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画坛，在这片以工整雅驯为主流的文人山水氛围中，却骤然迸发出一股墨气淋漓、情感奔涌的力量——那便是徐渭。
袁宏道《徐文长传》称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正揭示其艺术与生命之间的张力根源。
一、从生前寂寥到身后扬名，命运跌宕的徐渭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人。据《明史·文苑传》载，其“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九岁能文，乡里誉为“神童”。然而科举之路却屡遭挫败，自二十岁至四十一岁间“八试不售”，终身未得举人功名。家道中落、生父早逝、嫡母严厉、妻室早逝等一系列打击，使本就敏感孤高的徐渭“胸中磊块，酒浇不尽”。中年入抗倭总督胡宗宪幕府，代撰《进白鹿表》获嘉靖帝称赏，稍展才略；然胡氏因涉严嵩案倒台，徐渭惧祸及己，精神崩溃，竟至“锥耳折肋，九死辄苏”，更因疑妻不贞而误杀张氏，身陷囹圄七载。牢狱之中，他将绝望淬炼为笔墨，疯癫便成了他对抗世界的最后姿态。
陶望龄《徐文长传》记其狱中“益愤激无聊，所有尽斥卖，得钱辄沽酒”，而“作为诗画，往往深致悲郁”。
二、以狂草入画、以浓墨泼画，“泼墨大写意”的徐渭
徐渭最重要的艺术贡献，在于开创并完善了泼墨大写意花鸟画风。其画学思想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主张“心外无物”“画为心印”。他将草书的笔势、节奏与墨法融入绘画：葡萄藤如惊蛇走虺，荷叶似泼浪崩云；石榴、南瓜等皆以饱含水墨的笔触一次写成，运用破墨、积墨诸法，营造出墨韵氤氲、气势磅礴的视觉张力。传统花鸟讲究形似与气韵的平衡，徐渭却将疯癫注入笔端，以“不求形似求神似”的狂放，让水墨挣脱摹写自然的桎梏，成为抒发内心郁愤的直接载体——那些扭曲的枝蔓、淋漓的墨点，都是他灵魂挣扎的痕迹。
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葡萄图》轴堪称其代表作：墨渖飞动，藤蔓纠缠，题诗更直抒胸臆：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诗画相映，既是物象写照，更是自我生命的投射。徐渭曾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然后世却将其画奉为“青藤画派”源头，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乃至吴昌硕、齐白石等皆深受其影响。郑板桥曾刻“青藤门下牛马走”一印，以示敬仰。
清代戴熙《习苦斋画絮》评：“青藤白阳，一扫秾丽旧习，真写意开山手。”
三、人格反叛和美学追求，又狂又癫的徐渭
徐渭的疯癫，本质是人格的极致率真与美学的彻底叛逆。他拒斥温柔敦厚的士人形象，亦不屑于精工细丽的职业画风。其《杂花图卷》（南京博物院藏）以十余种花卉草木连缀成卷，牡丹以破笔写其秾艳背后的衰飒，菊石以焦墨凸显其孤高倔强，处处彰显“法自我立”的创作态度。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感叹：“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狂疾与囹圄构成了徐渭生命经验的两极：愈受压抑，愈要爆发；愈遭排斥，愈要张扬。由此，他将传统文人画的书卷气推向血脉偾张的情感强度，使写意不再仅是物象的提炼，更是主体精神的彻底释放。
结语
徐渭生前寂寥，身后却声名日隆。八大山人承其冷逸，石涛取其豪纵；齐白石曾叹“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美术史家陈传席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中称其为“大写意绘画的真正奠基者”，认为“后世凡作大写意者，鲜有不染指青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