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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岘，字见山，号藐翁，归安（今湖州）人，晚清著名经学家、书法家。他与吴昌硕虽无师徒之名，但有师徒之实。他对吴昌硕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昌硕在诗文、书画和金石上也深受其影响。
关于杨岘，吴昌硕《石交录》中有小传。这份小传颇为特别，即经过杨岘亲笔删削，故先将杨岘改定稿，整理如下：
杨见山名岘，自号庸斋，归安人。咸丰乙卯举人。为学博综汉唐，不读宋以下书。诗、古文皆俊洁廉悍，一洗凡近。少从长兴臧眉卿、长洲陈硕甫两先生游，潜心经学，《春秋》三传各有述。谓《周礼》难治，分别义类，成《名物制度考》数十巨册，兵乱尽佚。官吴门，以文学为仕流引重。顾不谐于俗，为当道论劾罢职。人咸咎观察藐上司，因自号藐翁。工八分书，自成一家。于汉碑遗貌取神，著笔欲飞，而古茂之气溢于楮墨。与余契合独厚，不以行辈为嫌。喜余篆刻，谓为近古，为作《诗序》及《印存》《芜园图》诸诗，余辄刓印报之。观察爱才好士，见人一善，称之不容口。交友有危难，拯救尤力。曾与嘉兴于辛伯源（生卒年不详）善。咸丰二年，红巾陷上海，或与辛伯隙，窜其名逆籍中，大吏捕辛伯甚急。辛伯欲逃，恐不免，举家号泣。观察时佐嘉兴幕，力言于郡守，愿以百口保之。辛伯卒脱于难，观察之力也。
吴昌硕的《石交录》曾请杨岘删削，并请他作序。序见《迟鸿轩文续》，并改名为《应求集》，而《石交录》之名则是源自谭献，这在杨岘《应求集序》中均有述及。而吴昌硕原稿见《石交录》稿本“杨岘”条下，有多条杨氏所改浮签。杨岘几乎将吴氏原稿全部推翻，仅保留少数几句，实则如同杨氏自撰。由此可见，吴氏所撰小传不能让杨岘满意。杨氏所删、所增，主要突出了三点：一是他的治学，二是他与吴昌硕的交游，三是个人道德品质。至于书法等艺事，学问之馀事也，在杨岘眼里实微不足为道，因此将其删削殆尽。
从这份小传中，我们不难发现杨岘、吴昌硕两人价值观上的差异，因此材料的选辑、笔墨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杨氏偏重于道德、学问，而吴氏着眼于艺事和性格的狷介。杨岘表现出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立德、立言”，而吴昌硕强调的则是艺术成就，反映了海派艺术思想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正是这种差异，导致杨岘大幅度删削吴氏所撰小传。
这里再就小传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稍作补充说明。一是杨岘的师承。他早年师从长兴臧眉卿。臧氏是严可均女婿，著有《春秋左氏古义》六卷。稍后杨岘又问学于长洲陈奂。陈氏是当时名儒，弟子众多，杨氏能厕身门下，当非寻常之辈。二是遭弹劾罢官之事。据《藐叟年谱》记载，光绪十年杨岘因“扬州讯案草率”被左宗棠降三级调用。三是杨岘早年与钱松、僧六舟等人友善，曾在西湖净慈寺组织“解社”，相互约定，专攻隶书。
关于吴昌硕与杨岘订交的时间，学术界有多种意见。一是同治十一年。林树中《吴昌硕年谱》系于同治十一年，其依据是王个簃《吴昌硕画选·前言》和吴东迈《艺术大师吴昌硕》。二是光绪六年。吴长邺《吴昌硕年谱简编》系于光绪六年，说吴氏“在苏州与杨岘订交，常以诗文就正，因钦佩其治学与为人，欲师事之，见山复信固辞，愿以弟兄相称。其后二十年间先生与之过从甚密，始终遵之为师长，敬礼不衰”。可惜没有注明出处，不知所据，朱关田《吴昌硕年谱长编》从其说，但也没有提供出处。三是光绪十年。顾工《吴昌硕与晚清吴门印学》文中较为含糊地系于光绪十年，即杨岘罢官之年。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吴昌硕与杨岘订交时间可以追溯到光绪六年冬。童衍方所藏钱松为杨岘所刻“千石公侯寿贵”印蜕，吴昌硕补款云：之六字仿专（砖）文，笔力雄健，初有款字，钱叔盖（钱松）为见山先生刻，后为伧父磨去，惜哉。庚辰冬，予购以赠，庆还珠焉。俊卿补记。
