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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际山、鲁山、大别山、凤栖山，是凤凰山和龟山曾经使用过的名称。凤凰山和龟山是今武汉市汉阳区东北部的两座山，东西走向，东瞰长江，南北并峙，凤凰山紧倚汉阳古城北，龟山距离凤凰山北约一里。即使较大的龟山也长不及公里、高不足百米，但因其二山历史上踞汉水入江之要冲，坐汉阳古城之倚靠，且与长江对岸的蛇山形成龟蛇锁大江之形势，扛起武汉双城夹江并峙一千六七百年（公元223—1898年）之重任，故而龟山和凤凰山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非同一般，其名称也几经变更。

汉阳晴川阁、龟山

翼际山，鲁山之前的古名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盖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这段话表明，在长江北岸，汉水与江水合流处有山，北魏时名叫鲁山，古名则叫翼际山。翼际山南侧有汉代的江夏郡城，三国时吴国占领并重筑江夏城，城中设置吴国江夏郡治。

关于翼际山得名，有人说以星分翼轸的星座而命名，虽不无道理，但笔者更倾向于一种形象性的命名：龟山、凤凰山两座山体，一大一小，东西走向，南北并列，垂直于长江西岸，长江视若蜻蜓躯干，两山则犹如左侧蜓翼。这种方式命名的还有却月城（一作“郤月城”，又名“偃月垒”），以其形似缺月，故名。

三国时翼际山更名鲁山

三国时，吴国占领翼际山江夏城，置吴国江夏郡。为了纪念鲁肃曾在此说服刘备联合孙权抵抗曹操，进而形成三国鼎立，占据并重筑江夏城之功，吴国在翼际山西麓建鲁肃祠，立鲁肃墓，翼际山更名鲁山，江夏城更名鲁山城，并置鲁山县，甚至汉水曾名鲁水，汉水入江口一名鲁口。

唐代始称鲁山为大别山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沔州汉阳县记载：“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李吉甫肯定知道他所指的大别山“北带汉水”与《禹贡》说的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相悖，但他没有解释，只是记载客观事实：汉水在鲁山北有入江口，且当时称鲁山为大别山。

此前大诗人李白在《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的《序》中就写有“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唐代所称大别山，甚至三国以前的古翼际山、三国以后的鲁山，均包含今凤凰山和龟山，双峰并峙，山名同一。如若当时大别山为龟山专名，而汉阳城所倚之山名凤栖山（今凤凰山），邻近郎官湖，那么，李白当写“刻石湖侧，将与凤栖山共相磨灭焉”才是。

自唐代始，鲁山被称为大别山，后世再讨论《禹贡》大别山在何处的疑问就少多了，但仍时有发生。清嘉庆《汉阳县志》“大别山”条按：前人对大别山“不实指其地，迨唐人始指为鲁山，后世遂有疑其附会者”。杨守敬《水经注疏》中说：鲁山“古无大别之名，自李吉甫言一名大别，而后人咸从其说”。显然，嘉庆《汉阳县志》和杨守敬也不认可鲁山就是《禹贡》所称大别山，但《元和郡县图志》说“鲁山一名大别山”，他们也无可奈何。

龟山北麓清代

“大别山”摩崖石刻

宋代将大别山析出凤栖山

凤栖山之名，未见唐代及以前任何典籍文献记载，直至宋代地理典籍始出现凤栖山，且将“凤栖山”置于“大别山”之前记载，因汉阳城倚凤栖山南麓，宋代汉阳城内设军、县两级行政机构。南宋《舆地纪胜》卷七十九汉阳军：“凤栖山，军治在凤栖山之阳，亦有凤栖阁。知军刘辟疆记云‘昔有凤栖于城隅之山间’，故名凤栖。”《方舆胜览》卷二十七汉阳军：“凤栖山，军治在其阳。刘辟强（疆）记：昔有凤栖于山，故名。”

在宋代地理文献和明代《汉阳府志》中，凤栖山排在汉阳所有山的第一位，若唐代有凤栖山之名，《元和郡县图志》不可能不记载。刘辟疆为北宋初汉阳军知军，可知“凤栖山”是北宋初为汉阳军城所依小山单独命名。

凤栖山得名后，大别山之名仍然保留，专指其北山，即今龟山。南宋嘉定年间汉阳军知军黄榦在《申两司筑城议》中陈述：“大别山去城中甚远，本军城之北又自有小山，……登大别之山，望汉阳之城，相去数百步”。

可见，宋代所称大别山与汉阳城北“相去数百步”，所指的是今龟山；唐代所指的大别山含今龟山和凤凰山，凤凰山“在县东北一百步”（从汉阳县署东北到凤凰山仅一百步），即为大别山。唐代所称大别山一山两峰，而宋代将大别山南峰另立门户冠名“凤栖山”，北峰独自享用“大别山”名。

乾隆《汉阳县志·县治图》汉阳城北凤栖山

明清人对“鲁山”一头雾水

凤栖山单独冠名，导致明清时人追溯汉阳山和汉阳城的历史时，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和错觉。

