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在《再致鄂中僚友》信中，第六条提到，“闻夷船已到汉，是何情状？何日下去？可专人于水次报之。”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写了一个有关胡林翼与轮船的段子：“楚军之围安庆也，（胡林翼）曾往视师，策马登隆山，俯视安庆，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不足平也。’复驰江滨，见二洋轮鼓轮西上，快如奔马，疾如漂风，其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死于军中。”
这当然是段子而已。
实际上， 1858 年溯扬子江而上，直到汉口的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震怒号 Furious”。
“震怒号”是一艘载有十六门火炮的明轮蒸汽船， 1850年8月26日（道光三十年庚戌七月十九日）下水。此次扬子江之行的舰长是谢拉尔德·奥斯本 Sherard Osborn。当然，最高长官是英王代表额尔金勋爵 Earl of Elgin。
HMS Furious
战时的安庆江面，并不太平。什么“二洋轮鼓轮西上，快如奔马，疾如漂风”，多半是薛福成的想象而已。“震怒号”经过安庆时，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 11月 26日（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午
我们又一次尝到了令人可鄙的中国式交火。
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我们途经安徽省的省会安庆——这是起义军占有的最后一个据点（有人向我们如此保证说）。正当我们接近一个有雉堞围墙的佛塔时，我们遭到两三次开火。我们觉得有必要加以还击。于是，就猛烈轰击了十分钟左右。之后，我们慢慢驶离城镇。还好，没有再遭到攻击。
我们来到江面一冷僻处时，那帮蠢货竟然胆敢在此向我们开炮。我们也只好 第二次投入战斗。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正因为如此，与他们作战，颇令人感到遗憾。我想，他们也没有多大伤亡，有必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别再来招惹我们。
奥斯本船长在高处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
清朝官军（大概是想趁我们就在附近）正从陆路向城中挺进，但进攻规模不是很大（这很可能就是多隆阿与鲍超的部队，他们二十五日才从安庆退至太湖二郎河）。那帮清军照例是挥舞旗帜，乱蹦乱跳。我们一开炮，那帮守在塔里的起义军就从塔里逃了出来，和清军展开了肉搏战……
下午六时
在东流城（此时应该是杨载福驻扎在此）附近下锚，该城濒临江边，景致宜人，四周围有城墙。又红又圆的太阳像个火球，在一片雾霭中缓缓落下。那引航员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精力最为充沛的一个他什么都想知道。和日本人一样，他也有去英国的打算。他是我们在’吉阳’时，从中方一海军军官那里借用来的。清廷派来的海军大臣（我怀疑就是杨载福）传唤他时，李泰国也在场。
那引航员一到，立刻双膝跪下。那大臣命他和和我们一起沿江而上，给我们引航。
‘国事当前，’他回禀道，’如若大人有命，小人自当服从；然而回禀大人，小人家中尚有老母和妹妹，小人此去，望大人吩咐，予心照拂。’
那大臣回说：’不在话下。’
‘如此，’那引航员答道，’则小人随时准备出发。’
二话没说，他就和李泰国乘上小船，朝我们舰只划来。下了小船，就来到我们舰上。
11月 27日（十月二十二日），早上八时
出发时一切尚好，但雾重（我想起了金牛镇的大雾），只得等它散去，才能继续前行。
那引航员昨晚在东流镇上了岸，回来时前额刮得干干净净。我问他，我们的人来了，当地人是何反应。他回答说，他们很怕我们会向他们开火，所以开始时他们颇觉忐忑不安；但他告诉他们，外国人待他很友善，且不与起义军为伍。听说此言，他们随口说了声’菩萨’……