印款风格与吴氏相近，说明这不是一枚伪品。从吴昌硕尊称“见山先生”，而不是后来常用的“庸师”“藐翁”的称呼，此事很有可能发生在两人相识不久时。这样看来，吴长邺光绪六年之说也许更接近事实。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杨岘转赠吴氏何绍基手书“醍醐水乳，石墨琳琅”隶书对联会不会是杨氏回赠之物？就对联中杨岘落“庸叟”之款而言，应该是光绪十年前的事，因杨岘辞官之后才用“藐叟”之号。
是年以后，杨岘和吴昌硕艺术互动明显增多。光绪七年，吴昌硕为杨岘刻“迟鸿轩主”印，这是目前吴昌硕为杨氏所刻有年款印章中最早的一枚。光绪八年，杨岘为吴氏题张廷济旧藏器物拓本四种。光绪十年十一月，杨岘转赠吴氏莫友芝手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呼马应马呼牛应牛”篆书对联。杨岘赠此联是深有寓意的，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隐有艺术上取法乎上之意；“呼马应马，呼牛应牛”则与杨岘为吴氏《石交录》命名为《应求集》可以互证，含有鬻书、鬻画的“牛马生涯”的无奈之叹。
吴昌硕与杨岘订交过程中，杨岘女婿汪煦很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汪氏是吴昌硕挚友。同治十二年冬，杨岘赘婿汪氏于苏州经史巷；同治十二年冬至十三年间，吴昌硕寓居杜文澜苏州药市巷曼陀罗馆，因此两人的订交约在此时。从杨岘仕履来看，辞官以前的杨岘一直忙于仕务，即便吴昌硕有机会与之交往，也不会很频繁。但光绪五年杨岘闲居在苏，吴昌硕为捐纳之事曾有苏州之行，两人的订交时间提前到是年，也是符合情理的。光绪十年，杨岘辞官归里，吴氏在苏州候差，且又租赁其家，两人遂过从甚密成为忘年交。
吴昌硕为《藐叟年谱》所作跋语中有“赁居庑下”之云，可见他有租赁杨岘房子的经历。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笔者认为是光绪十二年十月三日至十三年十二月廿七日间，为时一年零二个月。详析如下：
吴昌硕租赁杨岘寓所的起始时间，根据吴氏《丙戌十月三日自谷树桥移居醋库巷上庸夫》诗，可知是光绪十二年十月初三，租赁的地点位于醋库巷。杨岘的醋库巷寓所于光绪五年购得，光绪十年杨岘罢官归里，正式做寓公。吴氏入住不久后，就在诗中提到该新居，如《瘦羊赠汪郋亭侍郎鸣銮手拓石鼓精本》中有“葑溪新居南园邻”之云。醋库巷正位于南园、葑溪附近。该诗的创作时间，正是光绪十三年的十月二十日前后。
《吴昌硕早期诗稿手迹两种》中《丙戌十月三日自谷树桥移居醋库巷上庸夫》手迹
在杨岘致吴昌硕的信札中也提到过租房之事，可以互证：
昨或租或典云云，弟以为租则押租二百，月租十番（或押租百番，月租十二），总可商量（或月租稍减），办理典恐不得价，如肯千番典八年，弟亦何所不愿？乞商之。如看屋，早晚皆可。两隐即问。
按上述可知该信札撰于光绪十二年，是商谈租赁的具体办法和租金。吴昌硕提出“租”和“典”二种方式。但从杨岘的口气看来，他是倾向于租。租金是押金二百，月租十元，或押金一百，月租十二元，二种方式任其选择，其间当然还有商量的馀地。最后，两人达成共识，吴昌硕“赁居庑下”作为安居之所。当时吴昌硕在上海浦东的松太牙厘局任职，因此杨岘也常常用租金让吴氏代购一些物品，如“尊处下月租资，仍购丸药为感”。由于该信札提到为《芜园图》题引首之事，查落款是光绪丁亥十一月，正是吴氏移居上海之际。另外，吴昌硕还曾为杨氏代购彩票，其费用应该也是从租金中出。
