘密撤退令很快被外界知晓。1948年11月30日天色未暗，孙元良便下令部队撤离阵地。数十万军民在萧县公路上拥堵，指挥体系几乎瘫痪。
李弥部早早撤到永城，留下的防线像被人一刀切断。三天后，蒋介石下令转向濉溪口解救黄维兵团。作战会上，邱清泉当众质问：“掩护部队都去哪儿了？”十三兵团副司令一拍桌子：“去问你们的飞将军！”
12月6日，杜聿明被迫下令分散突围。孙元良表面恭顺，暗中却在指挥部窗外偷听消息。一得知命令有变，他第一件事就是剪断电话线，并下令炸毁美制榴弹炮。
熊熊火光中，他的部队彻底失去重火力，三万人马趁夜溃散，最终大部分被包围。孙元良混入俘虏队伍，半夜扒掉一具尸体的棉袄逃走，拄着木棍走了十余天，才到信阳。
从南京到淮海，他至少七次抛下部队独自脱身。黄埔的同学、军法的审讯、家族的庇护，织成了一张护身网。当他最终漂泊到台湾开起面馆时，灶台上升腾的热气里，依稀还能闻到旧军队溃败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