11月 29日（十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
今天上午舰船开得离江岸很近。我看到沿岸一带的农庄上，牲畜比其他地方都多，大多是用于农耕的水牛；草地上，常常可以见到牧童坐在水牛背上，以防牛走失。
晚六时——我上岸消磨了一段时间，和几个农夫聊了会儿天。其中一人告诉我们说，他大概有三英亩土地（大约十八中国亩），每年的收成，约有二十担（约合一又三分之一吨）豆子或者谷物，共值大约四十块鹰洋。要交的赋税，大约四分之三鹰洋（税率 1%，这赋税真的不高。按日记行程计算，这应该是江西彭泽或湖口境内，湘军收复已经一年多）。村子里有座学堂，到这学堂读书的孩子，每年得交两块鹰洋的学费。许多人家都没钱送孩子上学。
我们走进另外一家农舍。这间农舍是用芦苇直接建在光秃秃的土地上的。在一个屏风遮挡的壁凹里，两个年轻人中间点着一盏灯，正躺在地上抽鸦片。
根据资料，我们现在所到的水域，没有英国人到过。阿美士德伯爵 Earl Amherst从我昨天提到的航道，去了鄱阳湖，而后直下广州。我们则是沿着长江而上。古怕察（ Evariste-Ragis Hue，法国遣使会教士， 1839年来华传教）也走过这条路线，但他走的是陆路。
……这里我些山被沙层覆盖，看上去像埃及的沙丘。这里的夏天洪水泛滥，冬天飞沙走石，居住在这里，恐怕也很难说得上十全十美吧。
正午
又下锚了。前文看得到九江宝塔（即九江回龙矶上的文峰塔），这是我们出发时定下的地标之一……我们已不期望我们的中国引航员能帮上什么忙了。几次纰漏，已让他心灰意冷。
今天，我们说他特别推荐的一个航道根本无法通过，他大叹道：’水就跟人一样，今天在这里，明天去那里，谁又说得准啊！’（我估计这个航道应该是梅家洲那一带，航道确实几乎每年都有变化）——当你的引航员秉持这种态度，真是鼓舞人心！
晚五时——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找到一条航道，旋即飞速开向九江。
从江上看，九江府气势不凡，城墙方圆五里，且未见多少损坏。我三点上岸。城墙内却如此荒凉啊！这里似乎要比镇江府更饱受摧残。一条长街，穿过苇草弥漫的断壁残垣。我们问当地居民，他们回答说，都是反叛分子所为。最好的房子，我们只在城郊的郊区见到。
此城住民从未见过西方服饰，我们自然显得怪异。但和往常一样，他们秉性淳良，和李泰国言谈甚欢，对于李泰国的笑话，更是不吝笑声。
我们补给了一些军需。我们身上只有墨西哥银元，第一家店里的人不要，因为他没见过这些东西。李泰国告诉他：’那到船上来，我们给你银锭。’人群中有个百姓对身边的人说：’你看，他们一点都不蛮横，不会硬让你收他们的钱币。’
中国人有这样的优点，就是能一下分辨出有道德的行为。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民族，会一直被残忍和暴力所奴役。
12月1日（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时三十分
刚刚下锚。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向左侧急转，看到一片红色沙壁，延伸到远处蓝色高山。
自从离开反叛军占领的区域之后，河面上一直都布满了小帆船。还不时看到插满旗帜的中式帆船，船首是锃亮的铜炮。景象是好看了，但航行亦愈发艰难。前方的炮舰一直发出’3’、’4’和其他各工令人焦虑的旗语，比如’准备下左锚’、’减速’、’速度降至最慢’、’掉转’，以及各式调整之后的’下锚停船’。
晚六时——除了须往回走一小段之外，还开过一个很浅的水域。但自那之后，我们开得轻快，直朝着下午描绘的群山进发。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将至山下，便向右转，左侧是山峦，右侧是武穴县，落日毫不减色，将余晖洒在这片我见过的最美的景致之上。
河岸还是人头攒动，来见识这突然出现的蛮夷火船。山川好似从水中升起，让我想起苏格兰的’卡钦海峡’。
我们今天走了三十五英里（一天大概五十六公里，因此，薛福成说什么快如奔马，当然是胡乱撰写的段子），但我估计，还有约莫一百英里要走。