光绪八年春，吴昌硕举家从安吉迁居苏州。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吴氏尚不具备购置房产的能力，自然是以租赁为主，经常搬迁。如光绪十年（1884）三月，吴昌硕自南宫里迁居西亩（美）巷；冬，又迁居于柳巷之四间楼。十二年十月三日，又从谷树桥移居醋库巷上庸夫，租赁杨岘的寓所。由于柳巷和谷树桥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中间还有过一次从柳巷迁居谷树桥的经历。
关于“赁居庑下”的终止时间是光绪十三年，吴昌硕《将之沪上留别藐翁先生》诗可以为证：挥毫不暇懒，病臂肯辞僵。七十明年至，精神自在彊。谈经推祭酒，识字剩中郎。凿壁分灯火，愁余别草堂。坐上客无佛，人中公是龙。乾坤碍彊项，金石饱罗胸。白发秋逾落，名心老更慵。沧波回首处，明日在吴淞。
关于吴昌硕到上海的时间，据杨岘“七十明年至”推算是光绪十三年，这是吴昌硕首次寓居上海。吴民先认为吴氏此次移居上海的时间是光绪十三年秋冬，但根据沈汝瑾的描述，确切地说应该是岁暮，即《潘钟瑞日记》提到的十一月廿七日。移居的地方是位于上海浦东松太牙厘局附近。光绪十一年八月，吴昌硕到松太牙厘局任职，十六年吴氏调到严家桥牙厘局，工作性质没变。正是这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促使四十四岁的吴昌硕移居上海：一是免除两头奔波之辛劳；二是一家团聚，更何况施酒此时身孕在身，需要吴氏的照顾；三是在上海吴氏不但有杨伯润、任颐、吴滔等书画界的朋友可以切磋画艺，而且其本人也挂单鬻印。
在与杨岘为邻的一年，宾主相得，极尽风雅。如吴昌硕诗云：晨钟未报楼阁曙，墙头扶出玉兰树。南邻老翁侵晓起，持赠一支带晓雾。卷帘遥望忽却步，疑来蜀后宫中遇。贞白无惭静女姿，浓薰乍觉芳兰妒。妻孥指点画不成，明月欲满光难铸。感翁惠重索我深，借使春风开绢素。老梅雪落垂柳金，子云宅畔春无数。愿从日日花下游，一日看花三百度。
由于吴昌硕是光绪十二年十月移居醋库巷与杨岘为邻，十三年十二月又移居上海，所以此诗创作时间必在十三年春。玉兰花盛开，杨岘折一枝赠与吴氏，聊作清供，文人风雅，由此可见一斑。
光绪十三年以后，吴昌硕偶尔回苏，下榻之处仍在杨氏迟鸿轩，这在其书画、篆刻作品中屡有提及。如光绪十四年九月吴氏为徐熙题《吴大澂画册》云：“戊子九月，客杨氏迟鸿轩，昌石吴俊。”十五年九月为顾宝书作书画扇面款云：“己丑九月，小住迟鸿轩。吴俊卿记。”是月十四日为顾潞作《菊花图》款云：“茶村大哥命画，并录旧作补空，即蕲两正。己丑寒露节，昌硕吴俊记于迟鸿轩中。”十八年自作《钟馗图》款云：“壬辰正月，客迟鸿轩，游戏作此，藐师以为古意可掬，题句宠之。吴俊卿记。”同年元宵节为杨氏刻“寓庸斋”印款云：“壬辰元宵，小住迟鸿轩刻此。俊卿记。”十九年，杨岘为吴氏《山水八纸》题跋中有“癸巳秋七月下榻敝斋”之云。二十一年十月吴氏临天一阁本《石鼓文》款云：“时乙未十月，客迟鸿轩，臂痛大作，腕力未能独到。昌硕吴俊卿。”为顾潞题顾沄所绘《湘江梦幻图》款云：“时乙未十月，客迟鸿轩，弟俊卿。”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八年。
吴昌硕与杨岘之间，虽无师徒之名，而有师徒之实。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定论。吴东迈在《艺术大师吴昌硕》一书中，曾引用过一封杨岘致吴昌硕信札，原件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根据其内容，笔者将其定名为《弟兄札》。此札虽引用较多，但均为节录、转引，故不避其繁，全文赘引如下：