唐《元和郡县图志》等历史文献明确记载“大别山一名鲁山”，且鲁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南宋《方舆胜览》载：“大别山：在沔阳县东，一名鲁山。……《史本新经》云‘上有横江将鲁肃祠’，岂因是而名山欤？”但明清时人发现，鲁肃祠和鲁肃墓不在大别山，而在凤栖山西麓，于是，鲁山究竟是大别山还是凤栖山的原名？莫衷一是。

明嘉靖《汉阳府志》载：“大别，《禹贡》之山，其后或有以鲁山名者，要之一山耳。或云今凤栖山西有鲁肃庙，故以凤栖迤西名鲁山。然肃吴将，岂应吴时遽以名山？今观大别、凤栖，南北并峙，其间无他山，鲁山为大别别名无疑。仍存之者，纪误也。”嘉靖《汉阳府志》确信鲁山是大别山的别名，鲁肃祠（庙）是鲁山得名的缘由，那么鲁肃庙就应该在大别山上，但客观事实却是“凤栖山西有鲁肃庙”，人们依据眼前事实，“以凤栖迤西名鲁山”。

编修嘉靖《汉阳府志》的朱衣明知进入了一个误区，凤栖山山体本来就很小，怎么可能分成东西两部分各自命名呢？再者，“大别山一名鲁山”又如何解释？但他却不知其所以然，只能“记误”存疑。

明万历《汉阳府志》的编修者想解开这个疑团，便去“询之故老”，认为“别山两形，前为龟山，后为鲁山，其说近是”。认识到大别山有一前一后两个山体，算是有了进步，但“前为龟山，后为鲁山”，还是没能突破对全部真相的认识，对鲁山有失公允，对凤栖山也视而不见。《万历汉阳府志》编者评论故老“其说近是”，显然对这个说法将信将疑，无奈作为“鲁山”得名的历史物证在凤栖山而不在龟山，用全部凤栖山给鲁山一个名分，毕竟强于嘉靖时人“以凤栖迤西名鲁山”。

从明代以后，人们一直未理清大别山、鲁山、凤栖山的关系，以致混乱至今。清代，一方面称今龟山名大别山、鲁山，另一方面又说凤栖山迤西亦名鲁山，这种混乱一直延续着。

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汉阳府内记载：“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之右。一名鲁山，一名翼际山。……凤栖山，在郡治后。今郡城环其上。其迤西之山亦曰鲁山。”直至同治《大别山志》、《续辑汉阳县志》、光绪《汉阳县识》等，引述前志，对翼际山、鲁山、大别山、凤栖山的关系及其疑点亦未厘清，还是一头雾水，影响延及今人。

龟山、凤凰山，民间俗称立为正名

龟山之名始于何时，无考。宋明时期即有文学作品，将汉阳大别山喻为“神鳌”“巨鳌”。北宋太学博士彭天益《大别山》诗：

江汉西南万里来，

双流合处耸崔巍。

神鳌载得蓬瀛去，

金粟擎将世界回。

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散文《大别山》描述：“江、汉会合处,大别山隆然，若巨鳌浮水上。”《万历汉阳府志》记录民间语言：“别山两形，前为龟山，后为鲁山”，证明“龟山”之名早已在民间流传。

清末《水经注疏》说鲁山，“李吉甫言一名大别，……俗名龟山”。而“凤栖山”之名只适合文人墨客、大雅之堂，民间则称“凤凰山”通俗易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龟山”正式取代“大别山”，“凤凰山”取代“凤栖山”，体现了群众性文化、通俗性文化提升到主导地位。

但是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日益广泛的21世纪初，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翼际山、鲁山、大别山是龟山的三个曾用名，而以为凤栖山从来就是独立的山体、独立的名称，即使得知清嘉庆汉阳县令裘行恕在凤栖山西北麓发现并重修“吴汉昌太守鲁公子敬墓”（鲁肃墓）、光绪二十六年汉阳知府余肇庆重修“吴汉昌太守鲁肃墓”、1955年汉阳大道修筑时将鲁肃墓从凤凰山西北麓迁移到龟山的事实，也不愿相信凤凰山和龟山曾经共用翼际山、鲁山、大别山名称，因为找不到任何史料明确记载。

民国《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局部

综上所述，龟山和凤凰山原为一山两峰，三国以前古名翼际山，三国时更名鲁山，唐代易名大别山，宋代将大别山南峰冠名凤栖山，从大别山中分离出来，以致造成明清以来迷惑含混，贻误至今。今人只要了解龟山、凤凰山名称的历史演变，从“大别、凤栖自古就是两座山”的执迷中解脱出来，明确两点：大别山（翼际山、鲁山）在唐代包括今龟山和凤凰山，宋代至民国时期专指今龟山；凤栖山是宋代从大别山分离出来的名称，专指今凤凰山。这对于理解汉阳山水以及古城历史文化的诸多矛盾疑团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