12月2日（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早上十一时
今天上午收获颇丰。右岸也山峰迭起（大别山脉），和左岸相仿。灰石山上冷杉成林，我们船行其间，水深浪平。大概开了三个半小时，真让人恍惚间觉得身在苏格兰高地的海峡风光之中。
有不少小船散在湖中，有礼貌地开往左右，给我们让路。大概十点，我们过了群山，不久便接近蕲州。看到百姓似乎在迁移，因为其中不少小脚女人带着家用物件，沿着河岸，蹒跚前行（大概就是因为三河之败，桐城复陷，老百姓开始逃难）。
一条中国船靠近我们，船上的官员告诉我，总督派遣他来致意（这个总督，就是官文）。他还说反叛分子就在不远处，城里百姓怕他们攻城，所以在逃跑。他补充道，清军有大队骑兵驻扎在附近，会阻止居民如此大量出逃。后有叛军，前有清兵，百姓是有的享福了。
最好的消息，是我们离汉口只有五十里了。我希望事实就是如此 ，因为尽管爱游历探险如我，也迫不及待地想早日掉转船头回程。
……
12月6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下午三时
汉口。我们离开上海刚刚好是四周之前。这艘船离海岸该有六百英里了。对于如此 庞大的船只，这个成就恐怕是突前的。
我们到了中国的贸易心脏。乍见之下，对汉口的规模还是有些失望的。我们在汉江的河口停泊。汉江两侧，分别是汉口和汉阳，都在长江以南（应该是笔误，在长江以北），隔长江与武昌府相望。传言说三城有人口八百万，在我看来，是容纳不下的。望去倒是生机勃勃，我们周转船只成百上千，岸上更是人海一片。我的船员们都上岸了。我想明天早上进城，到时街道该不会如此拥挤了吧。
12月7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三日），下午四点
汉口散步归来。和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很多地方相仿，汉口也快给反叛分子损毁殆尽了。不过，它在很快地恢复，各种贸易随处可见。和中国大部分地方相比，这里的街道要宽些，店铺更大。
昨天，’洋人’登岸之后，就有多事的中国随从，寸步不离。当地人当然按捺不住要见识一下洋人，却被他们用竹器赶开。如此行事，无非就是不让我们和民众接触。为了不让他们得逞，我在汉口对岸的汉阳上岸，首先就爬上一座小山，上面有个堡垒。在那里，汉口、汉阳、武昌三城一览无遗。虽然隔着雾气，我们依然可以断定，关于三城规模的报告，必然是夸大的。一些中国仆从想要跟我们一起步行，马上被我们支开。看够了之后，我们便下山，乘舢板渡河，进入汉口。
在汉口，我们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有一群中国人一直跟着我们。不过，他们还是相当礼貌得体的。
有人传话给我说，最好不要去武昌。我知道湖广总督就住在那里。于是，我就去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明天就去拜访，随从我会能带多少，就带多少。
这些中国人愚昧不堪。尽管我极愿与他们交个朋友，但他们有时候简直让人无法忍耐。他们正在用尽一切办法，不让我们和百姓交涉：不接受我们的钱币，送给我们各种补给，等等。我把这些礼物都一一送还，并且告诉他们，补给我是需要的，但是我要自己购买。
12月8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四日），早上十一时
总督遣来官员，说拜访最好是延至明日，好让他们做好准备。
表达善意上，他自然是不惜辞令，但有些小地方，还是让我不得不强横起来。比如，’你不能坐八人抬的轿子，这在武昌没有先例。’’整个城里也找不到三十台轿子这是我们报给他们的数目。’我的回复便是：’额尔金勋爵不会少带一个随从，看着办。’自然而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跟他说，昨天我们一些人被挡在武昌门外，我们非常愤慨。他又说今于最好我们也不要去武昌，明日一切都会安排停当，等等。一席谈话，我可说是恩威并施。之后，那官员（好想知道是谁）便去回复他的上司了。之后，补给便不绝地运至船中。
简单地说，一旦当权者不横加干涉，民众对于做买卖是求之不得的。