惠函敬悉。如此称谓，未免太俗。拟仿从前沈仲复与藐订交之例，彼此赠物，即俗间之换帖也。犬马齿差长，藐僭称兄，君即吾弟。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一言为定，白首如新。君愁笔墨堆积，愁入款之多也。自君去后，藐日日手谭，虽不大负，然而浇用实繁，亦以为愁，愁出款之多也。出入相较，君毋乃愁非所愁邪。拙联竟为青全、邕之两君争购，两君皆善书者，岂拙书真工邪？恐不然矣。考据词章，宋以后皆走容易一路，江河日下，无可与争。居今之世，但求如惜抱轩文从字顺亦足以豪，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未必惜抱轩真擅胜场。且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惜抱，恐并惜抱不及耳。譬诸学画，君学伯年（任颐），仍搜访天池、八大、苦瓜诸古迹，即此意也。君以为然否？即颂秋祉。如兄岘拜状。十七日。
关于此札撰写时间，从信中“自君去后，藐日日手谭”及鬻字的种种迹象而言，应是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吴昌硕迁居上海之后。罢官闲居在家的杨岘，由于缺少谈伴，因此日日以手谭（下围棋）作为消遣。再从“自君去后”的语境来分析，确切时间很有可能是光绪十四年秋（农历七、八、九三个月）的十七日。
信中杨岘还以绘画为比方，建议吴昌硕要“取法乎上”。他说，吴氏虽然从任颐那里学到了绘画技巧，但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则需要师法徐渭、八大、石涛等人的“古迹”。另外，在书法上杨岘也是这样建议吴氏的，不要局限于邓石如，而是要追本溯源。如杨岘跋吴昌硕所藏《明拓石鼓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石鼓文曾获平津馆藏本，今归合肥李新吾郎中，后又见钱唐陈遇安（生卒年不详）太学藏本，与此而三，皆明拓之佳者，古香满纸，迎人欲笑。近时苏州汪柳门（鸣銮）宫詹以罗纹纸精拓，亦颇可玩，但乏旧气耳。余尝论三代以上篆势皆圆，至汉而方，至唐而长。怀宁邓完白山人号为本朝篆书第一，其实学唐而逞姿态，非篆之正趋也。或曰：“时尚也”，则应之曰：“时尚真书，何必篆？”学篆不师古，犹学制举艺，但作墨裁，而不读先正名文，虽工奚贵。昌公篆法探海星源，必不以余言为谬。
杨岘说邓石如篆书虽然有“本朝第一”的称誉，但实际上是取法唐人，“非篆之正趋”。众所周知，吴昌硕篆书正是从邓石如入手，后来改为专攻《石鼓文》，与杨岘的当头棒喝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还有一次，吴昌硕曾对杨岘提及乡前辈张度的书画，杨岘在致吴氏信中云：叔宪篆隶行书皆奇逸，胜藐（杨岘）多矣，然只如冬心、板桥，别成一家，它日必传，然非正轨。藐之为此言，人必不信，百年五十年之后，自有定论，非徒以口舌争也。冬心在板桥之上，叔宪可敌冬心，若板桥瞠乎后耳。
张度，字吉人，号叔宪、松隐、辟非老人、抱蜀老人、无意识界老衲等，湖州长兴人。工篆隶、山水、人物，古雅厚重，有金石气。张度与吴昌硕、杨岘均有交往。
杨岘与吴昌硕性格相近，爱好相同，因此两人多有共同之语。如检两人的诗文集，唱和之作非常多。杨岘学问淹博，同时又擅长书法，为吴氏藏品以及自作书画作品题跋甚多，而吴昌硕则报之以篆刻，存世印蜕多达43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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