晚六时
我又在汉江边上散步 良久，和昨天走的是河的同一边。沿着一条跟汉江平行的线路，我们穿过了整个汉口。一共走了大概两英里。不过，主要都是沿着一条两侧都是废墟的街道。
我们乘了一个舢板沿汉江而下，旁边都是形状各异的帆船，装载的货物，也五花八门。我们在河口的汉阳一侧上岸，然后步行去汉阳。
汉阳郡是个府，也是武昌府的政府所在地，有城墙。城里曾有些像凯旋门一样华丽建筑，现在只剩些残骸了。看得出，这里曾是一个重要城镇。可惜，反叛分子不知善待它。
12月9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五日），下午四时
今日多雨，事务长跟我抱怨，昨日购置物品又遇诸多麻烦，煤也未如事先说好的送到船上。我想，还是要继续蛮横一些，才能消减不便之处。所以，当总督派人来说，他们已经可以接待我时，我让威妥玛和李泰国去通告他，天气太差，不宜上岸，而且抗议在买卖上中方的种种刁难。
他本人出面，大方接待了他们。他说他去过广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月，官文出任广州汉军副都统），对我们相当了解，如果当时他在，绝对不会允许叶名琛那样行事；还说，早年间，清政府不讲道理，后来，我方（指英方）也未免过分；今后双方行事，还是要合情合理，我愿意在权责之内，尽力相助；一旦开埠，也将不遗余力，发展贸易，加深相互了解。
简单来说，他讲话还是明白事理的。但如果不是让他有所顾忌，极有可能他就会闭门谢客了。
不论如何，这件事再次证明，只需用一点策略，再加一点强硬的态度，对付中国人是多么容易。现在，像煤和面粉这样的货品，上船之快，已几乎让我们应接不暇。
12月10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六日），晚六时
一早天气晴朗，所以我送去总督府信息说，如果他愿意接待，我将在下午两点登门造访。
我们的出行，可谓壮观：前往和回程，均鸣放礼炮；一共有 80 名海军水手护卫，再加上 30 顶轿子，浩浩荡荡。
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and 12th Earl of Kincardine，这是 1860 年进入北京
我们在武昌府里穿行了大概有一英里。总督和他的随从，者身着上好的制服迎接。仪式照旧，在客厅里啜茶而谈，而后，在另外一个房间有丰盛的酒席。虽然仪式相仿，但今天接待之奢华，中国官员之殷勤，食品之精美，我在中国还是从未遇到的。
总督仪表堂堂，举止也不像其他中国官员一般造作。他是满族人。我们坐在一室之首，因为屋子里挤着百把人，想要交谈并不容易。而且，本来已经无话可说，更何况此无话之话还需翻译。不过，仪式进行得很顺利。结束之后，我取下绶带、勋章，在汉口微服闲行，买了些茶叶。武昌看去城池不小，房屋和街道也好，只是也被反叛分子肆意摧残。船上的补给都快就绪，明晚有望起程。
12月11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晚六时
今天总督回访。我们给他最高礼遇。四艘船都行登桁礼，每船均鸣三响礼炮。今日天气迷人，总督到来的场面也很惊人。他的船像罗马的三列桨船，由六舟拖行，上面数不尽的各色三角旗帜。沿河岸一路排列着整齐的骑兵和步兵，护送他从城门到登船之处。他们的制服和兵械都很古老，但也都不失华贵。
湖广总督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出现时的显耀和气派，我之前在中国都未曾见过。我带他看了船，还设宴、照相，如此这般接待他大概超过了三个钟头。
他离开之后，我在武昌上岸，在城内走了很久。因为我们不是从正门进城的，侧门守卫欲加阻拦。我们坚持要进，他们只得放行。
武昌很是可观，大小大概和广州相当，只是到处很破败。明天六点，上帝保佑，我们可以回程了。
我提一件事，你可大致知道武昌是怎样一个城市：我们走到这个城墙包围的城市的中心，在一个小山上，竟然抓到了两对雉鸡……”（《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
此时胡林翼正在益阳。我很好奇，如果胡林翼在现场，额尔金会有什么样的印象？#额尔金与震怒号